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體的演化與書法的發展，何為書寫法度之美？

隸變在漢字發展史上有什麼意義

所謂書體，就是體現某些既定書寫規則、式樣的文字體系的符號形式。書寫規則如遭到破壞，就會使字形式樣發生改變，而惟一的破壞性根源來自書寫性簡化。也就是說，在日常通行的文字中，書寫性簡化是促使書體演進的基本動力。作為書寫，是最為經常連續和普遍進行的事情，書寫性簡化就在其中，哪怕是任何一種極其細微的改變，都可能會因為日久天長的積累，形成字形式樣的階段性變化，這就是書體的演化。

書體演化的前期，主要表現為書寫性簡化對既有書寫規則和字形式樣的破壞，而後期的發展，卻不是單一的線索。一方面，文字的社會性需要標準正體，其形成基本上是接續書寫性簡化而來的美化和規範，如大篆書體的圖案化式樣。另一方面，草體還有其自身的演變規律。例如，從西周到戰國，有“釘頭鼠尾”式線條之古文一系，有“解散篆法”之秦文隸變一系，二者在書體式樣特徵和性質上，都是很不相同的。

作為書體的演化，實用是第一位的，其目的在於使文字更有效地體現其語言功能並推行統治階級的政令等，正體的標準規範與草體的簡化便捷都服從於此範疇。隨著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書寫性簡化對以象形字為基礎的原始仿形的改造，正體規範的社會性需求即開始顯現出來，以大篆的形成為標誌，較早地實現了書法審美的自覺。

換句話說，文字形體的規範離不開美和美的創造，由正體規範衍生出來的典範美，即成為中國書法批評最早關注的視點，漢代人評價書法技藝水準所用之“工、能、善、楷則（典範楷模的意思）”等辭語均由此生出，並且只限於書體，不涉及個性風格。

既然是典範美，就應該含有法度、程式的意義，可以在書寫方法和書體式樣兩個側面同時體現出來。例如，王國維在《史籀篇疏證序》中分析籀文大篆的書體特徵說：“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複，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規旋矩折之意多。’其中“左右均一”講結構美，“規旋矩折”講線條特徵和筆法美，沒有法度程式是不行的。從文獻記載中的古文字教育來看，為師者總結出若干基本的書寫方法和規範標準以傳授學生保證書體式樣的統一美觀，是完全可能的。甲骨文中的習字刻辭和西周金文的大同小異，都可以作為證明。孔子把文字書寫作為“六藝”之一加以提倡，也應有其更早的淵源。

先秦時期， 書法的法度程式初次形成於於西周大篆，這體現著統治者的意志，以及美的價值和選擇，也可以說體現了禮樂文化的秩序感。正是王者之風化及天下的精神，也是文字和書法具有教化功能的開端。其後《說文解字。敘》以文字為“經藝之本，王政之始”的觀點，實脫出於此。這就告訴我們一個事實，文字是帝王進行有效統治所不可離開的工具，其書寫與審美如果不帶有強烈的政治學倫理學色彩，反而會令人奇怪。

所以，正體首先實現審美的自覺，典範美及法度程式的確立，一定是歷史的必然。從歷史的角度看，法度程式是引導書體演進走向典範美的必要手段，它的被關注，恰好與社會性的秩序、規範、楷模性質相同，是由人的社會存在所決定的。同時，由於文字書體和傳統的沿續，典範美在三千年書法長河中已經根深蒂固，並且泛化街生出許多重要的理論命題，承載著深刻而沉鬱的中國文化藝術精神。所以說當代那些以創新為理由的書法家們，不要忘記了典範美這個根深蒂固的傳統審美原則，不要違背這個基本的書法藝術法則，創新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失敗，則不會被稱為書法，而是抽象畫。

那麼西周正體大篆的圖案化及典範美的確立，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和創造，於是各種美化裝飾性書體應運而生。其中最有價值的是蟲書對曲線美的發掘與推行，成為春秋晚期至秦統一之 前書法審美的普遍風尚，對小篆高度圖案化之書體式樣的形成，也有著重要的影響。這表明，從西周大篆的典範美到春秋戰國雜體書法的裝飾美，曾走了一段彎路，而當秦人再度確認書寫之典範美的時候，已不滿足於原有《史籀篇》大篆字書的陳舊式樣，而較多地吸收了裝飾美的一些長處，造就小篆之新的典範美，使它成為先秦古文字書體演進和書法美之發展的終結。

遺憾的是，先秦時期的草體始終沒有形成自覺的審美風氣，一直由實用來主宰其發展變化。迄今為止，商周至秦都有墨跡發現，還有為數眾多的刻款金文。面對這些實用文字，很容易感受到它們的種種書法之美，而實際上只是無心之作，並非以美為目標的。

春秋戰國時期的書體演進和書法風格，隨著地域、國別及其歷史文化的差異而有許多不同，代表了美的多元化選擇與創造。秦始皇”書同文字”，使六國文字和書法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其後書體沿著周秦系演進，書法美也基本上隨之變易形質，遂使春秋戰國時期東南各國的書法藝術成為絕響。很多的古文字書法我們幾乎是此生也不可能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