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羅儲林新城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和前董事長王振華| | 影片

己烯雌酚是什麼藥

作者：章羅儲林

新城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創始人和前董事長王振華成為近期網路熱議的話題。57歲的王振華，因涉嫌猥褻女童被刑拘。媒體曝出的細節令人震驚：9歲、12歲兩名女童，被其母親的友人周某某，以遊玩迪士尼為名，帶往上海某星級酒店……事後，王振華給了周某某1萬元。人們除了熱議其罪行的可惡，如何預防不斷髮生的性侵犯罪同樣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焦點，化學閹割再一次成為一種可能的選項。

對於性犯罪防治的方式與手段，在世界各國，幾乎永遠是政治與媒體的焦點議題。

一旦刑事司法系統無法獨力用司法手段防治性犯罪，所謂的科學與醫學就成為借重的資源與手段。化學閹割，更是如此議題的例證之一。

1996年，美國加州立法，以化學閹割處理性犯罪者。隨後美國部分州也立法，執行類似措施，德國、法國以及瑞典進而彷效。2011年，韓國通過了實施化學閹割的法案，適用於對16歲以下未成年者進行性侵犯的犯罪者。一些國家雖沒有直接針對化學閹割明訂特殊的法令，但也有其他配套法律允許醫師開立強制治療藥物，以作為社群性罪犯管理策略的一部分（例如英國、加拿大）。

對性暴力加害人回到社群生活之後令人不安的恐懼，使得社會大眾對化學閹割的使用有許多的期待。

但若不謹慎權量，化學閹割的介入可能又是另一個難題的開始。

▌化學閹割有效嗎？

雖然化學閹割這個用語經常在相關討論中出現，但在醫療與學術的文獻中，多以專業的醫學名詞稱之。就醫學而言，以藥物作用達到類似對性器官閹割造成的結果，就屬於醫學治療（medical treatment）的一種方式，因此文獻上“抗雄性激素治療（antiandrogen medication）”、“荷爾蒙治療（hormonal medication）”、“降低性慾治療（sex drive reducing medication）”以及“抗性慾治療（antilibidinal medication）”等等名詞常常被交替使用。由於早期這類的藥物多使用在臨床的病患身上，因此醫學上一般多以“雄性激素去除療法（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ADT）”來代替司法上指稱的化學閹割一詞。

所謂化學閹割是對已發育的男性施以抗雄性激素素藥物，以減少睪固酮（testosterone）的生理反應，而達到類似外科閹割效果。由於睪固酮的主要作用在維持正常的性趣（sexual interest）與性喚起，因此人體內的睪固酮含量（濃度）的高低，就會影響性趣與性喚起的程度，當然也會影響性行為的表現。

多數的結論認為睪固酮對人類的攻擊行為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1976年Rada等人指出，暴力強姦犯血清內的睪固酮濃度，較“非暴力”強姦犯與戀童癖患者更高。整體而言，睪固酮可能會改變一般或特殊的神經衝動機制（neurological arousal mechanism）、影響感應刺激的過程、個體的動機與注意力，

採用化學閹割作為性暴力防治的科學原理，雖然是以複雜的生物醫學原理為基礎，但簡單來說，基本上就是認定睪固酮在男性性行為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

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元分析（Meta-analyses）計算的結果，睪固酮與攻擊性之間的關係雖然有統計上的意義，但在相關係數（r）低於0。15的情況下（在統計學中，皮爾遜積矩相關係數（文章中常用r或Pearson‘s r表示）用於表示兩個變數X和Y之間的相關程度，即線性相關），其關係是有些牽強的。同時，

心理學的研究指出，雖然睪固酮對一般的性功能是必要因素，但其作用並不具獨立性，即便它可能與攻擊性以及支配性有關。

無論如何，睪固酮只是影響性行為諸多成因中的一環而已。

早期化學閹割的確帶來再犯率明顯降低的效果，但早期接受化學閹割的都是自願參與的性犯罪者，自願接受化學閹割，也顯示這群犯罪者有自發地改過向善的動機，這可能也是犯罪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儘管不斷有國家立法透過對性暴力犯罪者施行化學閹割的法律，但就其成效而言，國際上似乎並無有力的文獻或研究可以證實化學閹割的效果對性犯罪防治的顯著成果。

▌性暴力是關於權力而非性慾

更值得注意的是，若以神經生物學為基準來探討性喚起，這方面研究所累積的知識仍相當有限。研究者探討人類性行為形成仍面臨諸多複雜的問題，如發展、社會、心理、與生理等方面的關係。由於大部份的研究是基於動物實驗結果的推論，故其對人體是否有同等的成效仍有疑慮。況且僅以荷爾蒙來解釋人類的性行為其實過於簡化，就人類而言，任何的行為反應都是透過荷爾蒙對身體（如肌肉）及心理（如情緒）的影響與中介（mediate）而來。

換言之，人類性行為的正常與否，絕對不只是神經系統中，睪固酮與單胺類（monoaminergic）神經傳導物質（如5-HT）互動作用的結果而已；其亦受到複雜的人格特質組成、學習經驗、社會因素及環境的影響，

