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宋遂良：理解文學，先要理解人

記者　劉雨涵

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宋遂良有一種特別的親和力，他寫過很多文學評論、影視評論，更多的人透過他的精彩球評，認識了這位不安於象牙塔之中的教授。宋遂良的著述涵蓋了學術和文化隨筆，《宋遂良文學評論選》《在文言文：宋遂良論當代文學》及散文隨筆集《足球啊，足球》《一路走來》等書都很受歡迎。年屆九十的他依然對新事物、新思潮保持著極強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時他也會以學者的姿態進行反思和批判。

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齊魯晚報：

您1961年從復旦大學畢業之後被分配到泰安一中當語文老師，一干就是22年，直到1983年，被調到山師任教。當時您還寫了一首詩來形容自己的激動之情——“掙斷繩索下小樓，天高月朗大江流”。

宋遂良：

因為當時我在泰安一中評上了特級教師，按照規定是不能夠調走的。每個禮拜都要接待那些來聽課的人，光聽還不要緊，聽完以後要座談，談方法經驗，所以我就很忙活。同時我又要看書，想搞一點文學評論，寫張煒的文章就是在那時完成的。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文學是我的情人，教課是我的妻子，我想離開但就是離不開。後來田仲濟校長幫助我調走，我非常感激。

齊魯晚報：

您的學術研究之路幾經沉浮，在艱難的時刻，您是如何保持這種進取的心態堅持做研究的？

宋遂良：

我在最痛苦、最難受、最受打擊的時候，還是對人生、對文學、對自然抱有一種親和力。在“文革”當中挨批鬥，但是我沒有消沉，沒有埋怨。如果說為什麼能堅持住，那就是愛好和興趣，總覺得有點事情要做。

後來去農場勞動，當伙食管理員，當赤腳醫生。那時候開山放炮，有一回學生跑過來說，老師，啞炮了，放不出來，你去看看。我也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但是我必須得去啊。大家都趴在那裡，啞炮在地頭中間，我就去排。我心裡想要是炸死了就可以解脫了，就不是反革命了。有個學生寫的文章裡說，當時我只有一塊四十多塊錢的手錶，還交給了另外一個老師。這些我都不記得了。那時候可能炸藥質量不高，一出現啞炮就叫我去排，我就成“排爆專家”了。

如果說我有什麼長處，那就是尊重人。我對所有的人，尤其是對那些不幸的人、痛苦的人、遭難的人、弱小的人充滿了同情。我經常為電視上的一個鏡頭或者生活中的一個場景掉淚。這種性格可能是因為我從小失去父母，又不斷地受批判造成的，讓我產生了一種對於弱者的同情和愛，所以我很願意答應任何人對我提出的要求，覺得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關心別人就是關心自己。

有一年我妻子生孩子住院，那時還在泰安，我去照看她，見到一位老人坐在門檻上發愁。我問：老哥你有什麼心事？他說：我有個孫子，在民辦中學畢業想去泰安三中讀書，可是進不去。我說我認識泰安三中一個副校長，給你寫個信，你試試看。這個事情就過去了。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末，有一天突然一個人打電話說要來看我。我問：你是誰啊？他說：我就是你推薦到泰安三中的那個孩子，畢業後考到了哈爾濱軍工大，現在是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技術員，出差來濟南，想下車來看你。我說：千萬不要來看，這樣就很好，你的成就就是對我極大的幫助、極大的安慰。

搞文學要有真摯的感情

齊魯晚報：

1956年您從部隊轉業之後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當時的校長是陳望道先生，教過您的老師中還有陳寅恪先生的關門弟子蔣天樞先生。他們的言傳身教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宋遂良：

