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文線上」陳振濂:日本書道與宗教

市河米庵書法是日本國寶嗎

陳振濂在這幅“楷書佳作”作品的後邊落款說：“庚子元宵後一日，擬顏魯公述楷法表現之旨，求點畫筆勢有鏗鏘有勁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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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書道與宗教

文/陳振濂

編輯-聞是

陳振濂先生30多年前發表在《書法》上的文章

縱觀日本書法史，會有個明顯的感覺：書法與宗教之間絕不僅僅是互相借重、互相啟迪而已，它們構成了一種特殊的依賴關係。日本書法史上第一代巨匠空海（八三五年）、最澄（八二二年），就曾是渡海入唐的高僧，如果以平安朝（相當於中國的中晚唐時期）為日本書法史上第一個高潮的話，那麼這個高潮就是由僧人們倡導而掀起的。

日本是個非常崇尚佛教的國家。空海大師入唐，把唐代佛教思想、佛教流派、佛教藝術系統地帶回本國，促進了日本佛教的繁榮發展，但這是平安朝的業績。其實早在大和時期（相當於中國的隋代），日本就已開始向中國派遣使節以求佛法了。《隋書·東夷傳》：「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鮮。」所謂的重興佛法，當然是指隋帝繼北周廢佛之後竭力復興佛教之舉。在日本的《馭戎概言》中也有類似描述：

「及聖德太子聽政時，所遣多為求佛法之使節。」

兩國最高統治者的政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到了唐代，此風更熾。據木宮泰彥的《遣唐使一覽表》中的調查，每一次入唐的使團中，都有學問僧隨行，多時竟有二十六人。這些學問僧大批湧入唐朝又湧回日本；他們在唐朝的耳聞目睹，自然會作為楷模傳授給本國人士。規模宏大的取經活動反映在書法上，就是把唐代書風引進日本，很多入唐僧的使命就是搞文化交流，他們首先學到了書法藝術，回國後又是理所當然的權威，於是，偶然的歷史條件給僧人們造成了有利條件和優越地位。

（宇治橋斷碑）

日本早期文化的特徵是「請來」，意即它是從中國移植來的。 既是「請來」；這「請」的媒介就很重要。而這媒介由僧人們擔任，僧人們就有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他們的書法也就染上了宗教色彩。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這種色彩是無法消除的。木崎愛吉的《攝河泉金石史》中有一個結論：「我邦金石文字，大抵都蒙上佛教思想的影響。」號稱「上州三碑」之一的《宇治橋斷碑》，記載的是一個僧人如何造橋賜福民眾的內容，而比它更早的《法隆寺佛背銘刻》，則是典型的六朝風氣。這些例子都可以說明，在當時書法與宗教的關係，是以書法形式寫宗教內容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而這種關係的形成則依靠身兼僧人與書家雙重身份的空海等人之手完成的。

日本早期宗教史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空海、最澄等平安朝人傳來密教真言宗、天台宗；另一個是榮西、道元等入宋歸來後所傳禪宗即達摩宗；前者導致了平安朝第一次書法高潮，後者則促進了鐮倉、室町朝第二次書法高潮，兩次高潮的出現，都與宗教有著密切的千絲萬縷的關係。

空海的真言宗，最澄的天台宗，分別代表了當時佛教的兩個 主要流派，它們的影響一直持續到平安末期。空海有一件著名的 作品叫《灌頂記》，是他從唐朝取經回國後在高雄山寺上為其他僧 人授戒的備忘錄。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次莊嚴整肅的宗教儀式，就 在這次活動中，空海完全確立了自己作為佛教宗師的至高無上的 地位。這為他熱心推廣書法藝術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但他之所以能取得這個地位，也是依靠他去過唐朝得受真傳資格的原因，他那手絕妙的唐風書法就是這個資格的最好證明，不但可以使他在佛徒中受到崇拜，也可以在書法愛好者中找到追隨者。書法與宗教之間的互相藉助，體現出和諧默契的特點。

（空海《灌頂記》）

這股風氣甚至還刮進了宮廷，嵯峨天皇如果不接觸空海，他不會去研究書法，他可算是這種追隨者之一。天皇受僧人的影響，親自參與書法學習和創作，上行下效，當然會給臣民們以巨大刺激，它的影響恐怕不會僅僅限於當時而已，後代天皇多擅書，就是這種風氣的繼續。結果當然很明顯，空海、嵯峨天皇等人的努力，使王羲之、顏真卿書風在日本迅速地傳佈開來。平安朝出現了那麼多的優秀書家和作品，確實可謂繁榮昌盛。

鎌倉時代出現了幕府，武士們成為政治舞臺上的主要人物。而平安末期已經蛻變墮落的舊佛教，只能作為貴族生活沈滯黯淡的寫照，無法吸引新興的武士們了。他們迫切地尋找能與自己息息相通的新體系，這種體系既不能打破長期形成的佛教至上的民族精神，又不能是舊宗教的翻版，他們又從中國請來了禪宗。這一次擔任媒介的是僧人榮西、道元和蘭溪道隆。

武士之與禪宗，也的確有很多共同之處。當時日本的舊佛徒只知貪慾作樂、墮落沉淪，禪僧們卻專以即性成佛作為準則，而且在教義中充滿了機鋒迅銳的精神，與舊教中經院式的煩瑣義學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兩種宗旨。這種樸素銳利的特點，與鎌倉武士們重義氣、重節操的風氣是一脈相承的。在當時，不但一般武士以信仰禪宗為榮，就是最高執政如北條時賴、北條長時等人，也都虔誠地拜倒在達摩腳下，修行剃度。

