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佛教造像的民族風格研究

一、

遺存至今的遼代佛教造像

遼代留存至近代的佛教造像主要分佈在晉北、遼寧、河北、天津幾個地區，其中造像水平最高的莫過於大型佛寺中的雕塑群和壁畫。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遼統和二年（984年）重建的天津獨樂寺（始建於唐貞觀十年，636年）觀音閣內十一面觀音及二脅侍塑像；建於遼太平五年（1025年）天津寶坻廣濟寺三大士殿及塑像（毀於20世紀50年代，梁思成曾在20世紀上半葉調查過此殿）；遼聖宗耶律隆緒開泰九年（1020年）所建遼寧奉國寺大雄寶殿內佛壇上的高約8米的過去七佛塑像；遼興宗耶律宗真重熙七年（1038年）西京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內的29尊彩塑；遼重熙七年（1038年）重修的始建於北魏太和七年（483年）的靈丘覺山寺舍利塔內一層八角牆與中心柱面上92。16平方米的壁畫。

遼重熙十三年（1044年）所建瀋陽無垢淨光舍利塔地宮內繪製天王、鬼王、鬼眾、夜叉、天人等壁畫；遼清寧二年（1056年）建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內各層均有彩塑，共計24尊，塔內一層周圍繪製壁畫達304。65平方米，內容為主佛坐像6尊，脅侍菩薩12身，天王4尊，門道橫披板上供養人三尊，脅侍金明昌六年（1195年）有所增修補繪；遼乾統三年（1103年）內蒙古赤峰靈峰院千佛洞開鑿，殘存小佛及飛天，巴林左旗後昭廟鑿窟三個，分別刻佛、弟子、文殊、普賢、力士及契丹供養人像。北京房山居雲寺有遼天慶七年（1117年）雕刻。

單體佛像包括舉行佛事活動所用行相和供養人供奉的佛像兩種，其數量大概不在少數，但是由於不便於攜帶和挪動，因而十分分散，隨著時間的流逝和戰亂，大多損毀或流散於民間。現藏於海外的有波士頓美術館的自在觀音像和美國彭省大學美術館的自在觀音像。朔州馬邑博物館藏兩尊遼代石雕，一尊為坐像，高95釐米，座寬60釐米。一尊遼代觀世音菩薩站像，通高185釐米，座寬50釐米，像後刻有題記“大遼國天慶二年（1112年）五月二十八日朔州十方院管內都僧政運擢與大眾為主僧雲濟敬造，石匠周時彥、師讓、劉公正”。另，崇佛寺內和馬邑博物館內還藏有多件遼代的經幢，上面刻有佛像和佛教裝飾紋樣。

遼金經變畫以山西應縣木塔1974年7月28日四層塑像內發現的遼代秘藏最具代表性。7幅卷軸畫裡有六幅彩印版畫，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彩印版畫作品，另有13幅黑白木刻經卷扉畫，內容皆是與刻經內容一致的變相畫。

二、

遼代佛教造像的造像風格分析

從遺存至今的遼代佛教造像來看，

晉北

的頗為集中，西京大同是遼代的佛教中心，也是中國當時北方黃河流域的佛教聖地，其佛教藝術沿襲唐代風格並結合遊牧民族尚武的精神創造出一種健美勻稱的佛教造像樣式，可以稱之為“遼金樣”。

遼金樣的佛教造像具有鮮明的遊牧民族性格，是佛教造像漢化之後的胡化，也可稱之為遊牧化。從已出土的山西、河北、內蒙古、遼寧等地的遼代墓室壁畫中可以看到，大同以北的墓室壁畫多儲存著遊牧民族的生活特點；大同以南的墓室壁畫則多是漢族貴族，仍保持著漢民族的諸多生活習慣和服飾特點；只有在西安的佛教藝術中，兼具兩種特點，成為胡漢民族融合的交匯地。

1.造像體例

遼代的所有寺廟中的佛像體例都較大，主尊突出，空間佈局以佛為中心，依次為脅侍弟子、菩薩、護法力士、供養人等；這種體例與現存五臺山南禪寺東大殿唐代造像一致，遼代對唐代佛像體例的繼承特點鮮明，體現出一種“浩大”的氣象。

2. 造像的體態

遼代佛教造像不但體例大，而且體貌渾厚端莊，極具體積感。造像莊嚴挺拔，面相豐圓結實，彎眉細目，眉間白毫碩大。其中，菩薩體形結實高大，天王威猛神武，供養人則體型較小，服飾樸素。遼代佛教造像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同華嚴寺合掌露齒菩薩被譽為東方維納斯，其身體前傾微微側轉，身形健美的體態與希臘斷臂的維納斯有異曲同工之妙，充分展示了契丹民族騎馬涉獵、崇尚運動的時代特徵。

▲大同華嚴寺合掌露齒菩薩

3.造像的服飾

造像服飾延續魏晉隋唐又有所變化。

佛像的服飾

依然是褒衣博帶式，雖施彩貼金，但整體還是比較莊嚴樸素的。

菩薩的服飾

卻有較大變化：一方面保持著印度斜披絡腋的傳統貴族服飾；另一方面又有魏晉以來受南朝士大夫服飾和玄學影響下的仙道風格的飄帶，但耳輪低垂鏤空貼塑花飾，是遼代彩塑特有的一點。

