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棄守涼州爭議始末

自東漢立國到滅亡，分別在光武帝、安帝、靈帝時期，爆發了三次關於涼州棄守的論戰。棄守雙方異見橫出，駁議不斷，背後有著各自的理論依據和文化支撐。從當時朝廷關於涼州棄守雙方的意見內涵，有助於我們瞭解涼州在漢代的政治地位，也有益於理解漢代的文化傳統。

敦煌壁畫上的張騫出使西域圖

光武十二年的棄守涼州論戰

東漢年間第一次棄守涼州的討論發生在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年）。西漢末年，因王莽改革失敗，漢王朝陷入了內鬥之中，無暇顧及邊城之事，羌人趁機佔領了金城等地，“自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為虜有”。面對日益強大的羌人，以休養生息為國策的東漢帝國選擇息事寧人，不欲發起爭戰，準備放棄這些常年受到羌人襲擾的郡縣，據《馬援傳》載：“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金城以西，即敦煌、酒泉、張掖、姑臧等地，因其距離帝國十分遙遠，中央對其的管控力微弱，叛亂時有發生，故當時漢準備放棄這些地方，將重心放在鞏固內郡的統治上。

西漢帝國初立時，面對割據自立的南越尉佗，漢高祖採用的策略就是承認其統治的合法性，“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高祖放棄統一南越的緣由是“為中國勞苦”，戰爭對漢帝國的民生影響太大，不利於帝國生機的恢復。

漢元帝時期，珠崖郡叛亂不定，漢元帝召叢集臣討論，準備派遣大軍，討伐不臣。此時司馬遷的外孫賈捐之站出來，寫了一篇《棄珠崖議》的奏疏，漢元帝看完後，總結歷代攻伐周邊不服的原因是因為君王的私心作怪，“羞威不行”。而討伐必然造成民不聊生，個人的榮辱與社稷的重擔相較為輕，“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因此決定放棄珠崖，讓其自治。當時的士大夫階層熱烈謳歌賈捐之與漢元帝的棄崖珠之舉，如匡衡說：“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揚雄曰：“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匡衡、揚雄等人認為虛耗中國的財力去維護珠崖的統治，是以“介鱗易我衣裳”，所以棄置珠崖是維護九州百姓利益之舉，是走向天下太平之路。

漢成帝時，大臣杜欽繼承賈捐之的態度，接連上了《說王鳳處置夜郎等國》《說王鳳絕罽賓》等文章，反覆宣揚“宜罷郡，放棄其民”的觀點，勸諫當時掌管朝政大權的大將軍王鳳，放棄對帝國周邊的夜郎、罽賓等地的管理。

漢光武帝時，則發生了一次棄置西域的論戰。當時的西域不堪匈奴的壓迫，派遣使者前往洛陽覲見光武帝，希望光武帝能夠將西域納入保護範圍。光武帝因為漢朝初立，國家實力沒有恢復，不願意去管周邊之事，就拒絕了西域內屬的要求，“建武中，（西域）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

面對猶豫不決的光武帝，時任隴西太守的馬援上書力諫不可，理由有二：一是當地的城池高大，防禦性較強，且經濟生態較好，足以自給，不需要朝廷資助，“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歷代的邊境之地被放棄，一大原因就是因為邊境的經濟不行，需要中央政府持續性的供血資助。

因邊境是不毛之地、無用之處而將其置之不理的觀點淵源有自，李斯諫諍秦始皇征戰匈奴時的理由便是“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韓安國也說匈奴是“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無論是開發西南夷，還是置郡蒼海、朔方，公孫弘的態度都是始終如一地反對，“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在公孫弘的認知中，漢武帝新開闢的領土都是無用之地，其百姓都是無用之民，不值得中國消耗力量去開發、去征服。

這種見解貫穿於有漢一代。簡言之，漢帝國作為一個以農耕文明立國的政權組織，其秩序結構的核心是耕地與農民，邊境之地的水土由於自然條件與生產因素的限制，不能被帝國吸納作為耕田，而遊牧之民隨水草而居的生活狀態，也難以令帝國進行有效地管理，因此才有不毛之地、無用之民的認知視野。