化學閹割所可能解決的，其實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環而已。

大阪大學的藤岡淳子教授在其所著的《性暴力的理解與治療教育》中說道：

“性犯罪不只是受到性慾驅使，也與支配、權力有關，更是對於女性和性的價值觀偏差，與對他人的關係認知錯誤所引起的行為。加害者想要的不是滿足性慾，更想獲得優越感、支配的權力，滿足與人接觸的需求，甚至擁有尊敬與愛情。”

性暴力是一種權力關係。權力構造是孕育性暴力的溫床。不論是成人對成人、成人對兒童的性暴力，這其中一定存在著權力關係：加害者比受害者有“權力”。

實施性暴力絕非只滿足了他們的性慾，往往還有成功欲、樂趣、擁有力量的感覺、控制慾，甚至關係到他們的自我選擇和獨立……

而對於很多性犯罪者來說，透過性暴力所滿足的慾望當中，性慾上的滿足只是次要的、甚至於完全不重要。

理論上的推測是，化學閹割剝奪了犯罪者的性衝動，或是甚至效能力，但對於這些其實是要透過性犯罪確認權力或剝奪人性的犯罪者而言，可能會使他們用道具甚至雜物以“異物插入”的方式，來取代自己被化學閹割而奄奄一息的性器官使用，對被害者造成更嚴重的損害。

事實上，化學閹割或許能降低偏差性慾和性趣，但Bowden、Gys等人認為，此治療實際上不太可能治癒或改變他們的性暴力行為。Meyer和Cole主張，

即便睪丸會影響性喚起的程度和品質，然而根本上，大腦心智才是性行為的主導器官。在這個意義上，化學閹割不僅在某種意義上鞏固了“性暴力是因為性慾”的犯罪神話，甚至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在醫學與刑罰之間，隱身的醫學倫理

儘管論者常常無意或刻意地忽略，但化學閹割並不是一個近年來才出現的“醫療行為”，其與1950年代所出現的治療同性戀的浪潮出自同源。在20世紀初期，同性戀在西方社會仍普遍被認為是一種罪惡，遭到社會的恐懼、排斥甚至憎恨。在心理學與精神病學正式成為醫學的分支後，同性戀則被認為是一種精神疾病。一些醫學專家聲稱，同性戀者在經過治療後，能夠成功改變性取向。

西方社會發明瞭各種方法來“矯正”同性戀病症，包括非人道的對待，例如睪丸移植、電擊療法、腦葉白質切除術等，其中也包括化學閹割。人工智慧之父”艾倫·圖靈就是其中最有名的受害者。雖然一生功勳顯赫，但他還是因為同性戀的身份，被強制接受激素“治療”。當時他被注射的是一種叫已烯雌酚的激素類藥物，是一種人工合成的雌性激素。這些激素藥不但讓他在生理上無法勃起，還使其胸部開始像女性一樣隆起。

當人們把化學閹割視為性暴力的解藥之時，反映出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對生物醫學工業的病理化論述毫無反思的思想怠惰。化學閹割的原理無時無刻不在向社會暗示，此類的“治療”可矯正人的性行為甚至性傾向。

雖然有愈來愈多的國家以化學閹割控制性暴力犯罪者偏差性行為的發生，但其實只是反映刑事司法政策面對性犯罪的防治著重於性侵“再犯風險”預防，而非處理犯罪人實行性暴力行為的根源以迴歸社會。

對於化學閹割，隱身於輿論背後的問題是：這是醫師對患者的治療，還是國家運用醫學知識，面對犯罪者的社會控制？這是治療某種特定疾病的醫療行為，還是使用醫學知識與醫學技術，矯正犯罪者的行為？

許多醫學、倫理與法律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論點，甚至部分研究者強烈主張化學閹割不合乎倫理，應廢止該法。這些研究者的論點，正是建立在醫學從業者必須秉承的醫學倫理之上——有效、可行不應該是醫學的唯一指標。

就在20世紀前半，納粹德國的許多精神科醫師，在“安樂死”有效可行的前提下，對於當時國家認為“不值得存活的生命”（如精神病患者、患有先天性疾病或心智缺陷的孩童）注射氰化物或以其他方式，進行集體的安樂死計劃。就僅存資料顯示，至少有7萬名精神病患，數萬名孩童受害，而實質上的受害者據估算可能達到數十萬人。面對二戰時期納粹與日本濫用醫學對人類的侵害，1948年世界醫學學會透過的日內瓦宣言，寫入了讓後世醫學從業者戒慎恐懼的兩句警語：

“病人的健康應為我的首要的顧念”，“即使在威脅之下，我將不運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道”。

醫學的目的，應該是治療疾病。而且確信治療的效益，應該大於所帶來的副作用，治療應該取得接受醫療者的知情同意。當醫學的界線不斷退卻失守；有效與否，會成為社會大眾接受的以醫學方式從事犯罪防治的首要考量因素，那麼，日內瓦宣言的警示所警告的醫學的濫用，或許會比眾多先知所預言的世界末日更早降臨。而這正是大眾輿論中有關化學閹割所未曾討論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