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到底動了誰的蛋糕，使得北宋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失敗

范仲淹名句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早已成為激勵仁人志士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業並不是寫散文，而是主持北宋中期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

宋仁宗畫像

總的來說，宋仁宗趙禎在1022年登基之後還算一個好皇帝，可他的日子並不好過。內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的壓力下，不得不考慮改革，此時他想起了范仲淹。本來范仲淹還在動搖，也許仁宗求治心切，沒有充分考慮改革的艱難吧。但皇上的信任已達極致，臣子還有什麼可說的。

范仲淹畫像

於是范仲淹寫了在中國改革史上大大有名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仁宗接到范仲淹的報告極為高興，經研究除第七條軍事建議以外其餘全部採納。決定推行新政，即後來所謂的“慶曆新政”。

“新政”重點是幹部制度的改革。北宋幹部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冗（rong）官太多。當官的路子，五花八門。科舉考試當然是最正宗的，除此之外，還有“門蔭”“納粟”等途徑。

首先，宋代的科舉取士名額出奇的多，就取士人數來看，是唐代5倍、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可謂空前絕後。官員數量當然大大增加。科舉考試好歹也要考一下，還算說的過去。

宋朝官員塑像

而真正的問題出在“門蔭”制度上。“門蔭”又稱“恩蔭”“蔭補”，就是俗話說的給宗室子弟以及外戚後裔封官封爵。除此之外，還有“納粟”既買官。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要富人出來交錢交糧，然後封個一官半職，這慢慢形成了制度。以上因素疊加起來造成冗官太多，官員素質下降。

北宋名相富弼

范仲淹對此深惡痛絕，他認為最關鍵的是首先要削弱門蔭集團，限制幹部子弟世襲當官。同時還打擊了門蔭的變種，就是一些大太監仗著大內權勢，違反規定私自佔據首都一些地區和很多肥缺單位的一把手位置，而且十幾年不讓位。范仲淹、富弼和韓琦商議，改革第一步就是把這些地區領導人的任期定為三年，不得私自請求連任。任期超三年的，請皇帝下詔罷免，另選合格官員擔任。

同時范仲淹派王鼎、楊紘、王綽三個能幹的官員明察暗訪各級各類官員，發現和提拔有才幹的官員，處置貪官庸吏。

范仲淹坐像

一旦動起真格的，重新進行利益分配。稱范仲淹為聖人的就越來越少了，這就是人性結果。於是相當大一批官僚和大太監開始暗中串通，組織力量策劃剷除范仲淹。

一個辦法是從經濟問題入手。新政開始不久，監察御史梁堅就上書彈劾陝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軍官張亢貪汙挪用機要費。而這兩個人是范仲淹新政的堅決支持者。機要費是皇帝批給官員的一小筆機動錢，在使用上有模稜兩可的餘地。范仲淹不惜以辭職為藉口，為他倆辯護。但對方也以辭職要挾，有一個與范仲淹作對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也鬧辭職，而且真的不來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經批評仁宗好吃好喝，言辭有點誇大，鬧得仁宗下不來臺，很是不快。這會仁宗不免有點記仇，就倒向了王拱辰，將滕、張二人貶官。

北宋夏竦畫像

再就是栽贓誣陷。前朝老臣夏竦（song）曾遭歐陽修等人彈劾而貶官，因此對范仲淹、歐陽修等十分痛恨。這個夏竦喜歡書法，精於字形字型的研究，他身邊一個丫鬟也迷上了這一道。慶曆四年，他唆使這個丫鬟模仿名士石介的筆記，漸漸可以以假亂真。石介是堅決支援范仲淹的名士。經常寫文章議論朝政，十分大膽。夏竦真夠黑的，竟讓丫鬟模仿石介的筆跡，篡改了石介給富弼寫的一封信。篡改新增的內容暗含著要發動政變，把仁宗拉下馬。夏竦把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舉報，仁宗看了這封信，不太相信，可內心也不由得泛起了嘀咕。

官僚利益集團還有一個致命的陰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結黨，搞非法組織。當朝宰相夏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諫官錢明逸向皇帝告狀，說范仲淹拉幫結派，結黨營私。

這一告，觸到了北宋建國以來最敏感的政治痛點。宋太祖趙匡胤在奪取政權之後，鑑於唐朝牛、李黨爭造成許多後患，

曾下詔書說：“凡是及第的舉人，嚴禁稱主考官為恩師，也不許自稱為門生”。

宋朝統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間結成朋黨。他們要把各種勢力相互牽制的原則，充分運用到官僚人際關係中。後面的太宗、真宗、仁宗都堅決地貫徹了這一制度，仁宗就曾多次下詔指示朝官“戒朋黨”。所以，這實際上成了宋初以來一條家法和道德底線。

收到指控結黨的報告後。仁宗想聽聽范仲淹的說法。仁宗向各位大臣問道：“過去小人多為朋黨，君子難道也結黨嗎”？胸懷坦蕩的范仲淹回答說：“我在邊防的時候，見到會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稱一黨，怯懦的人也自稱一黨，在朝廷上正邪兩黨也是一樣。陛下只要用心體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結黨是好事，那對國家又有什麼害處呢”？仁宗對這個回答當然很不以為然。

歐陽修畫像

而37歲的歐陽修更是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寫了一篇《朋黨論》交給仁宗，並在朝官中傳閱。歐陽修的文章，對派別問題不但不稍加避諱，反而承認大家的確在結黨。

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為“偽黨”，有君子以同道結成“真朋”。歐陽修提出做皇帝的應當辨別“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退小人之偽黨，用君子之真朋”。

這等於向仁宗宣佈，我們已經結成一個朋黨派系，同時這也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線挑戰。果然此文一出，利益集團彈冠相慶（他們絕不承認自己結黨），政治局勢急轉直下。此文成為“慶曆新政”決定性的轉折點。因為對宋仁宗來說這是一個極為敏感極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再加上朝堂內外反對改革之聲連成一片。仁宗為了維護皇帝的專權統治下決心，將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

這一年六月，仁宗任命范仲淹為陝西、山西宣撫使。范仲淹被迫離開京師，朝中的反改革勢力趁機猛攻范仲淹。

仁宗全面動搖，慶曆五年正月，仁宗罷免了范仲淹。將富弼和韓琦二人下放到了地方，同時罷免了積極支援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職務。又找理由將杜衍的女婿，支援新政的大文學家蘇舜欽罷官。歐陽修也被貶官到安徽滁州。

包拯畫像

之後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陸續停止實施。幸虧包拯等人還盡力為抑制“門蔭”等措施說了一點好話，否定新政的步子才緩慢了一點。

“慶曆新政”僅用一年就失敗了，等到20年之後，王安石變法，慶曆新政的部分政策才得以新的面孔出現。

後來王夫之總結，慶曆新政的得失，說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軟，從善如流，從惡也如流，開始對范仲淹的確很信任。但對改革阻力估計不足，遇到滔滔反對之聲就縮回去了，首鼠兩端，終無所建樹。在這一點上仁宗不如他的孫子神宗，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援王安石。 其實還有最重要的一條，新政看似觸動了官僚利益集團，其實真正的還是觸動了皇帝的底線，所以新政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就不足為奇了。雖然“慶曆新政”以失敗而告終，但卻為日後的王安石變法拉開了序幕。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無愧地做到了，不過在長期的傳統社會中，這樣的仁人志士總籠罩著悲劇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