馬援反對棄守涼州的第二個理由是倘若羌人佔據這些放棄的地方，則會危害著朝廷的腹心之地，“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西晉江統的《徙戎論》極具遠見之明地指出將遊牧民族徙入內地，會造成不可預料的災難，“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擾，暴害不測”。不久之後爆發的五胡之亂，即是《徙戎論》的註腳。整個東漢綿綿不休的羌亂，也跟羌人遷徙至內地有著直接的聯絡。

對於馬援的建議，光武帝欣然接受，“帝然之”，選擇固守金城及其以西之地。並且根據馬援的意見，“設定長吏，修繕城郭，建築塢侯，開鑿水渠，勸民耕牧”，就這樣，第一次棄守涼州之議不了了之了。

漢墓磚畫上的漢軍士兵圖

安帝永初四年的棄守涼州論戰

第二次棄守涼州的討論發生在漢安帝永初四年（110年）。永初三年，羌人大舉進攻涼州，涼州各地的守令“並無守戰意”，並且齊力上表中央，建議朝廷將邊境之民遷往內郡，“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對於各地守官的要求，“朝廷從之”，於是朝廷將河西四郡的百姓徙往關右。在這種情況下，時任謁者的龐參撰寫了《奏記鄧騭》一文給當時掌管朝政的大將軍鄧騭，文中在詳細分析了涼州的現狀後建議帝國放棄涼州，鄧騭讀完後深以為然，便將此事放到朝議上討論，於是，“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併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

龐參主張放棄守涼州的第一個原因是就現實利益來說，勞師遠征的花費過多，代價太高，所謂“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取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奏記鄧騭》）龐參詳細列舉征伐涼州羌人對百姓既有生活秩序的戕害與毀壞，“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帝國對涼州羌人的討伐，會給帝國百姓帶來無盡的傷痛，給帝國帶來極大的經濟損耗。

在傳統中國觀念中，京師的地位高於內郡，內郡的地位高於邊境，如果為了管理邊境而疲累內郡，那是不值當的。如西漢末期的嚴尤評點歷代征伐匈奴的事蹟時說：

當週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徵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

嚴尤點評的基礎立足於征伐所造成的物資消耗力度，周宣王對待夷狄的方法是“驅之而已”，消耗最輕，可為中策；漢武帝對待夷狄的方法是“選將練兵”，致使“中國罷耗”，消耗其次，已為下策；秦始皇對待夷狄的方法是“不忍小恥”，導致“中國內竭”，則被視為無策。嚴尤認為帝國政府的首要目的在於保障百姓的生活，提高群眾的待遇，而不是消耗民力去做討伐周邊等無用之事，“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龐參主張放棄守涼州的第二個原因是就未來收益來說，涼州之地乃不毛之地，得之無益，失之無害。龐參《奏記鄧騭》曰：“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強；多田不耕，何救飢敝！”龐參以為對涼州的管理和開發不能給帝國帶來相對的經濟利益，不如放棄為好，這種觀點是傳統棄地理由的延續。

鄧騭召開公卿大臣討論龐參的意見，結果是“議者鹹同”，龐參之議得到了朝野廣泛的認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在四年前曾爆發過一次“棄西域”的大辯論。據《後漢書·西域傳》載：“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西域被帝國放棄的緣由，即在於其“險遠”，管理控制的成本太高，司隸校尉崔據曾說：“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此次主張放棄守西域的人裡面，龐參就是其中一個堅定的支持者，“參前數言，宜棄西域”。有著“棄西域”的歷史依據和史實典故，朝廷上下繼而想棄涼州也就是順理成章了。

面對朝廷上下對棄守涼州決議的贊成，時任郎中的虞詡向太尉張禹進言，指出涼州不可棄的三個原因。第一，祖宗之地不可棄，棄則有違孝道，“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自漢武帝擊破匈奴以來，便一直是帝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西漢中期的漢武帝五次兵發北方，歷經辛苦才澆滅了匈奴囂張的氣焰，設立了河西四郡，才有了此時的涼州局面。現在一有波折，便準備放棄涼州，有愧歷代先祖的拼搏奮鬥。漢代以孝治天下，背離孝道會動搖帝王統治的合法性，這種代價是皇室難以承擔的。而且，放棄涼州，也會寒了天下士人的進取之心，故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指出棄涼州乃禍國殃民之策，“龐參之邪說始乘之，以愞縮消生人之氣，可不戒哉！”

