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鑼鼓的筆戰：梅蘭芳答蕭伯納“崑曲不用鑼鼓者”到底對不對？

什麼叫兩察一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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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蕭伯納對戲曲鑼鼓的指摘：“我覺得梅蘭芳這個回答太蠢了！”

《舊戲鑼鼓論》

何如

蕭伯納問梅蘭芳博士曰：“中國戲何以須用鑼鼓？”博士曰：“崑曲中亦有不用鑼鼓者。”此雖捷對，猶嫌飾辭也。葉恭綽先生問蕭翁曰：“何故不食肉？”蕭曰：“我不食肉，所以不食肉。”梅博士盍答蕭曰：“中國戲須用鑼鼓，所以必用鑼鼓。”誠能如此，彼以幽默來，我亦以幽默往，此之謂禮尚往來，豈不益見禮義之邦，未可經視邪？蕭伯納目無中國，我正可以“毋謂秦無人”折之也。

前見“自由談”內聚仁先生論鑼鼓一文，觸發予思，頗擬申論，終以偃臥病床，無能為役。今者梅博士又來上海登臺奏技矣，鑼鼓之聲，洋洋盈耳，焉得默然無言乎？

梅蘭芳在蘇聯

予謂中國自有戲劇之一物，即不離鑼鼓，無論國渣國粹，繋乎見智見仁。花部亂彈，固然未免鑼鼓喧鬧。以崑曲言，何嘗不重鑼鼓？清初李笠翁嘗有“鑼鼓忌雜”之言矣。彼以為：

戲場鑼鼓，筋節所關。當敲不敲，不當敲而敲，與宜重而輕，宜輕反重者，均足令戲文減價，此中亦具至理，非老於優孟者不知。

最忌在要緊關頭，忽然打斷，如說白未了之際，曲調初起之時，橫敲亂打，蓋卻聲音，使聽白者少聽數句，以致前後情事不連，審音者未聞起調，不知以後所唱何曲。打斷曲文，罪猶可恕，抺殺賓白，情理難容。

又有一齣戲文將了，止餘數句賓白未完，而此未完之數句，又系關鍵所在，乃戲房鑼鼓，早己催促收場，使說與不說同者，殊可痛恨，故疾徐輕重之間不可不急講也。場上之人，將要說白，見鑼鼓未歇，宜少停以待之，不則過難專委，曲白鑼鼓均分其咎矣。

笠翁此論，發於崑曲沒落之際，當時無人注意。迨亂彈起，鑼鼓愈雜，且非此不足以使場面熱鬧，此亂彈之所以為亂彈也。

尚小云、李世芳之《遊園》

所謂亂彈，今以二黃為正宗。二黃所用之樂器，如大鑼、小鑼、小鐺鑼，大鼓、大鈸、小鈸、檀板等，僅能發不規則之噪音。或助場面之熱鬧，或定說唱之起訖，或表情感之張弛，或示動作之疾徐。鑼鼓之作用如此，至其音樂上之意義，則無甚可言也。

鑼鼓之敲法，除牌子外，細分之，大小約在二十種左右。牌子中之水龍吟、將軍令等，雖似一種和聲組織，其實亦惟用以明節奏，壯聲勢而巳。二十年來之二黃，鑼鼓愈響愈妙，武戲不惜敲破大鑼，以壯腳色之聲威。歐陽予倩先生謂此等鼓手之耳較常人為聾，有年老竟成聾蟲者，雖似戲言，亦實況也。

總之，予以為中國戲之遠源出自角觝為戲，秦漢以至隋唐之角觝為戲，一稱散樂，散見諸史禮樂志。角觝武術，固須有金鼓以示進退，而壯陣容，音樂之中亦不能不用金革。此我國舊戲所以不廢武把子與鑼鼓之故歟？未知梅博士以為何如也？

（《申報》1933年6月22日）

《舊劇鑼鼓論新解》

羅復

何如先生在“自由談”裡論戲劇，說梅博士回答蕭翁“崑曲中亦有不用鑼鼓者”不免近於飾辭，他以為“中國自有戲劇一物，即不離鑼鼓……以崑曲言何嘗不用鑼鼓”。

梅蘭芳、朱桂芳之《金山寺》

他引了李笠翁論鑼鼓的話做他的例證，可惜他不能不說“笠翁此論，發於崑曲沒落之際”，是他這例證的最大的漏點。

“中國戲劇遠源出自角觝”，是中國戲劇史的三字經，“我國舊戲不廢武把子與鑼鼓”，是同於“角觝武術，須有金鼓以示進退而壯陣容”，也自是不易之論。但是角觝百戲何時才和中國戲劇水乳交融，鑼鼓何時才正式闌入我國舊戲裡來，何如先生卻又不免將這些問題輕易放過了。

