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的奴隸：從《斯巴達克斯》到《寵兒》

【編者按】

“電影有何潛力， 能以一種有意義的、精確的方式來訴說過去？”在《電影中的奴隸》一書中，戴維斯進行了電影和史學的交叉研究。她認為，電影是“一個有價值，甚至有原創性的歷史洞察的方式”，歷史電影是製片人、演員和觀眾共同參與的關於過往的集體性“思想實驗”。書中以五部關於奴隸的歷史電影為底本，探討了電影如何影響了現代西方社會對於歷史上的奴隸制及其現代遺產的批判和反思。本文為該書譯者序，標題為編者所擬，澎湃新聞經上海教育出版社授權釋出。

我們下到船上，淪為那黑影的顏色

戴著鋃鐺腳鐐，被鎖在那如鏈的海浪之中

——西非洲吟遊詩人為被押上“中間航程”的非洲奴隸悲吟

娜塔莉·澤蒙·戴維斯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歐美新文化史的先行者，微觀史的開創者之一。她的成名作《馬丁·蓋爾歸來》以一份司法檔案和少量能夠找到的古代文獻為基礎，參考了法國中世紀曆史的相關研究，加上分析、猜測和想象，生動再現了中世紀比利牛斯山一個村莊的社會日常生活，震動了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史學界：原來歷史還可以這樣寫！讚歎同時是爭議。《馬丁·蓋爾歸來》在史學界引起了一場大爭論，焦點問題是史學著作是否可以用猜測和想象去填補檔案文獻碎片之間的空隙，在史料未能及的地方用虛構來完成敘事。爭論本身並無直接的結論，但史學領域此後的新文化史轉向在實踐層面給出了明顯的答案。

《斯巴達克斯》電影海報

有意思的是，戴維斯在寫作《馬丁·蓋爾歸來》的同時，擔任著法國一部同名電影的歷史顧問；她的著作在電影上映後不久出版。也就是說，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她同時在用文字和影像講述這一段歷史，這就引發了她的思考。她相信，電影完全可以將歷史作為其藝術再現的物件；而且，與書寫的歷史一樣，電影裡的歷史也完全可以、並且應該努力追求再現歷史的真相。她相信，“電影藝術性和歷史價值兼備的影片”是完全可能的。《電影中的奴隸：再現歷史真相的影像實驗》（以下簡稱《電影中的奴隸》）一書就是在這樣一個信念之下，經歷十多年的探索和研究才完成的。

那麼，電影裡的歷史與書寫的歷史究竟有何同與不同？我們又應該如何考量一部歷史片的藝術和歷史價值？兩者之間的相同之處很明顯，都必須以再現真實的過往為己任。而不同之處，戴維斯重點描述了兩點：首先，歷史寫作是相當個人的事情，由一位史學家獨立或少數幾位學者合作完成一件作品。而電影的製作過程恰恰相反，其“研究、詮釋、交流的過程是極度分散的”，作品不僅打上了導演的烙印，也有編劇、服裝師、攝影師、作曲和演員的明顯貢獻。與史學專著比較而言，歷史電影本身更是一部集體參與創作的作品，可以更生動直觀地挖掘展示過往事件中眾多參與者的不同視角和觀點。因此，戴維斯認為，“歷史電影可以是關於過往的思想實驗，吸引了眾多的參與者，甚至包括住在實景地周邊的人民”。她問道：“我們是否可以將製片人、演員和觀眾看作關於過往的集體性‘思想實驗’的共同參與者？”電影作為一種新媒介，對廣大公眾發出邀請，使他們在娛樂的同時參與了對過往歷史的瞭解和思考。這正是電影之於歷史學家以及廣大民眾的魅力所在。其次，電影用聲音和影像來描述過往，與用文字描述過往，所使用的媒介是明顯不同的，所產生的效果也是十分不同的。影像中的歷史與書寫的歷史，可以說是各美其美，但也各有不足，優缺點互現，從而可以相得益彰。

那麼，“電影有何潛力，能以一種有意義而又準確的方式講述過往”？以五部關於歷史上奴隸制的影片為案例，戴維斯在書中展開了引人入勝卻又令人動容的探討，在有關影像如何再現歷史真相的理性討論的同時，將讀者帶回到人類奴隸制度的過往中去。引人入勝是因為這五部電影都是非常好看的故事片，這些影片裡又生動呈現了人類奴隸制和那些令人動容的奴隸的苦難。戴維斯說，選擇展現奴隸制度的影片為案例，是因為她本人正在研究近代歐洲國家在加勒比地區的殖民史，尤其是大規模種植園經濟，而奴隸制正是這一殖民經濟體的基礎。戴維斯作為史學家的真知灼見統領了書中所涉及的論題，使讀者不僅瞭解到電影藝術如何真實再現歷史上的奴隸制這一焦點問題的方方面面，同時也收穫了對於過往奴隸制度本身一個初步、但卻生動的認知。

戴維斯的討論從美國人斯坦利·庫布里克導演、柯克·道格拉斯主演的《斯巴達克斯》開始，這部影片於1960年公映，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美電影界反思人類奴隸制度的序幕。戴維斯接著轉入了近代加勒比地區，透過義大利人吉洛·彭泰科沃導演的《燃燒！》（1969年）和古巴導演托馬斯·古鐵雷斯·阿萊的《最後的晚餐》（1976年）展示了歐洲殖民者帶去的種植園經濟和奴隸制的殘酷，討論了奴隸反抗是如何改變了這一地區政治經濟體制的。最後，戴維斯把目光轉回美國，透過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阿米斯特德號》（1997年）和喬納森·戴米的《寵兒》（1998年）揭示了美國黑奴的悲慘過去及其留下的難以癒合的心靈創傷。

