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書風”：王羲之父子皆有自矜自誇處，然並不失名士風流

羲獻父子指的是什麼

魏晉以後的唐宋元明清，主流書風都是延續魏晉書風。那麼何謂魏晉書風？魏晉書風之變又何以是承前啟後的？在新出版的《魏晉書風》中，書法史學者劉濤認為，魏晉時期，楷書取代了隸書的正體地位，形成了以楷書為根基，以行書、草書為時尚的書風。而在這一時期，由於魏晉書家的張揚個性、瀟灑才情，也形成了一股自矜自誇的風氣。如王羲之“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王獻之被謝安問到：“君書何如右軍？”王獻之回答：“故當勝”。等等，諸如此類自矜自誇的故事，也不失名士風流。

魏晉書風的轉變

書法史上，書體的演進，帶來正體字的轉換，書風有過兩次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漢朝，隸書取代小篆的正體地位，文字書寫從“古文字”時代跨進“今文字”的隸書時代。

通行隸書的漢朝，隸書由古隸發展為八分隸書，速寫體的草書建立規則形成了章草，這兩種書體都在東漢中後期達到鼎盛。隸書時代，簡約的小篆仍有一席之地，卻是特殊場合露崢嶸。東漢後期，從隸書的俗寫體衍生出行書和楷書，為下一個文字書寫時代拉開序幕。

皇象《急就章》

趙孟頫臨《急就章》

第二次書風之變在魏晉，楷書取代隸書的正體地位，進入楷書時代。魏晉兩百年間，形成了以楷書為根基，以行書、草書為時尚的書風，這就是魏晉新書風。

魏晉書風之新，是新書體的興起和流行。

楷書、行書是漢末出現的書體，魏晉時自是新書體，並且很快盛行起來。早期楷書、行書還帶有結構平正之類的隸書遺意，經過魏晉幾代書家的書寫實踐，尤其是曹魏鍾繇、東晉王羲之的加工整理，新書體成熟了，並在王羲之筆下形成“斜劃緊結”的“今妍”面貌。

鍾繇小楷《宣示表》

魏晉時期，草書仍是時興的書體，但面貌發生了改觀，先是從章草的俗寫體演變為西晉衛瓘那樣流便的“草稿”，而後王羲之完成了章草的革新，寫出了筆勢縱引的“今草”。

魏晉書風之新，也有技法之新。

張芝草書

楷書、行書和草書的書寫技法，與篆書、隸書明顯不同。經過王羲之的革新，這三種書體都形成了“今妍”的新面貌。形態的新面貌，自有相應的新技法。例如，用筆簡易，一搨直下，俯仰向背，結字的欹側，避就朝揖，等等。尤其是書寫行書、草書，用筆連貫，映帶牽連，筆勢縱引，筆鋒的正鋒、側鋒、偏鋒隨著筆勢自然轉換，變化多端。新的技法，存有多種發揮的可能性，為書寫者提供了更大的表現空間。

魏晉書風之新，還有文字書寫的載體之新。

王羲之小楷《樂毅論》

王羲之《十七帖》

新書體興盛的魏晉時期，文字書寫的載體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寬幅的紙張取代了狹長的竹木簡牘，進入寫本時代。在柔軟的紙上寫字，運筆的摩擦感不同於竹木簡牘，書寫更加流利，便於充分發揮毛筆“筆軟則奇怪生焉”的書寫功能。

紙張的幅面比簡牘寬得多，可以連續書寫十數行文字，也就便於書家發揮連屬的筆勢，不但使書家帶來書寫的新感覺，也為觀賞者帶來新的審美感受。

魏晉之後進入南北朝，分裂是這段歷史的特徵。然而，早在4世紀前期，南方是東晉，北方是十六國，已是裂土而治，南北書風也形成了分野：南方“今妍”，北方“古質”。

南北朝的一百七十年間，新書風的主流在南方。5世紀末，北朝看齊南朝文化，書法匯入江左相傳的新書風。

王羲之《蘭亭序》

魏晉時代，書家薈萃。當時書家推崇的書家，亦即書家中的書家，前有漢末的張芝、魏國的鐘繇，後有東晉“二王”父子。從魏晉的角度看，傑出代表是鍾繇和王羲之，人稱“鐘王”。但是，將楷、行、草書全面推向“今妍”之境的書家是王羲之。他是魏晉書風的受益者，也是新體書法的完成者、集大成者，人稱“書聖”。王羲之書法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今天，成為中國書法的著名符號。

魏晉書風在書法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頁，也是劃時代的一頁。魏晉以後的唐宋元明清，主流書風都是延續魏晉書風。

王獻之《中秋帖》

漢晉書家的自矜自誇

書法家的自我誇耀，可以追溯到東漢後期大書家蔡邕那裡。唐朝張懷瓘《書斷·中·韋誕傳》記載：“蔡邕自矜能書，兼（李）斯、（曹）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