顧起元《客座贅語》論明代南都戲劇，很能夠替何如先生“舊戲鑼鼓論”進一新解。《客座贅語》說：

南都萬曆以前，公候與縉紳及富家，凡有宴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琵琵、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及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後乃變為盡用南唱，歌者只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

可知明萬曆前後，北曲南曲，全都不用鑼鼓。但這時卻不是“亦有不用”，像梅博士所說；正確些說，是“南曲最初不用鑼鼓”。

到後來，因為有用鑼鼓的崑曲，像李笠翁論裡所說，於是才和不用鑼鼓的崑曲取對立的形式。這例證並不難見，讀一讀《紅樓夢》，便可知博士之論不是假話了。

國劇學會所藏中國樂器

鑼鼓闌入舊戲，是因為角觝百戲和舊戲交融，而成為舊戲裡的武把子，但武把子還不曾和舊戲交融，只在“文戲”之外閒雜著撮墊圈……之類的解數，舊戲裡是不會有鑼鼓的，依何如先生的假定，更成為不可拔的理由。

何況，現在的武把子雖也是舊戲裡的一分子了，但還是一種賣解的尾巴，很牽強地在舊戲裡活動著。何如先生既承認鑼鼓是和武把子同時侵入舊戲，為什麼又斷言“中國戲須用鑼鼓”？是“自有戲劇一物，即不離鑼鼓”，而不察知它的襲來，和它也正和武把子一樣，是在舊戲裡面牽強活動呢？

（《申報》1933年6月25日）

《再論鑼鼓》

何如

頃見羅復先生《舊劇鑼鼓新解》，既已領教其……矜為獨得之新解矣。其中有涉及予之前論者，略為申論，以見予於羅復先生之所疑，未嘗不早慮及也。

新解謂“角觝百戲何時才和中國戲劇水乳交融，鑼鼓何時才正式闌入我國舊戲裡來，何如先生卻又不免將這些問題輕易放過了”，宜若羅復先生不至輕放此一問題，別有新解者，但細看下文，不禁失望。

蓋彼僅引顧起元《客座贅語》之老語為證，其實顧氏此論，予曩嘗用以證南北曲之消長（見最近《青年界》），而不用以論鑼鼓者，以其所謂散樂，類於今之所謂清唱，自無須乎鑼鼓。其所謂大席打院本，當系正式上演矣，然止言及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不及音樂，非無音樂也，故不能證北曲但有武把子而無鑼鼓也。何況北曲久己沒落，文獻難微，非起金元人於地下，未易有令人心服之證明乎？

至顧氏論及南唱，未知言其所謂小集散樂歟？抑所謂大席打院本歟？其舉樂器不及鑼鼓，或僅言清唱，故不用鑼鼓，或僅言主樂，其他未盡列舉，均未可知也。

且崑曲雖謂成為廣陵散，猶非完全絕響，間有知音者。例如《新舊戲曲之研究》著者佟賦敏先生，於論崑曲組織及表演法，謂其“樂隊方面，導歌樂以笛子嗩吶為主，又由單皮及夾板指導他們。輔助笛子的有弦子、琵琶、笙、月琴、九音鑼、懷鼓。輔助嗩吶的有堂鼓、大鼓、小鑼、大鈸、小鈸、齊鈸，海笛。”又於崑曲改造論，謂“崑曲的原素既然有蕭殺的軍樂，軍樂的燥煩是不宜於愛好和平民族的，就應該分析出來。所以鐃、鈸、嗩吶、大鑼等一概不用，必須代以他種樂器。”崑曲用鑼鼓之説，非予向壁虛造也。何況李笠翁嘗親見崑曲之存在，已有“鑼鼓忌雜”之評乎？

朱蓮芬、陳桂庭之《琴挑》

羅復先生謂“南曲最初不用鑼鼓”，此誠所謂新解矣，其奈顧起元之老話，原意模糊，不足為證何？至謂“笠翁此論發於崑曲沒落之際”為予論最大之漏點，予誠不知其漏點何在也？

羅復先生既自承認“中國戲劇遠源出自角觝，是中國戲劇史的三字經。我國舊戲不廢武把子與鑼鼓，是由於角觝武術須有金鼓以示進退，而壯陣容，也自是不易之論”。於予前論之基點所在，幸已看明，可勿贅論。

