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還記得，今年是他誕辰1000週年！

我的家鄉是安徽省含山縣，向東80公里到南京，向西80公里到合肥。

上世紀80年代在家鄉讀小學中學，那時每年春天學校都會組織學生們到縣城周邊花上一天時間徒步踏青。

有一個景點我印象最深，因其路程最遠、景色最美，去的次數也最多。那就是位於縣城東北7。5公里的褒禪山。

在老家，人們都把這個景點叫做“華陽洞”，因為那座山的主要景色確實是江淮之間罕見的一個溶洞群（最長的溶洞深5000多米），有天、碑、門、地四洞。古人用“褒禪煙雨”來讚美這方山水，“蔥菁環峙，如列翠屏，煙雨蒼茫，勝似圖畫。”

十幾歲的孩子去褒禪山要一天來回走30里路確實是巨大的考驗。但每次筋疲力盡走到洞口時，蒼翠山林、嶙峋奇石、清澈小溪裡自由嬉戲的石蟹小魚都會讓我心曠神怡。

那時景區沒有開發，處於近乎原始狀態，點著蠟燭在黑暗山洞裡穿行探險的驚心經歷更是讓我數次在大都市的睡夢中回到那個幽閉場景而醒來。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七月某日，一位34歲的北宋年輕官員從舒州（今天安徽潛山縣）通判崗位任上離職，回鄉途中路過褒禪山便和幾位親朋好友入山遊覽。

三個月後，他寫了一篇流程千古、至今仍是我國中學語文教材裡的必讀課文——《遊褒禪山記》。

他就是王安石，中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和改革家。

從此，生於江西臨川的王安石就和安徽含山縣結下了難得緣分。

那時的褒禪山是不是已經出名也無法考證，但在褒禪山西邊僅幾公里確有一座舉世皆知的古關隘。含山縣在春秋戰國時位於吳楚交界，伍子胥從鄭州向蘇州逃亡時路過此地一處險要關口，因擔心過不了關一夜急白了頭髮，他最後還是過了關。從此這處關口名聞天下，名曰“昭關”。

或許荊公（王安石辭相後被宋神宗封為“荊國公”，後世以“荊公”尊之）慕名先到昭關遊覽，再順道打馬不過一兩個小時便到數公里外的褒禪山玩之。

如今在古昭關和褒禪山之間新修了一條景觀路，今年6月底我回家鄉講課時特地從這條路遊玩了一下，沉醉在兩邊的青山綠水之中（見下圖）。

王安石一行興致勃勃打著火把入華陽洞“探秘”。

“餘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

走了沒多久，大家開始意見不一，有人打退堂鼓說再往裡走空氣不足火把要熄滅，於是大家調頭出洞。

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

出洞后王安石越想越不對，越想越後悔。

“蓋餘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餘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今天的華陽洞分為水陸兩段，有幾百米的一段山洞是“地下河”，需要坐小船才能遊玩，而洞內的許多精華景點都在這段天河後面的旱洞之中。估計走到天河邊時，這個“探險小分隊”只能往回走了。

荊公回憶起這段“不盡興”的旅程後，如椽大筆寫下了一段經典點評和反思：

“於是餘有嘆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餘之所得也！”

數百字講盡世間殘酷真相，說的是欣賞風景的境界，其實又何嘗不是在說“人生成事之道”。

要欣賞到“奇偉瑰怪和非常之觀”，要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偉大事業，需要有三大要素，缺一不可。這三大要素是：

有志（方向正確）、有力（資源豐富）和不怠（堅持到底）！

如果方向正確又條件充足，在遇到困難時不能堅持而撤退則是一件對別人看是笑話，對自己是可恥的行為。如果做事業有志有力且能堅持到底，結果不盡人意，則可問心無愧。

我在中學語文課本里第一次讀到“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時猶如電擊，從此把這句話刻在心裡，從此發誓此生當發奮向上，尋訪奇山大川，成就不凡事業，方不枉此生！

1000年前的1021年，王安石出生於江西臨川。臨川才子天下聞名，北宋著名詞人晏殊、晏幾道、文章大家曾鞏、南宋心學大師陸九淵、明代劇壇偉人湯顯祖等均出於此風水寶地。