《阿米斯特德號》電影海報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我有機會觀摩了戴維斯討論的這五部影片。影片和本書對奴隸制度、奴隸的生活、奴隸對悲慘命運奮起反抗的逼真再現，極大地震撼了我。我再一次品嚐憤怒到失語的感受，對於奴隸制的邪惡、殘酷、不可思議，我無法用言辭表達。如果說古羅馬的輝煌是建立在千千萬萬奴隸的勞役之上的，那麼，近代歐洲殖民帝國的興起就是由歐洲、非洲、美洲之間三角奴隸貿易所哺育的。15世紀末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開始了對美洲大規模的開發和對美洲印第安土著人民的壓迫和掠奪。美洲原住民人口在歐洲武力和病菌的雙重侵犯之下急劇減少。為了填補礦山和種植園大規模勞動力短缺問題，罪惡的奴隸貿易應運而生。歐洲殖民者的船隻揚帆南下，在非洲西海岸地區或直接掠奪，或收購大批被綁架和售賣的非洲黑奴，將這些“貨物”裝船後跨越大西洋，運到加勒比地區，在市場上售賣。這一段就是奴隸貿易歷史上著名的跨大西洋“中間航程”，不計其數的非洲黑奴在黑暗船艙和茫茫大海里喪生。倖存的非洲奴隸運抵美洲後，大多被賣到礦山和甘蔗、咖啡種植園裡勞作，他們生產的金銀、蔗糖、咖啡運回母國，產生鉅額利潤，滋養了一個空前富裕和強大的歐洲。1789年法國大革命引發了美洲殖民地一系列奴隸起義，其中最著名的是1791年的海地起義、1835年的巴伊亞巴西奴隸大起義、1865年的牙買加莫蘭特灣起義等。在奴隸的反抗之下，西班牙和英國於1817年簽署了1820年起禁止奴隸貿易的條約；英國於1833年通過了廢奴法案並於1843年最終在其所有領地上廢除了奴隸制；在美國，林肯總統於1863年元旦宣佈《解放宣言》生效，解放黑奴；1873年和1886年，西班牙殖民地波多黎各和古巴也最後廢除了奴隸制。中間航程的恐怖記憶，為奴期間所遭受的侮辱、強姦和鞭打，成為解放了的奴隸及其後代難以癒合的心靈創傷和無法忘卻的族群記憶。

在影片裡和戴維斯的筆下，運奴船黑暗貨艙裡的鐵鎖、纏繞在奴隸脖子和四肢上的鐵鏈、斷頭臺處死奴隸起義領袖的鉸鏈，是人類奴隸制罪惡帶血的象徵；而解放了的奴隸背上樹狀的鞭痕、慘死的奴隸嬰兒哭叫的鬼魂則隱喻著奴隸後代心頭揮之不去、無法釋懷之痛，世代相傳。這些影片的上映和本書的出版，展示的不僅是美國和歐洲公眾對於奴隸制過往的反思，也是他們對奴隸制後果以及以多種形式仍然隱秘存在的“現代奴隸”問題的關注。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是，“現代奴隸”時不時地在世界各地秘密發生，直到被揭露。例如，在21世紀初的英國，有系統性誘騙拐賣非洲內陸婦女兒童非法輸入英國本土充當家庭奴隸的事件。在美國，2020年5月25日，黑人佛洛依德在白人警察膝下喪命，他最後的言辭是：“我無法呼吸。”奴隸的後代仍然在多方面忍受著奴隸制的後果，貧困、犯罪、遭受歧視，黑人男性在警察槍下喪命和黑人女性死於分娩的比例仍然遠超其他族裔。為了彌補歷史上的不正義對受害者和社會留下的創傷，美國社會各種進步力量在積極應對。舉例說，新成立的哈佛大學“哈佛與奴隸制後果”委員會於2022年4月向哈佛大學校長提交了委員會第一份調查報告，詳細列舉了學校在成為世界名校過程中曾經從奴隸制獲益的情況，包括曾經使用過的70名奴隸和從奴隸貿易中獲利的捐款等。哈佛大學雷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院長、社會學家富美子·布朗納金在對上述報告的解讀中，指出了現實生活裡從奴隸制度生長出來、延續了幾個世紀的種族不平等網路。哈佛大學首批拿出1億美元來實施委員會專家建議的糾正種族不平等的措施。《電影中的奴隸》提醒我們，文明世界要徹底廢除奴隸制，人類社會的任何成員再不會遭到綁架、售賣、鞭打、奴役及迫害致死，我們還需奮鬥。

《寵兒》電影海報

戴維斯相信，電影在愉悅大眾的同時，還能把觀眾帶回真實的過往中，激發觀眾在觀影的同時思考歷史，產生對更好未來的想象。她最後以《寵兒》裡的一個場景結束全書：“我以一個帶來希望的形象來結束本書：這是一個完美的例子，展示了電影如何能夠為一個處於歷史可能性邊緣上的人物注入生命：芭比·薩格斯，在自由俄亥俄州青蔥與金黃輝映的樹林裡伸開雙臂，呼喚孩子們歡笑，宣講深入人類核心的救贖之心，她飽經風霜的雙手、她的聲音和微笑充滿魔力。她將力量傳遞給環繞著她的年輕人。‘哈利路亞！’她撫摸他們、親吻他們，呼喊道，‘哈利路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