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部佈局看漢都長安城的興衰

漢長安城位於今西安西北部的渭河南岸的臺地上，地勢南高北低。從高祖五年，營建長樂宮未央宮起，經惠帝“三年（前192），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到漢武帝時起明光宮、桂宮和城外西南郊的建章宮、上林苑。乃至西漢末年王莽建造明堂辟雍，歷經二百餘年。

由於先起宮室，後築城牆，以及環境條件的制約，城平面呈不規則形狀，南作南鬥形，北作北斗形，所以後人稱之為“斗城”。

漢長安城的城市形態根據已有的考古資料和《漢長安城遺址測繪研究獲得的新資訊》可知：漢長安城牆實際精確總長為25014．83米，總面積為34392202平方米。漢長安城東城牆長5916．95米，南北走向。東牆向西偏斜。漢長安城西牆長4766．46米，自西南城角北上，至直城門南東折200米後，再行北上，形成南北段東西相錯的格局。

漢長安城南牆地處未央宮、長樂宮兩宮之南，全長7453．03米。南牆在未央宮、長樂宮南段中間向南突出，形成“凸”字，將南牆分為五段。

從以上實測資料可以看出：漢長安城的外部形狀風水因素較少，不符合風水觀念中的住宅最好呈正方形，圍牆最好呈曲線或圓狀，取“天圓地方”之說的原則，也不符合《周禮·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的規定。

所以，呈“斗城”外形的漢長安城應該不是設計者的初衷，而是後人的附會之辭。況且，班固的《西都賦》和張衡的《西京賦》在敘述長安城形制時均未言及“斗城”之說。

無論“斗城”的存在是有意還是無意都不影響其繁榮和發展。問題的關鍵是“斗城”內部的佈局和城市佔地的發展方向並不十分合理，使這座都城的整體設計受到後人非議。

漢長安城面積不小，但宮殿區佔地太大，南有長樂、未央二宮，北有明光宮、北宮、桂宮。根據文獻記載和發掘，這些宮殿的總面積約有14．7平方公里，佔長安城總面積的42％，城內還有武庫、太倉、東市、西市、京師官署、郡國邸第，以及普通百姓居住的閭里等。官府、民居、宮殿相互混雜，所以整個城市規劃分割槽並不明確。

漢長安城內的街道佈局，古人有“八街九陌”的說法，漢長安城四面共12個門，按理應有12條幹道相通，由於各城門本來大多就不是東西或南北相對，再加上長樂、未央二宮偏居都城南隅，阻斷了一些道路，這樣長安城中較長的城門幹道就只剩下宣平門、清明門、安門、直城門、雍門、橫門、洛城門和廚城門八條大道了，所謂“八街”，或許指的就是這八條大道，而這些主要幹道的分佈和其宮殿的分佈都是不規整的。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末期，長安有80800戶，246200人。“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加之長安是首都，不僅生活方便，而且也有攀龍附鳳的各種機遇，所以很多達官貴人在這座都市裡修建宅第，自上而下的各級官署也集中在這裡，可想而知城市用地的緊張程度。

所以，武帝初年，丞相田蚧以皇親國戚自恃，向武帝請求賜地作新宅。武帝指斥他：“何不遂取武庫？”。

為了緩解都城空間狹小的矛盾，西漢政府在京師周圍設定了11座陵邑，作為衛星城市，吸引了大批官僚、豪富落第於此，有些因條件限制未能遷徙到陵邑的達官顯貴也總是千方百計使自己的居地向京城靠攏。

漢長安城最盛期時24萬人之多，分別居住在超過160個城內的裡和散佈在城外鄉里。在城內不僅有這些居民的裡和宮殿，還有列侯等貴族的第室和許多官衙，但並未形成官署街。

官衙多建在宮殿周圍適當的空地，周圍還密集分佈著在那裡任事的官吏和家族的廬舍。整座城市坐南朝北，城內幾乎沒有直線貫通全城的道路，宮殿眾多，佈局奇特。

未央宮作為職能上的政治中心，偏居西南一隅，這與《周禮·考工記》主張的坐北朝南、擇中而立的描述大相徑庭，與後世風水理論講求外形方正，內部協調、工整對稱，等級秩序分明的陽宅建造原則頗有差距。

由於城市內部佈局比較混亂，城市中心建築不突出，南北軸線以及東西軸線均不甚明顯，影響了城市南北縱深發展。

從以上事實可以看出，儘管秦漢時期已經產生了“龍脈”、“王氣”等風水觀念，但城市建築風水理論仍不發達。直至魏晉，古代風水理論才日漸成熟，都城的佈局設計與儒家傳統理論結合的較為密切，整體佈局也日趨合理。

受其影響，隋文帝除舊謀新，一改漢朝舊制，經過“卜食相土”之後，選擇“川原秀麗，卉物滋阜”的龍首原南坡營建了規模更大、佈局更合理的大興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