荊公22歲走入仕途，一直幹到60歲退休，三分之二的人生都在當官，稱之為“政治家”毫不為過。

1021（天禧五年）11月，出生於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

1042（慶曆二年）2月，22歲，進士及第，任淮南籤判；

1046（慶曆六年），26歲，任鄞縣知縣；

1051（皇祐三年），31歲，任舒州通判；

1054（至和元年）9月，34歲，任群牧司判官；

1057（嘉祐二年）5月，37歲，任常州知州；

1058（嘉祐三年）2月，38歲，提點江東刑獄；

1058（嘉祐三年）10月，任三司度支判官；

1060（嘉祐五年）11月，40歲，命修起居注，不受命；

1061（嘉祐六年），41歲，為工部郎中、知制誥；

1063（嘉祐八年）8月，43歲，母卒，歸葬江寧；

1067（治平四年），47歲，任江寧知府、翰林學士；

1068（熙寧元年）4月，48歲，自江寧進京，入對；

1069（熙寧二年）2月，49歲，任參知政事，開始變法；

1070（熙寧三年）12月，50歲，任宰相；

1074（熙寧七年）4月，54歲，罷相，任江寧知府；

1075（熙寧八年）2月，55歲，官復原職，再次拜相；

1076（熙寧九年）10月，56歲，再次罷相，判江寧府；

1079（元豐二年）9月，59歲，封荊國公，人稱王荊公；

1086（元祐元年）4月，66歲，卒。

| 王安石履歷及仕途路線引自《易中天中華史：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在1068年之前的20多年職場經歷主要在華東地區的基層做事，從揚州、鄞縣、舒州、常州到江寧，勤儉踏實，深得地方百姓愛戴。王安石在地方的良好表現和名聲早就傳到京城，當時朝中大臣文彥博、歐陽修等都在京中宣揚王安石的才華推薦其當京官，但王安石就是喜歡“基層公務員”的工作。

1054年9月王安石入京（開封）擔任“群牧司（管全國養馬的機構）判官”一職。估計就是從舒州到開封就職的路上，1054年7月他遊覽了褒禪山。

王安石不喜歡群牧司判官這個收入豐厚工作清閒的“肥差”，堅持下放，於是1057年朝廷委任其為常州知州。

心懷大志的王安石真的不想當大官？非也，時機未到而已。人雖在地方，王安石的心裡裝的是大宋天下。

宋仁宗嘉佑三年（1058年）他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要求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併。

但仁宗對王安石印象不好，君臣無緣。

1063年，王安石母親去世，他回到第二故鄉江寧。也許就是在守孝期間，他寫了這首著名的《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裡，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雲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

最後一句將王安石對時事危機的擔心表露無遺。

北宋這時已經陷入嚴重的危機狀態，強敵環繞、財政空虛、軍力疲弱、官員冗餘老化……

轉機發生在熙寧元年（1068年），想轟轟烈烈幹一番大事業的宋神宗發現國庫嚴重空虛，啥事也幹不成，於是想起了聲譽遠播的王安石，調其入京。

王安石和神宗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氣味相投。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副宰相），啟動變法。1070年，王安石任大宋宰相，大權在握，全面推行變法。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

宋神宗年間，國庫的積蓄一度足以供應朝廷二十年支出，可謂實現了百年來不曾有過的繁榮景象。

又如透過保甲法、裁兵法、保馬法等措施，一定程度提高了北宋軍隊的戰鬥力，扭轉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戰屢敗的被動局面，使得北宋國力有所增強。

熙寧六年（1073年），王安石便曾指揮軍隊擊敗吐蕃，收復河、洮、岷等五州，拓地兩千餘里，受撫羌族三十萬帳。

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王安石變革心切操之過急、選拔重用的改革官員事後證明大多是“問題官員”，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

比如，青苗法本來是為了幫助貧苦農民度過“青黃不接”的日子的一種惠民政策，但地方官吏和負責稅收的官員卻將其當做是一種生財之道，或者以此來取悅當朝宰輔的渠道，剝奪農民意願，大搞強制攤派，最終許多地方農民成本比變法前還高了許多。

王安石改革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集團的根本利益，這些階層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就是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最終保守派獲得勝利。

王安石定下了變法的方向（有志），得到神宗的支援官至宰相推行變法（有力），得罪了無數人但是沒有放棄堅持十幾年（不怠）。在和反對派的辯論中，王安石響亮的迴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元豐八年（1085年），王安石變法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不知道王安石在變法失敗時的心情是否能像他在《遊褒禪山記》中所說的那樣：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

這場轟轟烈烈歷時16年的變法改革運動雖然沒有成功，但王安石的“改革家”形象被後人永記。

我國當代史學界對王安石及其熙寧變法的研究和評價中，幾乎無人不引列寧對王安石的一個評價，即“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時的改革家”。

王安石死後，他的政敵蘇軾在敕文寫道：“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不愛官、不愛財、不愛色，王安石是個地地道道的“三不愛官員”。

“非

吾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此言擲地有聲。王安石一生以此自律，清廉不苟，志行高潔，終身一夫一妻，並贏得了“拗相公”的稱譽。

黃庭堅在《跋王荊公禪簡》中稱他為“一世之偉人”。

1944年，中國“抗戰”時期，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問中國。在中國官員面前，他出人意料地稱讚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他認為，美國在經濟危機時發放農業貸款的做法，與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挽救美國經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若荊公天上有靈看到這一幕會何等感慨！

荊公除了是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還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中國頂級的文學家。王安石有詩詞1500多首，散文近800篇。中國曆朝宰相中最有文學才能的非荊公莫屬。

一代宗師歐陽修盛讚王安石文學才華：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

我們從小熟讀的《傷仲永》便是王安石回家鄉見到和他同歲的方仲永從神童變為常人的感慨之作。

我們該感謝荊公，給我們留下了那麼多美好的詩詞：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卻低徊。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這些或清麗或淡雅或激昂或遠闊的詩句激勵和慰藉著一代代中國人的心靈，千年詠傳。

褒禪山下，荊公的身影和身後的大鼎完美融合在一起，護佑著華夏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