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的由來，“騷體賦”是怎麼出現的？

什麼是騷賦和小賦

賦，又稱為辭賦。作為一種文體的名稱，漢人是指兩類文學作品。一類是指楚辭和模仿楚辭形式的作品，一類是指賦體作品，有時則通稱辭與賦。

如《漢書●藝文志》稱“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罹讒憂國，皆作賦以諷”，且錄有“楚屈原賦二十五篇”，即是指楚辭。《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雲“景帝不好辭賦”，顯然是指賦。《漢書·揚雄傳》稱“賦莫深於《離騷》，辭莫麗於相如”，則是辭與賦的通稱。

當然，漢人也已開始將二者區別開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即稱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只是區別得還不夠明確罷了。六朝時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分立《辨騷》、《詮賦》兩篇，蕭統在<昭明文選》中，也分立賦、騷兩類，兩類文體的區分就很明確了。

賦作為既有別於詩歌，又有別於散文的一種獨具特點，又自成系統的文學體裁，其藝術特點首先是描寫手法上的鋪陳。《文心雕龍·詮賦》即雲：“賦者，鋪也。”摯虞《文章流別論》亦謂：“賦者，敷陳之稱”，“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這說明賦體作品無論敘事狀物，還是遣詞造句，皆注重鋪陳。

其次，賦體在句式上駢散相間，在音節上韻散兼行。其中的“駢”和“韻”是其詩歌的因素，“散”則屬於散文的因素。其三，賦體在形於口頭時，是“不歌而誦”。當然，這種誦讀，並不像朗讀普通散文那樣，因為賦體畢竟是講究音韻和節奏的。

此外，賦體在行文結構上往往採用虛設客主問答的方式，“即履端於唱序，亦歸餘於總亂。序以建言，首言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四其篇前往往有類似序的段落作引子，篇末又往往有類似於楚辭中“亂辭”的段落來作總結。

當然，這四個方面的藝術特點，主要是就典型的漢代散體大賦而言，在漢賦的不同發展階段，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也有不同的表現。但文學史上，一般人稱謂的賦或辭賦，指的就具有上述基本特徵的這樣一種文學體裁。

那麼，具有這種藝術特質的賦體作品，其淵源何自呢？

騷體賦的淵源

關於賦體的淵源，古今的研究者們提出了許多觀點。漢代的班固在其《兩都賦》的序言中即談到：

賦者，古詩之流也。

南朝時期，劉勰對這個問題作了更深人的探討。其《文心雕龍·詮賦》論日：

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賜)名號，與詩劃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

這就是說，賦體的淵源一是《詩經》，二是《楚辭》。實際上，賦體的產生、形成和發展，因素絕不僅止於《詩經》、《楚辭》。就其外部規律而言，賦體受到戰國以至漢代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即從文學本身的發展規律來說，除詩、辭外，賦體又受到戰國和漢初散文的影響，從而在汲取了前代的和當時的文學多方面的藝術營養的基礎上，在特定的時代孕育和產生出來。

就賦體與《詩經》的關係而言，班固所說的作為“古詩之流”的“賦”，指的乃是屈原等人的楚辭體作品。其《漢書藝文志》即指出屈原罹讒優國後所作之“賦”，“威有側隱古詩之義”，即繼承了《詩經》不離雅正、有益風軌的“惻隱之義”。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賦予班固這個觀點以新的涵義，則賦體主要是從《詩經》的六義之一的“賦”發展演變而來。

它繼承的主要是詩歌的鋪陳手法，以及詩歌在運用這一手法時講求辭藻的特點，進而演變成為賦體的一個主要特徵。此即劉勰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者也。劉熙載亦謂“六義不備，非詩即非賦也”田。當然，《詩經》的不同體制，也影響到賦的不同形式：言情之賦本於《風》，陳義之賦本於《雅》，述德之賦本於《頌》。國雖言之過細，但漢代不同的賦體與《詩經》中不同的體制之間，確有精神方面的聯絡。

如果說，賦體從《詩經》的六義中，獲得了一種基本的表現方法；那麼，經過《楚辭》的哺育，賦體便獲得了自己的基本形態。漢初的騷體賦，即是賦體與《楚辭》相聯絡的重要紐帶。賦的其他體制在醞釀形成過程中，也從《楚辭》中多方面地汲取了營養，故劉勰直謂《楚辭》“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楚辭》中的《招魂》對天地四方兇險的渲染，對楚國宮室、飲食、女樂、博奕等的誇飾，可謂極盡鋪敘之能事，可說是《楚辭》中向賦體過渡的作品。

漢賦雖少得《楚辭》之“雅”，卻多得《楚辭》之“麗”。其次，《楚辭》“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四，不僅對客觀事物的刻畫更為精美，而且往往構成異常奇麗的境界，可謂“體物”人微。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其作品遂將“體物”與“寫志”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漢賦的“體物寫志”，可說是正導源於此。此外，漢賦中託為問答的方式，篇末用“誶”或“系”來歸結的方法，對辭藻的著意講求，敘事狀物中對偶句和聯綿字的大量運用，也是從《楚辭》中獲得的重要啟示，“枚、賈追風以人麗，馬、揚沿波而得奇”用，從而發展演變而來的。

《詩經》、《楚辭》對賦體的影響，是古今研究者們所公認的。實際上，春秋戰國散文對賦體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其歸類舉例雖失之牽強，但這種影響確實是存在的。

諸子散文中《論語》、《墨子》的記言，《孟子》、《莊子》的對話，與賦體的託為問答，確有淵源關係。而影響最大的，當是前文所指出的戰國縱橫家的說辭，即《戰國策》中鋪排和誇飾的辭令，鋪張揚厲、恢廓聲勢的風格。秦時李斯的《諫逐客書》，已經有著明顯的辭賦化的傾向。

在漢初養士：之風與遊說之習流行之時，以縱橫家的手法寫作辭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參考資料：《漢書●藝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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