至謂“何如先生既承認鼓是和武把子同時侵入舊戲，為什麼又斷言中國戲須用鑼鼓，是自有戲劇一物即不離鑼鼓，而不察知它的襲來，和它也正和武把子一樣是在舊戲裡面牽強活動呢？”此則須分別言之。

予所謂中國戲須用鑼鼓者，系擬梅博士答蕭翁之言，蓋戲言耳，非為鑼鼓辯護其存在者，覆按予論可知也。又予並無“鑼鼓是和武把子同時侵入舊戲”之言，不僅在前論中未嘗有此荒謬，今亦未便承認，敬以璧還。予但言“自有戲劇一物，即不離鑼鼓。”此亦根據舊說，人所盡知之三字經，顧未敢標為新解也。

《舊唐書》卷二十九音樂志二，首言散樂角觝百戲，次及當時之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壘子等戲。大面一雲代面。同書雲：“代面出於北齊，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麾刺擊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王國維先生於《宋元戲曲史》論之曰：“古之俳優，但以歌舞及戲謔為事。自漢以後，則間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實始於北齊。顧其事至簡，與其謂之戲，不若謂之舞之為當也。然後世戲劇之源，實自此始。”可知中國樂戲最初之形成，始於北齊以至唐朝代面一類之歌舞劇。代面一曲，演者既著假面，已具臉譜之雛形矣。既效戰鬥時指麾刺擊之容，已類今之所謂武把子矣。所可惜者，史不書其歌舞時所伴奏之樂器。意者其亦用金鼓以示進退而壯陣容，確效古之戰爭乎？予所謂中國自有戲劇，即不離鑼鼓與武把子，角觝百戲而外，此亦予說之一助。但仍不敢標為新解，自矜創穫也。

最後有須鄭重申言者，予非為鑼鼓、武把子辯護，但盡測其歷史來源而己。原為玩物喪志，姑作無聊之文，不謂引出羅復先生如許新解，拋磚引玉，獲賞已多，故喜而為此再論。至予一論再論，無甚新解，謬佔“自由談”寶貴之篇幅，虛耗讀者寶貴之光陰，是則至為惶恐不安，而無可如何者也。

（《申報》1933年6月27日）

《敬答何如先生》

羅復

羅復的“進一新解”是因為要避免意見相左的嫌疑，不會“矜為獨得”，也不願謙為腐談。如果何如先生要從這點刻舟求劍，我承認我的用語笨拙好了。便說是“三字經”，如果彼此之間沒有尊嚴，是不必有不平的。像今天我的答覆，也是“三字經”，因為都是“人所盡知”的話。但不是“無聊之文”，也不是“玩物喪志”，至少，能為“蠡測歷史來源之助”，便不會“謬佔篇幅”，“虛耗光陰”，這是我要“鄭重申首”的。

京劇腳色有文武之分，像生和武生，小生和武小生，旦和武旦，醜和武丑，還有一種文武昆亂不擋的腳色。但在崑劇裡只有些小生或生戎裝、武裝上的寫法，並沒有武生的名辭。武旦，也一樣無此名辭，像《義俠記》的武松用小生扮，顧大嫂用旦扮。一丈青用小旦扮，是一個好的例證。至於武丑，是百年以來沒有的，崑劇裡連這一類腳色，都沒有先例可舉。

蘇州崑劇傳習所舊照

因為崑劇沒有武劇，像《三國志》《水滸》等劇，到相打的時候，不過應景罷了，並不大打特打。至於上手下手，筋斗虎跳，崑劇更不會有。所以，不必特設武腳。

武劇的有無是影響到劇的音樂的。像京劇的音樂科，俗名場面，場面分文場武場，大鑼大鼓的場面是武場，拉胡琴、彈月琴、吹笛、吹笙都是文場。崑劇的主要音樂是管笛，以前的弋陽腔

、海鹽腔，主

要的音樂是絃索，到後來樅陽腔、

襄陽腔

、秦腔主要的音樂也是一樣。只有高腔不用絲竹合腔，僅用鑼鼓，除這變例之外，歌舞的場面，除絃樂器、管樂器，鑼樂器主要的也只是鼓板，是京戲的文場。大鑼大鼓的場面是為起打助力的，在武劇闌入（注：擅自闖入之意）之後，才有它的路線可以尋找。

