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與日本人的不解之緣：人氣滿滿的著作，江戶時代第一導師！

市河米庵書法是日本國寶嗎

我們知道，在中國美術史上，董其昌的地位可以說是任何人也不得不承認的，與此同時，董其昌書畫的複雜性與爭議性也讓他成為最被誤解的人物之一。作為書畫風格史上承上啟下的重要座標式的人物，如果橫向比較他們所處的時間序列的話，比如董其昌的作品及理論在日本的影響和受容，那麼無疑可以使我們對董其昌的認識和理解更加趨向成熟全面。

董其昌的《畫禪室隨筆》這本重要的文藝學著作，在日本出版是在1840年，它也是最早在日本有歷史記載的中國書論出版物。董其昌的影響漸漸波及日本的時候，正值日本終結了戰國時代的亂世的江戶時代，因此，濫觴於貴族和武士階級的精英文化也在市井民間浸透發展。日本書道中主要有兩個大派系，一個被稱作“和樣”，以書寫日式假名為主；另一個被稱為“唐樣”，以書寫漢字為主。而在此時幕府政府的儒教政策的影響下，漢式書風興起，在此背景下董其昌書風及其理論都對日本書道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在儒教政策的倡導下，曾在京都相國寺學習朱子學的藤原惺窩，建立了日本儒學的根基，而幕府為了鞏固武士階級的封建秩序，也積極採納日本的儒學，因此儒學作為官學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承應三年，伴隨著明王朝的覆滅，黃檗宗的隱元禪師和同時期的即非如一等僧人為躲避戰亂，以及弘揚佛法就前往日本，在創立了黃檗宗的同時，這些禪師高超的書技也透過禪僧傳播到日本全國，被尊稱為“黃檗流”，與明末雄渾的書法如出一轍。而這些渡海而來的禪僧也帶來了很多明代的墨跡和刻帖，為漢式書風的興盛起到了推動作用。在隱元禪師創立的黃檗山萬福寺中至今還儲存著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張瑞圖等人的作品。

江戶時代漢式書風的倡導者是北島雪山，他也被稱為日本漢式書法第一人。他曾受黃檗宗中國禪師獨立性易、即非如一的教導，並且在長崎跟隨明人俞立德學習文徵明的書法。這種書風透過北島雪山的弟子細井宏澤更加得以推廣，初步建立了江戶時代漢式書法的根基。此外，還有一位中井董堂，就如同他自己所取的“董堂”之號一樣，狂熱的學習董其昌的書法與詩作，其書作亦在日本風靡一時。可以說，董其昌是日本江戶時代的藝術界精神導師了。在此之後，日本迎來了江戶時代學習中國書法的全盛期，幕府統治末期被並稱為“幕末三筆”的市河米庵、卷菱湖、和貫名海屋，是以漢式書法稱雄一時的大家，市河米庵仿效的是米芾，還曾在長崎跟隨清人胡兆新學習書法；貫名海屋宗法的是王羲之和顏真卿；卷菱湖則取法於歐陽詢。

同時代的儒學家荻生徂徠與賴山陽等，都以善書聞名。荻生徂徠親睞於師承獨立禪師的高天漪的書風，賴山陽則在自身家學的基礎上專研書畫鑑識，在關西圈的書畫家中具有指導性的地位。另外。賴山陽的好友田能村竹田也是精於詩文書畫，尤其對中國的文人畫體系有很深的理解，並且確立了被稱為“豐後南畫”的繪畫體系，是日本南畫的最高峰。在書畫家之間，以董其昌為首的明清書畫家受到很高的尊敬，而支撐漢式書法的是經由長崎船舶運載而來的大量明清法帖。元祿元年出版書帖中，尤以董其昌的書作數量為多，比如《紅綬軒帖》、《戲鴻堂帖》、《玉煙堂帖》、《清暉堂藏帖》、《汲古堂藏帖》等等，由此可見，董其昌在日本的人氣可見一斑。

另外，透過商貿流入日本的法帖也被再版重印，其中被重印最多的也是趙孟和董其昌為代表的元明時期書畫大家的作品。董其昌的《畫禪室隨筆》在日本的出版，使董氏的書法和理論都漸漸被日本受容接受。江戶中後期得大儒立原翠軒等人，在水戶藩花費近29年編纂的歷代名跡及題跋的《垂裕閣帖》中，也有大量董其昌的書作被收錄，可見當時董氏書風的普及以及收藏發帖水平之高。

我們可以看到，江戶時代中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漢式書法，其實是由不滿足於和式書法的知識階層的憧憬而演化而來的。中國明末清初的書風作為日本書法的革新力量而得以接受，在儒學家為代表的市民階級中廣泛傳播。尤其是從作品及理論都可以接觸到的董其昌，是日本漢式書法的書家們取法的極大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