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罵得最多，被瞭解最少！杭州有一群“揭傷疤的人”：直面死亡，也得努力去做

“活著的時候怎麼不來，人死了你們來調查？”

“這明明是在揭傷疤，還要我配合？”

……

對方一通嚴聲斥責後，電話應聲被結束通話。

25歲的湖南姑娘海莉已不是第一次承受這種委屈：工作不到三年，她竟成了同事們公認的“捱罵次數最多的人”。

“哎呀媽呀！又被兇了！”聽見這帶有鄉音的自嘲後，大夥已心知肚明發生了什麼。

海莉沒繼續往下說，只是按名單順序，靜靜撥通了下一個電話。

常常不被理解，但總得有人去做

你畏懼死亡嗎？你能直面逝去親人的死亡原因，並以平靜的語氣告訴他人嗎？

大部分人心裡的答案，也許是一樣的。說不怕面對，那是假的。

有人說，黎巴嫩裔美國詩人紀伯倫的作品像是個飽經滄桑的老人在講述人世哲理，他對生死的理解是中肯的：

死亡和老人的距離，並不比和嬰兒的距離更近，生命也是如此。而滿心浪漫主義的郭沫若對此的理解則更為簡潔：生死本是一條線上的東西。

人們忌諱提及死亡，可這又是誰都無法逃避的。

人們常說人生如戲，那麼紅臉白臉總要有人演。海莉，就承擔了後者的角色。很多時候，她有個鮮為人知的身份——死因調查員。

瞭解病史，核對個人資訊，包括姓名、身份證號、工作單位、配偶情況等，統計後將相關資訊彙報上級疾控部門。死因調查員的工作乍看也許並不算難，大部分情況下只需電話溝通，若情況順利，三五分鐘就能完成。

可要是遇上不順利的，被掛電話、捱罵是“家常便飯”，甚至還得像探案一樣去“現場”調查。

可即便不被理解，有時甚至困難重重，但他們依舊堅定推進。因為，這項工作有著特殊的意義，而且，總得有人去努力完成。

直面死亡的他們，也有自己的軟肋

據杭州市疾控中心慢病防治所所長徐珏介紹，杭州市居民病傷死亡原因統計工作始於1953年。當時，以上城區和下城區為全國生命統計試辦區，至1986年普及至全市。

死因監測是政府長期、系統地收集居民死亡資訊的重要工具，其監測內容包括傳染性疾病、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和傷害三大方面。

由死因監測資料可分析出重要的流行病學指標，如期望壽命、重大慢性病過早死亡率、死因順位、死亡率和死因構成比等，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疾病危害程度和公共衛生服務水平的重要依據。

目前，在杭州從事死因調查員工作的基本上都是醫護人員。

他們是各醫療機構負責救治的執業醫師、各社群衛生服務機構或鄉鎮（街道）衛生院負責調查的執業醫師、120急救醫生以及各醫療機構、各社群衛生服務機構或鄉鎮（街道）衛生院的防保科醫生和各區（縣）市疾控中心死因監測工作人員。

這份工作，對任何人來說，都不輕鬆。

在素未謀面只是電話隔空溝通等情況下，就算心理素質再好，也要應對悲情圍繞、不被理解、被斥責等重重考驗。直面死亡，他們也有自己的軟肋。

這個行業有個不成文的共性：男性寥寥無幾，女性頂起大半邊天。這也是因為女性情感更為細膩，能傾聽居民心聲。這些年，更有越來越多像海莉這樣的90後基層醫護加入了這支隊伍。他們帶來了更積極的心態，同時這份工作，也常常促使他們“迅速長大”。

近日，錢江晚報記者走進小時健康小站，聽死因調查員們講述這份特殊工作背後的心酸與溫暖。

“可能我是外地人，溝通起來有障礙。”錢報小時健康小站、杭州市上城區望江街道社群衛生服務中心護師劉海莉，有時會將捱罵原因歸結於言語不通，但這只是其中之一。

50歲的孫麗萍是這個團隊裡經歷“生離死別”最多的人。從2008年至今，她見證了太多人情冷暖，像史官般記錄下許多生命之花凋零的最終時刻。

最關注的，是年齡欄上的數字

孫麗萍介紹，每年他們團隊要完成500多例死因調查，絕大部分是壽終正寢及因病身亡的。“我們最害怕的，是給那些親屬非正常死亡的聯絡人打電話。”

三歲孩子回老家玩耍溺水身亡；正值花季的年輕人因走不出抑鬱奔向樓頂；新婚妻子被查出癌症，留下丈夫撒手人寰；中年人遭遇財務危機，受不了打擊選擇離開……

為了探究最完整的死因鏈，孫麗萍和同事們遭遇了無數白眼，打碎了牙只能往肚裡咽，“被罵著罵著也就習慣了。”有時出於工作需要，電話處於擴音狀態，罵聲就會響徹全辦公室。

作為團隊裡電話交流經驗最豐富的人，孫麗萍在收到殯儀館的火化名單時，最關注年齡那欄裡的數字：年紀大還相對好說，越小則越緊張，生怕說錯一句話對家屬造成二次心理傷害。

若家屬實在不願說，只好採用迂迴戰法：向派出所抑或是周邊鄰居打探情況。要仍是毫無收穫，只好壯著膽子，單槍匹馬上門，在掛著白花的家裡面對面溝通。

一句話還沒說完，電話就被掛了

幾乎沒有一個家庭會拒絕新生兒調查的電話，他們會迫不及待地和你分享迎接新生命的愉悅，講述懷胎十月的種種磨難，在手裡捧著的寶貝面前，所經歷的一切苦都是值得的。

但若聽見是死因調查電話，則是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句話還沒說完，就吃“閉門羹”是常有的事，能冷漠地說清來龍去脈已是上上籤，有人認為是詐騙，有人會反問什麼時候給喪葬費，還有些沒從悲傷中走出來的，則會瞬間提高嗓音：人都沒了，你還來問幹嘛？！