前清皇帝冬至郊天回宮，有由梨園上下手翻一單提，各賞福壽錠一兩的一種儀式。這可見筋斗虎跳的武工把子本是一種賣解，武場的音樂是替賣解壯壯聲威，是賣解的場面，到後來，賣解和舊劇交融，這場面，也和文場場面交融了。

舊戲園後臺的把子

據顧說，撮墊圈……之類的解數在明代是閒雜在文場戲劇之間的，即是，沒有融入戲劇裡面。卻在甲劇完場，乙劇沒有上演的時候來這一場熱鬧，這熱鬧的音樂當然是大鑼大鼓，但無論甲劇、乙劇，卻都只是文場，我不會放過的只在這裡。

但何如先生說“撮墊圈……不能

證北曲

但有武把子而無鑼鼓也”。這是因為不曾“細看下文”，所以“不禁失望”。我是始終不曾說過“北曲有武把子”的，我只是說，武把子不曾正式闌入北曲，因此大鑼大鼓的武場也不曾正式闌入北曲，最初的南曲，自也不能例外。因此，關於這點，我也“未便承認，敬以璧還”。

不過，我卻斗膽敬領何如先生“璧還”我的厚禮了。因為我是主張“鑼鼓是和武把子同時侵入舊戲”的，但我卻不承認“自有戲劇一物，即不離鑼鼓”的“三字經”，因為，野蠻人的舞蹈我不會說是戲劇，至少，話劇不用鑼鼓，誰也應當承認。

關於“大面”，卻因為限於字數，不多說了；我希望何如先生再能繼續找到“大面歌舞所伴奏的樂器”，快脫出“意者”的範圍。

（《申報》1933年7月1日）

《鑼鼓之尾聲》

何如

予既為再論鑼鼓一文，頃聞羅復先生，已有駁論，尚未發表（編者按：即昨日羅復先生之文），

未知其

作何語，想有愈多愈妙之新解饗人，是無疑也。惟予儉腹貽羞，又無書袋可掉，猶複視顏為此三論者，一以稍盡前論未竟之意，一以冀得顧曲專家之高論。書生論曲，謬託知音。舞臺實情，敢質真賞。

顧予有略須申述者，一則妄慮讀者眼花之撩亂，一則預防辯者論點之支離。故予於前此二論，要點所在，不惜重提：

一曰“以崑曲言，曷嘗不重鑼鼓？”予引李笠翁、佟賦敏之說為證，姑引陳言，非出新解，倘有錯繆，不代負咎也。

二則蠡測我國舊戲中鑼鼓與武把子之歷史來源，以為出自秦漢以至隋唐之間角觝有戲，以及代面一類之歌舞戲，因謂中國自有戲劇之一物，即不離鑼鼓，系自其起源而言之，亦但言其有鑼鼓而已，非謂其鑼鼓之種類、敲法，一如今日也。

三則予謂顧氏客座贅語，所言北曲大四套，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墜子為武把子，以其顯為百戲中雜伎之遺也。

雖然，予於北曲，僅讀元劇數十種，於其舞臺上之實際情形，則茫然無知，所論止此，不敢強作解人也。

傳統樂器

今所欲補論者，羅復先生謂“明萬曆前後，北曲南曲全都不用鑼鼓”，又謂“南曲最初不用鑼鼓”。因謂予既引李笠翁論鑼鼓之言為證，又言“笠翁此論發於崑曲沒落之際”，為予論證最大之漏洞，予已於再再中駁之矣。魏良輔曲律有言：“清唱俗語謂之冷板凳。不比戲場借鑼鼓之勢，全要閒雅整肅，清俊溫潤。”魏氏為崑曲之鼻祖，論曲已及鑼鼓，安得強謂“明萬曆前後，北曲南曲全都不用鑼鼓”乎？此種大膽之新解，惟羅復先生始有之，而又自誇其為正確。

又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謂康對山歿時，家無長物，惟腰鼓多至三百副。陸侃如《詩史》則雲大小鼓三百副。按康海為成化嘉靖間人，約與魏良輔同時而較早。彼為當時北曲有名之作者，未聞其兼工南曲。蓄鼓何為？其數尤為可驚。但予不敢遽出新解，謂為北曲有鑼鼓之證也。

予之立論止此，答辯亦止此，政見之爭，居恆雞蟲得失視之。復以文字為

戈鋋

，予豈猶有蓬之心也夫！

（《申報》1933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