項飾

要比前代華麗豐富，最為典型的是菩薩頭上的花冠在遼代轉變成滿貼金箔的高筒金冠。

菩薩的

裙式

出現了遊牧民族打仗騎獵的護胯裙和皮革腰帶，護法的獸吞革帶，縛褲高腰靴，與現實生活中的唐遼之際的武將服式如出一轍。明顯地體現出一種印度佛教造像北魏本土化、隋唐中國化、世俗化之後的胡化風格。這種多民族風格的融合是遼代對印度佛教造像的又一次改造。

▲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遼代彩塑文殊菩薩頭冠

▲文殊菩薩貼金高寶冠

▲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遼代彩塑普賢菩薩頭部

4. 造像的色彩與裝飾

遼代佛教造像，設色華麗沉著，豔而不浮，塑繪融合，瀝粉貼金。造像的服飾上多為瀝粉貼金紋樣。紋飾裝飾於佛背光、寶冠、項鍊、胸衣、衣緣、裙裳、佛座上。佛背光、金冠、法座上有化生佛、化生童子、小型飛天，衣服上裝飾龍紋、鳳紋及飛禽走獸，植物紋有牡丹、寶相花、纏枝忍冬、葡萄紋、卷草紋等，天象紋有火焰紋、網目紋等。

▲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菩薩

羊腸裙上瀝粉貼金的龍紋、鳳紋

三、

遼代佛教造像的民族審美

1.尚武

遼代佛教造像中以菩薩和護法天王的造像最具代表性，體現出一種

威武健美、尚武

的民族審美特點，與唐代早期的佛教造像淵源較深，承繼關係明顯。與宋地婉約秀麗，注重世俗生活的造像樣式形成鮮明對比，這正是契丹遊牧民族上升時期崇尚武力的真實寫照。

菩薩造像以山西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內的遼代彩塑最具代表性。作為皇家寺廟的薄伽教藏殿，儲存著皇家刊刻的國藏《契丹藏》，殿內的塑像體現的是遼代最高的皇家風貌和國家意志，華麗典雅，勻稱健美。

▲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彩塑

遼代佛教造像的另一個特點是

對天王力士的情有獨鍾

，當宋地熱衷於世俗化的佛傳故事和佛教經變故事時，遼地寺廟中卻以威風凜凜、虎虎生威的護法、金剛、力士、天王、明王作為主要表現物件，彰顯遊牧民族的武力優勢。這種以宣揚武威的天王造像居中佔據整面牆壁，還是遼代首創。

以遼寧無垢淨光舍利塔地宮的四大天王和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內的四尊護法、應縣木塔一層門洞兩壁上的天王造像最具契丹民族的武將特點，天王雙目圓睜、風馳電掣， 飄帶翻飛，甲冑森森，威武莊嚴，典型的唐遼之際的武將裝束，是遊牧民族尚武審美特點的典型表現，創造出一種“灑脫、健美、莊嚴、威武”的佛教造像樣式。

▲遼寧瀋陽無垢淨光舍利塔地宮四大天王之一

▲華嚴寺薄伽教藏殿護法立像

▲應縣佛宮寺四大天王之南方增長天王

2. 尚金

從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三鋪說法像的主尊、坐著的四大菩薩全身貼金，其他造像面部、裸露的肌膚和頸項、衣紋、服飾上遍施金箔以及十四尊菩薩高聳的金冠，可以看出黃金作為財富和權力象徵，在契丹民族心目中深受崇尚。可以隨身攜帶的黃金對於以遊牧遷徙為生存方式的契丹民族來說，比漢民族崇尚的不可移動的雕樑畫棟建築更具有吸引力。遼代墓葬出土大量金飾，以及中原不多見的金冠，也可充分說明契丹民族對黃金的崇尚比漢民族更勝。

3. 男女平等

晚唐時立國稱霸北部的遼代契丹民族，女性聲威顯赫，是遼代統治集團中的主角。如遼景宗的皇后蕭綽，遼聖宗耶律隆緒時期（984—1031年）的蕭太后，就是親御戎車、指揮三軍的遼代女中豪傑。遼朝歷代皇后多為蕭氏，許多女性在江山社稷、行軍打仗方面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薄伽教藏殿是皇家寺廟，殿內29尊彩塑，最為出彩的無疑是女漢子形象的14尊戴金冠的彩塑菩薩。這與遼代蕭氏在皇族中的地位以及女子在社會中的地位不無關係，既體現出一種男女平等的遊牧民族社會關係，又體現出女性在遼代契丹統治集團中的地位。

四、

結語

大同以北遼代佛教造像遺存豐富，是我們瞭解遼代信仰和社會風貌的重要實物資料。佛教造像雖有別於現實生活中的遼代民族，從精神層面的角度卻可以反映出遼代契丹民族的價值取向和精神追求。透過對遼代佛教遺存的整體梳理，透過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皇家寺廟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29尊彩塑進行具體分析，並與應縣木塔遼代造像、遼寧瀋陽無垢淨光舍利塔遼代壁畫和天津獨樂寺彩塑的比較，筆者認為遼代佛教造像有著不同於漢民族佛教造像的鮮明特點，契丹民族的民族審美、價值取向、社會風貌都在這些造像中有所體現，反映了佛教在遼地的盛行和契丹民族崇尚武力和黃金、男女平等的民族風格。

作者：山西大同大學楊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