“這種提心吊膽的情緒落差，是不是光聽著就有點害怕？”孫麗萍和錢報記者打趣，如果你們親身體驗，十有八九會以失敗告終。因為，死因調查是不能直抒胸臆的，光靠電話就能揭開心頭傷疤，無異於紙上談兵。

在接受錢報記者採訪前，孫麗萍剛打完四個死因調查電話，物件全是90歲以上的老人，多是腦卒中後偏癱在床。這類溝透過程一般都比較順利，掛電話前家屬還不忘感謝：謝謝您的關心。

非正常死亡，最令人心痛

對於非正常死亡調查，孫麗萍的經驗是：即使知道結果，也要“裝”作一無所知，引導家屬說出真相。

孫麗萍回憶，幾年前，她收到一張殯儀館的火化名單，上面赫然列著一個三歲男孩的姓名。

孩子之前的預防針都是在社群打的。孫麗萍考慮了一會兒，努力讓自己平靜後，撥通了家長的電話，這樣開了頭：“孩子近況還好嗎，要記得下次來社群打針的時間哦！”

一番引導後，繃不住的媽媽終於說出了原因——回鄉下老家過年，孩子失足跌入水庫溺水身亡。滿心歡喜地盼著他來，又無比絕望地目送他離開，孫麗萍理解那種痛徹心扉的感覺。

約兩個月前，孫麗萍收到一則年輕姑娘去世的資訊。“IT行業，才30出頭，剛結婚，乳腺癌。聯絡人填的是她老公。”

新婚燕爾，還未白頭就已離別。

她聽著電話那頭的丈夫靜靜講述：起初發現有硬塊沒在意，拖了半年後，乳腺癌Ⅲ期，出現擴散，肺部轉移，全切也保不住。花了幾十萬四處求醫，卻因錯過治療時間，終是功虧一簣……

打完這樣的電話，孫麗萍也會不免感傷。

這種時候，團隊中唯一的男同事李烈寅便會送上安慰：逝者已逝，生者如斯，每個人都應該往前看。

有些情況，調查起來頗費功夫

有關死亡的話題，無論誰都會害怕。

十幾年與死因打交道，孫麗萍也並非銅牆鐵壁。“起初知道自己要做這個，有點慌兮兮的。但這就是工作，義不容辭。”

這項工作的難度，非同一般。如果電話碰一鼻子灰，得及時轉換思路：從街道或派出所瞭解資訊，也可打入鄰居內部，從細節入手，問問家長裡短。

記憶最深的一次，是十年前，一位老人非正常死亡，找了多個手機號碼打電話都無功而返的孫麗萍，決定下班後騎著電動車上門一探究竟。

冬日的夜晚，孫麗萍穿過分叉小路，在漆黑樓道里守株待兔，“風不大，是氛圍磣人。”幸好等了沒多久，遇上老人女兒，當面交流自然高效不少，說清原委後，她如實相告：罪魁禍首是冠心病。

從事這一行久了，孫麗萍對人情世故有了新理解，有時甚至會遇到常人根本想不到的“烏龍”：有“粗心”子女根本不知道父母得了什麼病；也有在電話核實時，才知道原來十幾年來都把親戚名字叫錯了，有添字少字的……

死因調查要求真實準確，如彙報後疾控中心覺得有問題，則要打回重新核實，因此大家是按片區劃分，各自認領。“我們這種老小區，人口老齡化嚴重，遇上獨居老人，調查起來就頗費功夫。”

孫麗萍遇見過熱心鄰居幫獨居老人開具死亡證明的，但因鄰居不知情，只說聽說病因有“梗阻”兩字。

後經重重打聽，終於聯絡上老人的遠房表親。可二人已多年不見，表親只知道是消化道疾病，“是胃不好？膽不好？胰腺不好？”在挨個猜謎後，表親大呼一聲：對，是腸梗阻！這才圓滿完成任務。

若不得不與之相遇，希望你能溫柔以待

“你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個會先來。”錢報小時健康小站、杭州市上城區清波街道社群衛生服務中心護師邱瓊，7年前開始這項工作。她最痛心的，是親歷了太多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哀。

成年人的崩潰只在一瞬間。做生意的中年男子突然抑鬱成疾，趁著午夜家人熟睡，悄悄爬上樓頂一躍而下；原本相親相愛的夫妻，丈夫因受到工作上的打擊，最終選擇了一條不歸路。當妻子接起死因調查電話時，反覆強調的只有一點：我很愛他，求求你別問了……

人是討厭被揭開傷疤的，這點邱瓊不會不知道，在這刨根問底的電話後，她與這名家屬也許再無交集，可邱瓊仍要全力問到底，她深知這一條條資料匯聚成河後的重大意義。

正因目睹太多訣別，這些負重前行的死因調查員更想讓大家瞭解生命的珍貴：沒什麼比活下去更重要。

死因調查員，也許是一種隱形的存在。但若不得不與之相遇，希望你能溫柔以待。

值班編輯：周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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