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四大特色

文化特點是什麼

重人道、輕天道的思想傳統

同西方天與人、靈與肉相分離的思想理念不同，中國思想傳統講求天人合一，天人協調。在古代中國人看來，天與人、天道與人道、天性與人性是相類相通的，可以達到內在的統一由於強調天人的合一與相通，在神人關係土，中國文化中有一種天然的人本主義或人文主義傾向，以人為本，重人輕神，人是宇宙萬物的中心，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相參，所謂“人事為本，天道為末”；“天道遠，人道途”；“天聽自我民聽”。西方那種無條件地將“天”神聖化、絕對化，上升為主宰一切的“上帝”的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非常薄弱的，這正是中國神學觀念不發達、宗教思想相對淡漠的主因之一。從這一根本思想傳統出發，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之強調入世和人倫，強調現世的建功立業，對神則抱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也就不足為奇了。也由於強調天人的合一與相通，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也截然不同。

中國文化向來比較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認為人不能違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壞自然，只能在順應自然規律的條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類的需要。而西方文化則強調人對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強調透過戰勝自然而求得人的生存和發展。由此而發展出兩條不同的知識路線：西方重對“天道”（自然之道）的探討，發展出比較系統的自然科學知識；中國重對“人道”（人事和人倫之道）的探討，發展出比較成熟的古代政治和倫理思想體系。魔耳面刷突裝面效屏代宏生寶夷分本鮮，連氨界失環兩重人道、輕天道的傳統固然有積極意義的一面，但也給中國文化乃至中國社會帶來一些消極的影響。這就是過分注重人際關係在社會中的作用，到處都橫亙著縱橫交錯的人際關係網，使人難越雷池半步。其次，正如著名文化史學者錢穆所批評的，儒家文化太看重人生，容易偏向於人類中心、人類本位而忽略了四圍的物界與自然，在自然科學的發展上逐步落後於西方。

重禮治、輕法治的政治傳統

有人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特徵在於它屬於一種倫理型的文化，對人倫的追求貫徹在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自然也支配了中國古代的政治理念。中國古稱“禮儀之邦”，以禮治國，以德安邦，歷來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他們管理社會的理想模式。在儒家看來，一切以禮為中軸，“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紛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在這裡，禮是廣義的，它既是社會等級制度，又是人們遵循的行為規範，可以說是調整社會關係最高的道德範疇和政治範疇。“禮義者，治之始也。”禮是政治的起點，構成社會秩序的基礎，自然也是社會風尚的主流。禮與德是不可分割的，禮是外在的規定性德是內在的制約性，二者必須相輔相成，配合使用，方能達到最好的治理效果。因此“禮治主義”說到底就是“德治主義”。

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道德的力量始終被看得比法律更為重要和有效。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濟之以禮，有恥且格。”顯然，這是要求統治者主要以倫理的信條加上禮儀的規定治理國事，而不是以法律治理國事。對每個個人而言，首先需要考慮的，也不是遵從國家的法律，而是如何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履行倫理義務：臣對君忠，子對父孝，婦對夫從，從而構成宗法社會的“和諧”。在此意義上，禮治主義也好，德治主義也好，最終都歸結為人治，以人治國，人治代替了法治。中國歷史上雖有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一派，但始終古不了主流，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不及主張禮治和德治的儒家思想大。儒家這種以禮治國，講求道德和人倫的主張，與中國人講求“中庸之道”、“貴和尚中”的民族心理特質十分一致，正好既適應了大一統的政治需要，又迎合了宗法社會溫情脈脈的倫理情感的需要，故能成為中國政治傳統的主導面，構成中國文化的突出特徵之一。

重群體、輕個體的倫理傳統

同西方文化傳統強調個體，尊重個性發展相反，中國倫理傳統卻重家族輕個人，重群體輕個體。在宗法觀念下，個人是被重重包圍在群體之中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層層統屬，各有責任和義務，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類。而需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則是所謂“五常”：仁、義、禮、智、信，由此而達到“群體和諧”、“四海一家”的儒家理想社會狀態。這裡反覆強調的是群體意識和穩定狀態，至於個人的權利和意志則顯得無足輕重。這種倫理道德標準的形成，同中國長期處於農耕社會不無關係。農業社會一般處於比較穩定的狀態，社會成員在長期的共同地域生活中，彼此互相交往、互相幫助的機會較多，所以比較容易形成集體活動的群體或有某種血緣關係的較大的家族。比較濃厚的群體觀念也正是在這種靜態、穩定的社會中形成的。“群體和諧”的倫理追求，既有其優長，也有其不足。從優長的一面看，在這種倫理觀念制約下，社會有較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國家、民族乃至家族，很容易形成“命運共同體”，在該共同體內所有成員休慼相關，榮辱與共，往往是有難同當，有福同享，能夠比較團結、和諧一致。

同時，在群體生活中，一般而言，有較高的道德水準，能同舟共濟，比較具有人情味。但過分強調群體觀念和一致性，像孔子所說的那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必然會壓抑個性的發展，限制個人的創造力，也會使集體缺乏必要的生機與活力，阻礙社會的正常發展。錢穆批評儒家倫理道德的缺陷時，指出：“他們太看重現實政治，容易使他們偏向社會上層面忽略了社會下層；常偏向於大群體制而忽略了小我自由。”這是很有見地的見解。的確，如何維持在群體與個體之間，大我與小我之間，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適當平衡，不因強調集體意識而忽略個體自由，最終阻礙民族創造力的發展，是今天中國文化建設無法迴避的大問題。

重直覺感悟、輕理性思維的認知傳統

本來，中國古代的認知方式是顯多元、多向發展的，既有直覺的辯證思維，又有理性的邏輯思維。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都長於直覺的辯證思維，後期墨家與名家（惠施、公孫龍）則特別發展了理性的邏輯思維，提出了一系列富於思辨精神的邏輯命題。但兩漢魏晉以降，儒、道、釋三家互補成為影響中國文化的主流，而三家都主張直覺地把握宇宙人生。儒家的道德直覺、道家的藝術直覺、佛家的宗教直覺，都把主客體當下冥合的高峰體驗推到極致，認為對於宇宙本體，不能依靠語言、概念、邏輯推理的認知方法，面只能靠直覺、額悟加以把握。由此，也就形成了中國文化重直覺思維、輕邏輯思維的特點，一般缺乏嚴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論探索，更欣賞和滿足於在模糊籠統的全域性性的整體思維和直觀把握中，去追求和獲得某種真理和領悟。

如錢穆所說：“東方人好向內看，而西方人則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於邏輯的思想與理論，在中國不甚發展，中國人常愛在活的直接的親身經驗中去領悟。”中國文化重直覺感悟、輕邏輯思維的傳統既有優點也有缺點。其長處是對世界、對事物容易進行整體、系統的把握，具有較長遠的歷史眼光，不狂躁，不玄想，重經驗，好歷史，民族心態總的講比較冷靜、沉穩，能夠比較從容地應付歷史的大災大變，使民族文化不斷延續、發展其短處則在於由於輕邏輯思維，不善於作抽象的思辨，缺乏窮根究底的探索精神和一絲不荷的精確性，不容易形成科學的觀念不容易建立起對世界、對事物的有理有據的科學認知，在一定程度主影響了民族創新精神的發展，造成中國近代科學不發達。顯然，如何發揮我們文化傳統的長處，而避免其短處，在多元文化的匯聚中取長補短，揚長避短，始終是中國現代文化建設中的個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