李商隱詩歌《蟬》中的第四句為什麼被譽為神句？

李商隱是晚唐詩壇一顆璀璨的明星，他的詩作以善於用典、巧於比興著稱。其中，既有“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的深情厚誼；也有“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溫柔繾綣。

然而，也因為他的詩用典含蓄，寄託深遠，許多典故往往晦澀難解，諱莫如深。元好問因此感慨道：“

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河南沁陽人。他出身於沒落的貴族世家，幼年喪父，生活貧苦，年少時，為了貼補家用，曾替人抄書掙錢。十六歲時，他受到令狐楚父子的賞識，在其手下當幕僚，二十五歲時，又在令狐家的幫助下中了進士。令狐楚去世後，李商隱娶了令狐家政敵“李黨”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女兒，因此被令狐楚之子令狐綯視為忘恩負義，從此在牛李黨爭的夾縫中，在晚唐波譎雲詭的政局裡艱難圖存，四處遊宦，一生抑鬱不得志，最後潦倒而死，年僅四十七歲。

李商隱寫詩從學別人開始，既學漢魏、齊粱，也學杜甫、韓愈，他在寫詩時把參考書擺成一排，就像水獺吃魚如祭品一般，稱作“獺祭魚”，後來寫得精了，也就自成一家。李商隱的詩作大多以自吊身世為主，詩調哀婉悲苦，但也有不少憂國憂民，諷刺時事之作。他擅長以微小的事物入詩，在吸收前人作品的基礎上別有創新，他所寫的詠物詩風格獨特，型別多樣，是唐代眾多詠物詩人中的佼佼者，劉學鍇先生也因此評價他：“這百首詠物詩型別多樣，成就各異，其中尤以託物寓懷之作最具個性特色，且對古代詠物詩的傳統有明顯發展。”

在李商隱傳世的570多首詩作中，涉及“蟬”的詩歌共有16首，在他的眾多詠物詩中所佔的比例並不大，但他所作的詠蟬詩，構思新奇，體物精當，卻是詠物詩中的佳作。蟬，以其居高不食，餐風飲露，與世無爭的特徵，自古以來被文人墨客賦以高潔或悲苦的形象，用以標榜自身的高潔遠致，或抒發自身悲慘的際遇，唐代的詠蟬詩中，虞世南的《蟬》、駱賓王的《在獄詠蟬》和李商隱的《蟬》都是詠蟬詩中的佳作，號稱唐代文壇詠蟬詩中的“三絕”。但由於三人所處時代和所經遭遇的不同，三首詠蟬詩所表現出的情感和風格又各不相同。清代的施補華在《峴傭說詩》中說道：“三百篇比興為多，唐人猶得此意，同一詠蟬，虞世南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是清華人語；駱賓王’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是患難人語；李商隱’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是牢騷人語，比興不同如此。”

有學者考證，李商隱的《蟬》大致作於大中五年（851），當時他因幕主盧弘正病逝而罷幕，後來轉投東川節度使柳仲郢的幕中，他的愛妻王氏此時也已病入膏肓。詩人困頓半生，輾轉流離，偶然間聽到蟬聲悽切，難免感時傷世，哀及自身：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

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

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

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詩的首聯“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以蟬鳴起興，蟬棲高枝，餐風飲露，難以求飽，雖然不甘於此，恨聲長鳴，但終究是徒勞無功，這正是詩人身世的自喻，自己品格高潔，恪守正道，但到頭來也難以得君行道，雖然心懷憤懣，奮聲長鳴，最終也如蟬鳴一樣徒勞無功。

頷聯“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詩人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怨聲之情，五更深夜，寒蟬悽切，悲鳴之聲卻斷而不絕，但周圍的碧樹卻依舊無動於衷，青青故我，這正如詩人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雖然自己一再奮力疾呼，卻始終得不到當政者的重視。其中的“一樹碧無情”簡直是神來之筆，“蟬飢而哀鳴，書則漠然無動，油然自綠也。樹無情而人有情，遂起同感。”清初詩人朱彝尊讚賞道：“第四句更奇，使人思路斷絕。”沈德潛在《唐詩別裁》中更是評此聯為“取題之神”。

詩的後四句轉而自寫，頸聯“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其中“梗猶泛”、“故園”都是化用典故，說自己官卑職小，如梗泛漂泊，常年客居他鄉，想要回歸田園時，故園卻已是荒草叢生，欲歸不得了。寥寥數字，詩人落魄江湖，遊宦他鄉的孤寂無援之情躍然紙上。

尾聯“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詩人將“君”和“我”對舉，蟬的形象已被擬人化，蟬聲自鳴，本無感情，詩人卻認為這是蟬對自己的警醒，自己和蟬一樣都是身世飄零，居高自鳴且高潔遠致之人，蟬和自己正是同病相憐的同道中人。首尾兩句遙相呼應，章法嚴密，詩人的身世際遇和悲憤之情在這一蟬一我中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