第二，涼州一旦被棄守，國境線便移到了三輔之地，“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自《詩經》時代以來，中國就有著蠻夷、邊郡、內郡、京師層層拱衛的政區觀念，如《大雅·板》曰：“價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國語》說先王之制是“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這就是說邊郡是內郡的障蔽，內郡則是京師的障蔽。因此王符針對當時的棄涼州之議發言道：“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涼州一失，則三輔之地面臨著羌人的威脅；當三輔之地也頂不住被放棄後，則京畿之地的弘農郡成為戰爭前線；當弘農郡也被迫放棄後，京師洛陽避無可避。

第三，涼州民風剽悍，百姓勇猛，如果被帝國放棄，怨恨的涼州士民起而反抗的話，可能會對帝國造成難以估量的傷害，“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捲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御”。事實上，涼州百姓對於中央政府已有不滿和怨氣，因常年戰亂，百姓流離失所，涼州士人整體文化水平不高，備受漢朝上下的歧視，在人才選拔方面常常吃虧。因此虞詡提出一個補救性的措施，建議定向徵辟涼州士人，增加其入仕人數，以撫慰其心，“誠宜令四府九卿，各闢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

太尉張禹看完虞詡的上書後，在朝會上重新發起棄守涼州的討論，這次討論的結果是朝廷採納了虞詡的建議，以保涼州為國策，“更集四府，皆從詡議”。

漢軍士兵畫像（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

靈帝中平二年的棄守涼州論戰

第三次棄守涼州的討論爆發在漢靈帝中平二年（185年）。這次主張棄置涼州的朝臣是司徒崔烈，而且他的態度非常堅持，“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可以看出，崔烈主張棄置涼州的緣由還是在於涼州不間斷的戰爭，讓整個帝國在持續性地流血，“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之所以再次重啟棄守涼州的討論，背景是涼州的邊章、韓遂等人率軍攻打三輔，朝廷令皇甫嵩、董卓前往擊敵，因宦官從中作梗，結局是“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面對這種局面，新任三公的崔烈便提出棄一指保全體、棄涼州安天下的戰略提議。

不難看出，此次提議是前面棄守涼州爭議的再演，但不同的是，涼州的亂兵已經開始攻打三輔了，如《桓帝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童謠講述的是西北遊牧民族威脅三輔的狀況，從這一民間敘事的童謠中可以看出帝國對西北涼州一帶的恐慌。涼州的威脅已經從假設的可能走向了實在的現實，同時，征討涼州的花費也已經成為確切的事實了，“徵發天下，役賦無已”。這些現狀暗示著虞詡保涼州意見的失敗，因此棄守涼州的提議又開始風行了。

時任議郎的傅燮堅決反對崔烈的提議，疾言厲色地說道：“斬司徒，天下乃安。”傅燮的理由與虞詡相似，首先是涼州乃列祖列宗打下來的領土，不可以輕易言棄，“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之右臂”。其次是放棄涼州，則羌人佔據此地，待羌人不滿涼州之地，則中原之地又將沾染戰火了，“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傅燮的理由與前面反對棄涼州的理由相似，抓住了帝國關注的要點和擔憂的重心——違背孝道和天下大亂。因此這次討論的結果是“帝從燮議”，朝廷上下一如既往地支援保涼州的一方，傅燮的堅持讓朝廷上下對他刮目相看，“由是朝廷重其方格”。

東漢年間的三次棄守涼州爭議影響深遠，意義重大，它反映了東漢帝國政策的收縮和尚武精神的沒落。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曾解釋說天子的責任是令萬民都沐浴到他的仁澤，“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在司馬相如看來，天子不但負責“封疆之內”群眾的幸福，也對改善“夷狄殊俗之國”的“政教未加，流風猶微”生活狀態擔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也就是說，幫助野蠻落後的周邊民族邁入禮樂文明是天子的使命與擔當。司馬相如反覆論證君主教化整個天下的責任與義務，就是為了說明將周邊四夷納入帝國支配的開邊政策是君主踐行先賢政治理想的必要方法。此時帝國崇尚武道，政策以擴張性為主；到了東漢，光武帝和大部分群臣都是儒士出身，他們崇尚儒家精神，講究的仁柔之道，政策也以防禦性為主，前述的棄置爭議也就由此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