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的匾額是誰寫的？同仁堂的匾額是在哪個朝代被廢除的

同仁堂牌匾題字誰寫的

一、匾額概說 匾額又稱扁額、扁牘、牌額，簡稱為扁、匾或額，是中國古代傳統建築的一種裝飾構件。它是將漢字書寫或刻制於木質、石質或磚質材料上，高懸於建築物門首之上，反映建築物名稱和性質，表達人們的審美、義理和情感。其設計製作精美，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構成了中國古代建築上獨特的人文景觀。

在古代，匾、額二字所指的意義本不相同，其中“額為名稱，匾指頌詞”。用作指示建築物名稱的匾額均屬於“額”的範圍，例如“乾清宮”、“岳陽樓”，而屬頌詞的“匾”則極具文學韻味，一般風景名勝和公私園林中多此類匾額，可點出景緻的精神所在，使山嶽生輝，湖光增色。如拙政園中有一匾額“梧竹幽居”。因遊廊後有一片由梧桐和竹子組成的幽深之地而得名，具有極高的美學意境和文學價值。後來，“匾額”已涵蓋“匾”、“額”二字含義，發展成一專有名詞。

關於匾額興起於何時，尚有一些爭論，有人說早在3100多年前的周文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目前所見最早記載題寫匾額的文獻是羊欣的《採古來能書人名》：“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籠盛誕（韋誕），轆轤長緬引之，使就榜書之。”可見，最遲在三國時期已出現匾額。臺灣張振輝教授認為：“漢代的望樓形明器上之匾額的出現絕非事出偶然，此明器必然仿自當時之樓閣建築，因此可推斷以匾額形式明示空間意義在漢代已經萌芽。”匾據此可知匾額的起源可上溯之漢代。但瞭解書法史的人都知道，“秦書八體”中“署書”是指匾額上的擘窠大字，所以匾額的起源應在秦之前。其實，匾額在產生之初不過為標名，後來發展到兼具標名、表彰、裝飾等功用，與建築物一樣由統治者劃分等級、統一規範其製作和規格，並使其具有教化作用，衍生為我國獨有的匾額文化。

匾額的形式有橫式和豎式兩種。豎匾為早期主要形式，形狀為長方形（圖一），也有近於方形的。晚期則多為橫式，主要是由於古代建築的結構變化所致。由於匾額多為木質材料，故早期匾額留存極少，我國現存建築物匾額中，除漢、晉和南北朝時期的華表與石闕上有類似額題以外，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上的匾額首推天津薊縣獨樂寺的“觀音之閣”。據梁思成夫婦考證，此閣為遼代統和二年（984）所建，其匾額當為同時或稍後所立（圖二）。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有一“唐招提寺”匾額，雖歷經一千多年歲月洗禮而儲存至今，彌足珍貴。

匾額還可分為官方和民間兩種。匾額一向注重題字書法的藝術性或題額者的地位，在封建社會，對那些維護封建倫理道德、整治規範政績顯著者。多被賞賜匾額以示表彰，稱為“扁表”。《後漢書·百官志》裡說：“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匾表其門，以興善行。”能獲得官府或百姓的扁表是一種很高的榮譽。其中不乏真正維護了民族利益，為民伸張正義之人的表彰，如嶽王廟的“還我河山”匾。而更多的是維護，封建倫理綱常的匾額，如對眾多烈女節婦、官宦人家的表彰，對恪守封建倫常、政治規範起警策、訓誡或宣傳作用，明祝枝山題寫的“母節子孝”匾（圖三）即屬此類。這些匾額大多四周邊框上雕飾具有一定象徵意義的花紋，’有的還鑲嵌珠玉，極盡華麗之能事，以此來宣揚匾額賦予的社會地位。

商匾在匾額中佔有很大一部分，如杭州“樓外樓”、北京“同仁堂”等“百年老字號”，這些書法優美、渾厚大氣的匾字已成為誠信、權威的代名詞。

綜觀各種匾額，無論是屋舍的裝飾，還是景觀的裝點，無不表達著勞動人民嚮往、追求美好生活的意願。如居民屋舍匾額內容多為“芝蘭之室”、“忠厚傳家”等；反映自然景觀的多為“山清水秀”、“碧水縈繞”等；而文人雅士的書齋匾額多為寄寓明志，如唐李密的“端居室”和魯迅的“三味書屋”，都寓意深刻，別具一格。

