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牙雕的意味著什麼？河姆渡牙雕的歷史意義和文化特色是什麼？

河姆渡牙雕意味著什麼

1981年5月的《文物》雜誌刊載了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殷瑋璋合著的《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型別問題》一文。

在該文中，兩位先生提出了中國考古學的區系型別學說，把考古學文化分成區、系、型別三個層面，並將新石器時代中國地區的史前文化劃分為六大區塊，既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關中（陝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區塊。

六大文化區系平行發展並相互影響，共同開創了中國文化的源頭。它們各自有著各自的源流與特徵，在發展程序上也具有不平衡性。到新石器時代中期，除前面章節已介紹的位於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區和大汶口文化區外，東北的紅山文化以及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同樣居於領先地位。

東北地區史前文化分佈

紅山文化分佈在東北熱河地區，北起內蒙古，南至冀北，東達遼西，輻射面積約20萬平方公里，當地迄今已發現該型別遺址上千處。

生活在北方地區的先民早期主要以捕獵大型食草動物為生，隨著地球氣溫的回升，農耕文化開始逐步向北方擴散，並在北方地區形成農耕、漁獵相結合的生產模式。東北的興隆窪、趙寶溝遺址，就是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而紅山文化則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紅山文化存在於6000~5000年前，初期處於母系氏族的全盛時期，到晚期已逐漸向父系氏族過渡。該文化的手工業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磨製的草履形的石耜、桂葉形雙孔石刀等農具、工具很有特色。其陶器裝飾工藝和制玉工藝也極為精湛。

紅山玉豬龍，該造型有可能源於昆蟲蛹

紅山文化型別的遺址中出土了大批玉器，有豬龍形缶、玉龜、玉鳥、玉獸、勾雲形玉佩等。這些玉器均為磨製而成，造型生動，極富動感。這些動物造型的玉器與紅山先民的生活體驗密切相關，並已上升為一種對動物靈性的意識崇拜。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遼寧朝陽地區的牛河梁村發現了距今5000多年前的大型祭壇、女神廟、積石冢和“金字塔”式高臺構築物，這一時期專門的宗教祭祀場所，國內至今也只發現這一處。女神廟中還出土了與真人一樣大的泥塑女神像，女神肢體塑件中留有疑似人骨的殘骸。這些遺蹟反映了當地在母系氏族時期對女性生殖的崇拜，也是一種社會化有組織行為的具體表現，充分說明紅山文化已發展到文明社會的邊緣。這在當時的華夏地區是居於領先地位的，因而紅山文化中的圖騰文化和玉文化都對華夏其他文化圈產生了重大影響。倒是女神廟這種宗教信仰，卻因母系氏族制度的沒落而逐漸消亡。

紅山女神頭像

與東北地區山高林密，氣候寒冷的自然環境不同，南方長江流域則是河網縱橫，溫暖溼潤。這裡的先民當然也就形成了與北方先民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發展出了另一種史前文化。

1973年，浙江省寧波餘姚河姆渡鎮的村民在建設排澇工程時，發現了一處大型史前文化遺址。這處遺址後來被命名為河姆渡遺址，其總面積達4萬平方米，堆積厚度4米左右，上下疊壓著四個文化層，所對應時間段與仰韶文化基本一致。

由於該地屬於河岸沼澤區，河姆渡文化的建築形式主要是栽樁架板高於地面，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徵，這與北方地區同時期的半地穴房屋有著明顯差別，與長江流域的其他地方的房屋也有不同。

河姆渡栽樁架空木屋

河姆渡文化的社會經濟是以稻作農業為主，畜牧、採集、漁獵並存。當地遺址中普遍發現有稻類作物的遺存，另外還出土了許多當地動植物遺存，如：菱角、桃子、酸棗、薏仁等。

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早期夾碳黑陶，這是當地先民有意識地在陶土中摻入了炭末，用以減少陶土粘性，提高成品率。陶器的種類很多，主要有釜、罐、盆、盤、豆、盉、甑、鼎等，甚至還有原始的酒器。酒器的出現，說明當時的糧食產出已有一定的富餘。

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石器不多，生產工具有斧、錛、鑿三種，器形較小，磨製不精。而當地出土的骨器、木器數量卻相當的多，製作也非常精良。尤其是木作工藝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河姆渡的房屋樑柱等木構件上已運用了榫卯結構，而且當時人們已掌握了原始的髹漆技術，製作出了中國最早的漆器。

河姆渡文化的紡織業同樣相當發達，遺址出土了大批紡輪、骨針、以及原始踞織機的部件。從出土的葦編和器物上精緻的圖案看，當時織品為經緯線數量相同的人字紋和菱紋。

河姆渡雙鳥朝陽牙雕器

看來長三角地區的富庶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而江浙人民的心靈手巧在這個時期也已有所表現。物質上的充裕，使當時的先民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了更高的追求。人們不但將日常用具的造型紋飾做得非常的流暢生動，還特意用玉石（本地玉種或螢石）、象牙等珍稀材料製作了很多精美的飾物。有些器物上的圖案，形象逼真傳神、寓意耐人尋味，充分反映出當地的先民已經具有了很高的審美情趣和一定的精神追求。