陳寅恪先生有次到上海，蔣先生曾經請他去給我們做過一個講座。陳先生坐著，當時他的眼睛已經看不見了，蔣先生就在旁邊。因為陳先生的廣東話不大好懂，蔣先生有時就給他翻譯一下。那一刻，我們這些學生心裡能夠感受到尊師重道傳統的延續，等於給我們上了一課。還有周谷城先生，他當時是歷史系的，有點傲氣，他寫文章一開頭就說：李某某批判我的文章，我看了，從頭到尾都是錯誤的，沒有一句話是正確的。還有印象比較深的就是陳望道校長。他曾經講，一個老師講課，你認真聽，聽不懂，聽不明白，然後說“老師學問真大，他講的我都沒聽明白”，如果你認真聽都沒有聽明白，就是這個老師自己都不清楚，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他這段話影響我一輩子。

齊魯晚報：

您寫過很多文藝評論文章，您覺得有哪些文章發揮了特別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在哪些時刻您覺得文藝評論是特別有力量的？

宋遂良：

我最早寫過一篇文章評周立波和柳青的藝術風格，1978年文藝報作為重點文章發表了。那個時候“文革”剛剛過去，文藝非常政治化，我從藝術風格談，讓文學的、情感的、語言的東西重新回到正軌，所以那篇文章影響很大。好多大學生都看了，甚至還有抄下來的。張煒、矯健、劉玉堂、李貫通這一批上世紀80年代出來的山東作家，大概都是我最早評他們的作品，儘管我不一定水平很高，但是我把他們推到了全國。

齊魯晚報：

您在著作中談到，對藝術作品應該重視直覺的感受，不要陷入理論的窠臼。在您看來，這種直覺應該怎樣去培養，或者說應該怎樣去保護呢？

宋遂良：

我覺得藝術的或者文學的核心是感情，作為一個文學評論者或者一個文學研究者，他應該有比較真摯的感情，愛國愛民、憂國憂民，同情弱小，對不幸者有憐憫、有大愛。文學是從感性來判斷，而不是從理性來判斷，所以我覺得真正的文學是要培養我們對於“人”的理解。照我的想法，人本身就是個悲劇，人只能活一次，他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所以文學就要告訴你，世界上沒有完全正確的答案，沒有一定永遠正確的東西。恕我直言，我一貫認為有好多搞文學的人並沒有懂得文學的真諦，只是像化學研究、物理研究那樣把文學進行解析解剖、對照對證，並沒有深入研究進去。文學要天然地培養人的懷疑精神，啟迪人的心智，淨化人的靈魂，這是文學該做的。

現在有些不屬於文學的事，我們把它當文學，而真正的文學也受到傷害。比如現在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表揚，你不能說他的不足，你說一點不足，他就會有意見，或者乾脆給你刪掉。

不可輕視大眾文化的力量

齊魯晚報：

您曾說過，現代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來論輸贏的，一旦城市失去了文化的支撐，就沒有辦法形成城市的核心競爭力。

宋遂良：

泉城廣場東邊的齊魯文化長廊內有十二位齊魯歷史文化名人的雕塑，至聖、亞聖、兵聖、農聖、書聖都是“聖”一級的，這在別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齊魯晚報：

您的涉獵特別廣泛，這對您來說是作為知識分子應盡的義務，還是您個人的一種喜愛和偏好？

宋遂良：

可以說是我自己願意幹的、感興趣的，也可以說是一種義務，但還是受到了一些非議，說我不務正業。我覺得比我水平高的人有很多，但是像我這麼熱情的人不是很多。有一年泉城路改造的時候，計劃做一些英雄模範的塑像，我覺得街道上搞得那麼嚴肅不好，就提議給鞏俐和宿茂臻他們塑個像，結果遭到鋪天蓋地的批判。我女兒統計有三千多條罵我的資訊，但是我不後悔，因為鞏俐是在濟南出生的國際知名的影星，她做過聯合國的大使，對濟南也有感情。既然在國外她的名聲大，那麼宣傳濟南找鞏俐有什麼不好？我覺得應該有更多人去關心文化。一些老師不屑做這種事，好像覺得學術是一個頂尖的層次，對這種事不太參與。你剛才說的足球評論，其實我沒懂多少，我就是喜歡站在一個觀眾的角度評論，於是人家給我送外號“小報教授”“足球教授”之類。