二、匾額書法的審美特徵

匾額的特殊性決定了匾額上的題字多為名家高手所書，故伴隨匾額而生的匾額書法備受人們矚目。我們知道，匾額書法產生和發展的動力來源於實用，為使書法與高大建築渾然一體，符合環境美學要求，匾額書法多盈尺徑丈，屬於榜書範疇。榜書古稱“署書”、“擘窠書”、“題署”，又直稱大字。其本身不但具有書法共性的特徵，更有其個性的筆法、體勢和審美。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曾發出榜書“作之與小字不同，自古為難”之嘆。南朝宋羊欣在《筆陣圖》中記載：“前漢蕭何善篆籀，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大書法家蕭何為給未央宮前殿題寫匾額，竟苦思三月，足見匾額書寫之難，故榜書大家歷來為世所重。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將榜書大字同其他書法藝術形式混為一談，忽視了其獨特的審美價值和技法要求。元初“與趙孟頫名聲相埒一時”的昭文館大學士李溥光是寫匾高手，當時“凡宮禁中匾額皆雪庵手筆”，他結合前人經驗和自身實踐總結出一本堪為書法史上第一部系統論述榜書大字書寫技法和鑑賞標準的理論著作——一《雪庵字要》，雖著字不多，卻切中肯綮，頗宜後學。他在書中對大字書法的審美有過這樣精妙而獨到的論述：

大抵大字如王者之尊，冠冕儼然，有威嚴端厚之福相，倘犯粗俗飄欹之態者，即小人顛沛之狀，豈足觀哉？

此說恰如其分地揭示出匾額書法所特有的風格特徵和美感。即要有帝王般威嚴、端正、厚重、盛大的福貴之相，高高在上，望之令人肅然起敬，而絕不是不端小人的粗俗、輕薄之狀。

自唐以後，匾額書法多以楷書為之，並一直延續至今。雖然也偶有篆書、隸書、行草書等書體人匾，但無論何種書體都有一個共同的要求，那就是要茂密沉厚。雍容大度。李氏所題匾額為官匾，用於官方建築中，此類建築壯觀宏大，嚴格強調對稱、嚴肅、方正。所以高懸於門首，作為整座建築視覺中心的匾榜大字必須要與建築整體風格相協調，明蕭顯的“天下第一關”匾（圖四）即為此類的典型代表。

三、匾額書法風格形成的審美文化心理

作為環境重要組成部分的匾額書法除要滿足醒目易認、長久不衰的功能要求外，還要人們滿足審美的、倫理的要求。故其書法首先要體大畫粗，飽滿填密，黑多白少，具有巨大的視覺衝擊力。如此才會醒目而利於遠觀，在高大建築物的映襯下更顯宏大。 其次要嚴整端穩，有十分明顯的秩序性和嚴肅性。它不同於文人士大夫書齋裡的自娛雅玩之作，更強調“穩實而利民用”的明確而實用的目的。此時書者的主體精神和個性的張揚必須以符合環境美學要求為前提，以烘托出使用者所要表達的莊重典雅、大氣磅礴的氣氛。環境也就是展示空間的變化對字型、書風、創作方法及審美觀念的影響是巨大的，做到了與環境親和無間，匾額大字書法才獲得了無窮的魅力和永恆的生命力。

榜書具有廣泛的社會性，決定了其審美重在共性，要能為大多數人接受，故其風格標準一旦確立，便會一成不變地延伸下去，儘管會有微調，但絕不會出格太遠。縱觀唐至清的匾榜大字無不體現著正大堂皇的廟堂氣象，如顏真卿“逍遙樓”（圖五）、朱熹“正氣”等匾。這種風格在視覺和心理上符合中國文化的傳統審美趣味，已深入人心，可視為匾榜大字之正統、正宗。

此外，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中國古代在藝術形態的審美上往往以倫理綱常為準則，要求社會倫理意義確切，如宮殿建築色調多以紅、黃為主，富麗堂皇，具有皇家氣，而文人士大夫建築色調多傾向於清新淡雅，具有書卷氣。同樣，置於高大建築上的匾額大字唯有“威嚴端厚”，才能代表其身份和地位。這一烘雲托月的點綴可看作是封建倫理觀念的形象註腳，明詹恩於《雪庵字要》序中亦肯定地說：“蓋大字之用不過殿堂樓觀、館閣祠廟、榜額牌匾所需耳，豈有書此而敢肆飄逸縱橫之狀哉？”

“（環境藝術）不等於環境的美化，更重要的，它還要透過環境的構成，渲染出一種意境，一種氛圍。能動地陶冶人們的性情，激起感情上的波濤，並由情感進至情理，使人得到教益。在古代，宮殿的威嚴壯麗，古剎的深邃寧靜，園林的高雅親切……都體現了環境藝術的目的性。”匾額書法作為環境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不是單純地服務於環境，還反過來以豐富的形式和深邃的內涵傳達著深刻的資訊，有意無意地表述著書寫者和使用者的思想觀念，尤其是價值取向，以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自唐宋以來，以人論書的觀念常被應用於書法批評中，人們從顏真卿、柳公權的作品中能讀出忠義節烈、剛正不阿，完全是審美移情和聯想的結果。朱光潛先生說：“我在看顏魯公的字時，彷彿對著巍峨的高峰，不知不覺地聳肩聚眉，全身的筋肉都緊張起來，模仿它的嚴肅。”並由此總結出“美感經驗的直接目的雖不在陶冶性情，而卻有陶冶性情的功效”的結論。

總之，匾額書法是“書法作品與環境的完美結合，構成最能表達思想情感、理念志趣、崇尚稱揚、修身怡性之最具文化色彩的藝術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