可能同樣也是因為東南地區這種自然條件的優越性，使得居住在河姆渡的先民不需要再努力探求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因此河姆渡文化雖然延續了很長時間，其向周邊的輻射擴張能力卻遠不及同時期的北方文化。

距今5000年前，一次嚴重的水澇災害，使得河姆渡村走到了盡頭。這從河姆渡遺址的地層發掘中，可以找到確鑿的證據。

在此之前，河姆渡地區的環境已因地質變遷逐漸惡化到嚴重影響氏族生存的地步，水澇災害頻發。而這一回的特大洪水終於使河姆渡村遭受了滅頂之災，倖存下來的先民不得不捨棄世代生活的家園，遷往他方。

河姆渡遺址出土世界最早的獨木舟

新石器時代中期，華夏地區的先民仍在不斷向周邊地區擴散，尋找水土豐茂，適合定居的土地，建造自己的新家園。如此時的四川、重慶地區，也漸漸有了先民活動的蹤跡，其代表性遺蹟便是重慶市巫山大溪遺址。而在更偏遠的地區，如南方沿海及臺灣地區，東北黑龍江地區等地，都逐步進入農耕時代。

可以說，新石器時代中期農耕模式已在中國地區大範圍鋪開，專家們所描述的幾大文化圈也已基本成型。這幾大文化圈具有不少共同點，意味著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絡與相互交流。但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性，有著各自的文化特徵，也說明每個文化圈都是透過長時間獨立發展而成的。

即便在同一個文化圈內部，各個遺址間在很多方面也會表現出有所不同，並非完全一致。如仰韶文化圈、紅山文化圈、大汶口文化圈這幾處輻射範圍很大的文化圈，其下又可分為好些個不同的文化型別。表明當時各部族之間尚有著寬裕的緩衝空間，相互間的影響干擾有限。

華夏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是一段相對和平安穩的發展階段，良好的水熱條件使得每個村落都能基本實現自給自足，再輔以適量的實物交換，就可輕鬆解決生活所需。

因而當時華夏地區各個部族間的關係必定是比較和諧友好的，我們可以從發現的遺蹟中看到，那些氏族村落普遍缺乏防衛設施，即便有，也只是一道簡單的河溝，估計主要是為了防止野獸進村。各地遺址出土的武器也基本是用作狩獵用途，而非戰爭工具。族外婚和實物交換的出現，也使得生產技術有了和平交流的有效渠道。

這一時期農耕技術的發展使得族群人口快速增長起來。應對人口增長的直接手段便是族群擴散，華夏大地為每個族群都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人口多了就分一批出去，分出去的人很快也能找到適合安居的土地，發展出新的村落。

而技術進步帶來的另一個效果則是男性社會地位提升，促成了以男性為核心的家庭模式的形成。夫妻婚姻制逐漸替代原始群婚制後，女性便失去了生育自主權。那時可沒有杜蕾斯，不停地做愛就意味著不停地生娃，這導致人口更加急劇地增長。

於是這一時期華夏大地快速湧現出無數的農耕村落，考古學家才能在各地發現那麼多的仰韶遺蹟、大汶口遺蹟、紅山遺蹟等等。

華夏先民在寬鬆的環境中安逸地發展了幾千年，這無疑延緩了文明的形成。而幾乎同期進入農耕時代的中東地區，那裡的居民卻早已為了那點有限的宜居土地鬥得頭破血流，這種殘酷的生存競爭迫使他們不得不早早就開始修建城池，設立政府、組織軍隊，也因此領先一步進入文明階段。

現代社會西方國家掌控了話語權，往往會從西方的角度去吹噓蘇美爾文明、埃及文明如何如何的領先於時代。這樣的言論其實帶有很嚴重的主觀片面性，並不能客觀地反映事實全部，各位讀者大不必太過在意。要知道如果沒有一個超長的孕育期，又如何能誕生出華夏文明這個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最為龐大的農耕文明呢。其它幾個古老文明之所以會早早隕落，根子就在於其先天條件不足，底子打得不夠紮實。

當然，華夏先民的幸福生活，也總有到頭的一天。當數以萬計的自然村落充斥於各地時，彼此間的相安無事就無法再維持下去。生存空間的疊合，使相鄰氏族村落間難免會發生衝突，大家再不能快樂地做朋友了。出於同樣的目的，一些血緣相近、關係良好的氏族，也會自然而然結成同盟，一致對外。到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後段，部落聯盟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而這種結盟無疑又使得衝突更趨激烈，人們不得不更加緊密地聯合在一起，進而修築城池，設立政府、組建軍隊。華夏民族終究也步中東民族的後塵，走上了發展導致競爭，競爭促進發展這條沒有盡頭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