幕府的最高人物成為禪宗的信奉者，使禪宗取得了睥睨一切的優越地位。而作為媒介的榮西等人在帶來新宗教的同時，也把宋代號稱「禪書」的黃山谷、蘇東坡、張即之等人的書法風格帶了進來。他們取得至尊地位以後，便開始推行名正言順的禪宗書風。於是，禪宗取代了頹靡的密教；而宋代書家的強烈風格也取代了晉唐溫文爾雅的面貌。結果也是很明顯的，禪宗書法的脫穎而出，造就了一大批新的書家，這些書家大多是僧人，如榮西、祖元、夢窗疏石、虎關師銖、宗峰妙超等等，夢窗疏石曾為「七朝國師」，具有極高的政治地位，宗峰妙超則創立了「大德寺派」，被後世評為「留下了第一流作品的禪僧」，成為這一時期宗教書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書法史上忽然出現了這樣一群和尚書家，立刻帶來了嶄新的氣象，最終則是形成了禪僧書法這一特定的概念，在日本，這一部分作品用一個特殊的詞來表示——「墨跡」。

（慈雲偈語）

江戶時期（相當於中國的清代），雖然宗教的絕對權威地位有所動搖，但其影響仍然是巨大的。鐮倉禪宗的後繼良寬、慈雲、寂嚴，作為宗教書法的重要角色；作為具有雙重身份的人物，仍然在書壇上產生巨大的影響。而且在宗教界，又出現了所謂的「黃檗（bo）派」，其代表人物是隱元、木庵、即非，號稱「三筆」，實際上他們都是中國渡海去日本的僧人。良寬被譽為「日本禪書之冠」，寂嚴被推為「日本三僧」之一，他們的書法特點是氣勢磅礴或冷峭，在技巧上是遠遠超過他們的鐮倉前輩的。特別是寂嚴、慈雲，擅寫大字書法，開創了日本現代書風的一種新典型，並反映出強烈的日本氣息。藝術上的高超造詣，有時反而掩蓋了他們作為禪僧的形象，人們往往對其宗教地位不予關心，而著力於重視他們的書法地位。關於他們的研究，在今天的日本書學界也還是一個很熱門的課題。黃檗僧人們則是在國內接受了書法家們的薰陶，到了日本後自然也把這種風氣發揚光大，他們以自己的強盛地位對宗教書法進行了發展，大筆淋漓，氣勢磅礴，以其雄健蒼茫之風獲得了新的突破，據說在他們的住地黃檗山萬福寺，常常張掛他們從中國帶去的宋元名家書跡，至使日本書家參觀朝拜，絡繹不絕，這無疑是一個書法展覽。到了明治，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日趨成熟和國家之間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隨著更多的文化人士參與書法創作，宗教與書法之間互相依賴的歷史現象才逐漸消失。作為日本封建社會標誌之一的宗教書法，在明治維新之後，由於日本社會性質的轉變而終於告一段落了。此後儘管也有一些和尚書家出現，但既不能提攜一代書風，也無法登上領袖的寶座，其能量是難以與他們的前輩相比的。

（宗峰妙超倡語）

如果有誰排出一份《日本書法史》的詳細年表，或是通讀一遍《日本書法史》，那麼他一定會意識到日本書法的一支重要的生力軍是那些身披袈裟的空門中人。平安時代「三筆」是空海、橘逸勢、嵯峨天皇；「三跡」是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鎌倉時代是榮西、蘭溪道隆、夢窗疏石、虎關師錬、宗峰妙超、江戶時代有近衛信伊、本阿彌光悅、隱元、木庵、獨立、即非、慈雲、寂嚴、良寬、市河米庵、貫名海屋，直到明治以前，這是一個簡略的書家名單，其中有號的都是和尚書家，如果把這些和尚的名字劃掉，有的時期就成了一片空白。如鎌倉時期如果沒有那些禪僧，幾乎再也找不出能提挈這段書風的其他書家，又如江戶時期如果沒有禪宗和黃檗宗僧人，就少掉了極重要的一個部分，而對於今天書壇上的一些新流派就很難加以深刻的理解了。無論是他們本身形成的書風還是他們的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都是書法史上重要關鍵的一筆。

這種情況是絕無僅有的。在中國，雖然也有過像智永、懷素那樣的大書家，但卻從來沒有獲得過如此強大的地位，如果他們瞭解到他們的日本同行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他們簡直會由衷地妒嫉的。

陳先生作品

造成這種對比的根源，我們可以追溯到兩國宗教形態本身。由於佛教是傳自印度，因此在中國就不可能唯佛獨尊，而總是道、釋、（儒）諸教並存，它們有時表現為互相排斥；有時又表現為互相融合，佛教很難取得至尊的地位。有時由於某些統治者的提倡而興旺，有時卻會被貶入冷宮，象北周武帝的廢佛思想的出現，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但在日本，除了想入非非的神話虛構外，真正接觸到的有嚴格系統的宗教就是佛教，先入為主，這個「請來」的宗教自然輕易地搜取了日本人民的心。長期形成的民族習慣，使日本在宗教方面採取了嚴格的排外政策，這種對佛教始終如一地專注的民族精神，卻促成了佛教與書法之間親密結緣的悠久歷史。

當然，日本文化的「請來」特徵也是個重要原因。在中國，悠久的文化淵源使文人的陣營特別強大，不像日本，早期文化的傳播要依賴學問僧的派遣這一媒介，故而中國的和尚書家始終沒有獲得那種舉足輕重的權威地位，不同的宗教形態和文化形態，在兩國的書法藝術領域中體現了各自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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