《熹平石經》石碑

蔡邕是書家，也是學者，還是著名的文學家，擅長碑銘這種文體。東漢立碑頌德的風氣極盛，許多名士的碑銘都是聘他撰文。蔡邕還做了一件轟動朝野的大事，熹平年間，他和幾位大臣聯名上書，要求訂正儒家經典，刻立石經碑，得到漢靈帝的批准。刻成的石經碑，共四十六通，立於洛陽太學，後人稱為《熹平石經》。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把儒家經典的標準文字刻在碑上，又是蔡邕等人書丹，當時“後儒晚學，鹹取正焉”，“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百餘兩，填塞街陌”（《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傳》及李賢注引《洛陽記》）。觀石經，既可看到經典的正規文字，亦可摹寫標準的隸書。《熹平石經》並非蔡邕一人書丹，他的書名大，以至於後人只說蔡邕書碑。

東漢草書家張芝與蔡邕是同時人，都生活在東漢中後期，也自矜能書。但是，蔡邕的自矜不針對任何人，而張芝則是針對當時另外兩位草書家而發，西晉衛恆《四體書勢·草書序》說：

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同時，見稱於西州，而矜此自與，眾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羅叔景、趙元嗣就是羊欣《採古來能書人名》中提到的羅暉、趙襲。他們也是一副自矜的派頭，頗能惑眾，引起張芝的反感，所以自稱“下方羅、趙有餘”，這樣說，就有與人爭勝的味道了。

張芝草書

漢魏時，士族名士間流行臧否人物的風氣，他們的品評，重節操，論才性。文學之士陶染其間，則以己之所長貶斥人之所短，曹丕所謂的“文人相輕”，就是概括這種現象。張芝輕視羅、趙，大概是書家之間“相輕”的先例。

張芝有一眾弟子，其中韋誕（仲將）名列“曹魏五家”。他能篆書、草書，尤其擅長大字榜書，所謂“尤精題署”。洛陽、許、鄴三都所建宮觀，朝廷皆令韋誕題署。韋誕也是一位自矜能書的書家，聲稱：“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勁（徑）丈之勢，方寸千言。”韋誕的自矜自美，類似蔡邕，不針對別人。

西晉草書家索靖的自矜，又是一種方式。他的草書，“傳（張）芝草而形異”，“甚矜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王僧虔《論書》）索靖稱自己的草書“銀鉤蠆尾”，很像為自己做書法廣告。

王羲之小楷《黃庭經》

東晉時代，自矜而爭勝的風氣更盛。王羲之書法原不及小他數歲的庾翼，四十歲之後書名大盛的時候，連庾翼家的子弟也學王羲之，庾翼時任荊州刺史，出鎮在外，知道後很不高興，修書都下：“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謝安也很看重自己的書法，他是王羲之的好友，羲之去世時，王獻之才十八歲，謝安曾經抄寫嵇康的詩送給獻之。後來獻之漸有書名，為人所好，但是謝安“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顯示自己的名士風度。東晉末年，桓玄權傾一時，喜好收藏“二王”父子書法，他自矜其書的方式是“自比右軍”。

爭勝的典型，當推羲獻父子。王獻之曾經作箋十許紙與簡文帝，後題“民此書甚合，願存之”，這是自美的例子。後來他連父親王羲之也不放在眼裡。虞龢《論書表》記載，謝安曾經問獻之：“你的字與右軍相比，你覺得何如？”他答道：“當然是我比他強。”謝安婉轉反駁：“別人可不是這樣認為。”子敬一步不讓：“世人哪裡能知道！”

王獻之小楷《洛神賦十三行》碑文與拓本對照圖

王獻之說自己勝過王羲之，是泛泛而言，時人很難認同。但5世紀前期的幾十年間，獻之的書名確實掩壓羲之，正如梁朝陶弘景所說的那樣：“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鍾繇），於逸少（王羲之）亦然。”（《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唐朝書論家特別欣賞王獻之的行草書，李嗣真說：“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之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濤簸嶽。”（《書品後》）北宋米芾喜好王獻之書法，稱“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書史》）。

王獻之是與父親爭勝，王羲之爭勝的物件則是漢晉書家頂禮膜拜的張芝和鍾繇，他自誇的口氣要比王獻之大得多。《晉書·王羲之傳》記載：

（王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雲：“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

張芝以草書稱聖。鍾繇擅長銘石的隸書，抄寫奏章的楷書，通尺牘的行書，“三法皆世人所善”，尤以楷書、行書著稱。王羲之每每說自己“抗行”鍾繇，表示不相上下，“雁行”張芝，是承認自己後於張芝，但羲之又說：“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王羲之這樣攀比“鍾張”，看似分別相比，實是誇耀自己兼具兩位書法鉅子之長。羲之的爭勝自誇之言，成為南朝人評說右軍的依據，庾肩吾《書品》推崇右軍“兼撮眾法，備成一家”。

《魏晉書風》，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漢晉書家的自矜自誇，無非是顯示灑脫的名士做派，以高聲價，只有著名書家才玩得起這樣自信的遊戲。到了南朝，竟然發生帝王與士族書家王僧虔“賭書”爭第一的場面，就顯得滑稽可笑了。

（本文節選自劉濤著《魏晉書風》，作者劉濤是書法家、書法史學者，《魏晉書風》是其研究魏晉南北朝書法史的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