當年山東足球戰績輝煌的時候，足球很熱很熱，人家介紹我都說這是足球評論家，而不說我是老師。有一次從外地回來打車，司機看我打到山師，他就問：你們山師有個宋某某，你認識嗎？我說：我就是啊。他就把車停下來，跟我探討足球，最後還不要我的車錢。我就發現這種普及性的文化，它反而影響更大。

有個名詞叫“知道分子”，就是“知”了還要“道”，你光“知”，悶在心裡也不好。

齊魯晚報：

您的社會性事務一直都挺多，在這個年紀還能有這麼旺盛的生活能量，您的能量和熱情從何而來的？

宋遂良：

這個真沒有考慮過。我是到85歲以後才有一種老的感覺，在此以前沒有那個感覺，今年夏天在威海我還去海里游泳。我從小當兵，受過一些軍事訓練，所以現在腰背不馱，別人老問我怎麼養生，我都不注意這些，我覺得主要是一種心態，就是你的心裡頭、思想裡頭老是充滿著各種各樣的新事物。我喜歡寫打油詩，一天可能寫一兩首，我還寫日記，已經記了六七十年了。學生有時候來找我，我問他是哪一天生日，就把那天的日記翻出來給他看，那一天我幹了什麼事，很有趣。你幫助了一個人，滿足了別人一個願望，覺得社會還需要你，你對他人還有用，那就很好。

熱愛生命，熱愛未來

齊魯晚報：

網際網路時代，流量被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使得目前很多內容變得碎片化、低智化、淺薄化，這跟文學所倡導的深刻、批判是相違背的。

宋遂良：

對這種情況，我是有點悲觀的。大家沒有一種理想、信念、追求，沒有一種高尚一點的東西。碎片化、躺平、尋求感官的刺激，這種淺薄的、低俗的東西，就會培養出一代一代不深刻的青年學生。

齊魯晚報：

作為一位長者，如果您想要和當下的年輕人談談心的話，您會把怎樣的生命經驗傳遞給他們？

宋遂良：

你們這些小青年要多交朋友，當然也要不斷地選擇、不斷地更替。因為朋友是讓你保持健康、活躍、愉快、學習的一個好的渠道。你認識這一個人，你就擁有了他的圈子、他的世界，這個人知道的越多，你知道的就越多。

有人比喻過，一個球體的周圍就是它的未知領域，球越大，未知的領域越大。我到了現在這個年齡，不能再活多久了，但是我對宇宙、對生命、對未來都充滿著好奇，充滿著想象。人的一生太短暫了，應該珍視每一天，對那些家長裡短、誰是誰非的無謂的事情都忽略掉，自由、寬容，保持一個好的心態。我也勸你們年輕人不要發愁，不要難過，和生命比起來，任何東西都是渺小的。好好地活著，熱愛生命，熱愛未來，在這樣一種精神狀態下，其他的東西，困難的、痛苦的，都可以放棄，這就是我對你們年輕人的希望。

一個人有他的價值，這個價值是由他的學問、能力、修養、品德來決定的。同時他還有一個價格，就是他的地位、名譽、財產、影響。價值是內在的東西，價格是外在的東西，而多數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價格和價值是不協調的。比如說，我在泰安一中挨批斗的時候，誰都可以打我、罵我，我的價格只有5毛錢或者5分錢，但是那時候我的思想可能比現在還要好，我的價值能值100塊，但是我只賣5分錢。我現在成了教授，價格到了500塊，但是我的價值可能就只有50塊。如果你樹立了這麼一個觀點，那麼你對於任何人都不會盲目地去崇拜，或者無謂地去鄙視，你就會尊重人，就會保持一個不卑不亢的心理。這樣，一個人才有自我，有了自我，才能夠清醒地看待世事，看待人生，看待自己。我覺得清醒最困難。一個人如果清醒，他就不會被名韁利鎖牽絆、被高壓所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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