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代的泉州，如何成為匯聚信仰的“宗教博物館”？

草菴寺是什麼教

2021年7月25日17點38分，我國世界遺產提名專案“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順利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4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審議，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我國世界遺產總數升至56。

泉州非物質文化遺產博物館陳列的展品。攝影/星玥公主，來源/圖蟲創意

本次泉州申遺的22處代表性古蹟遺址包括：九日山祈風石刻、市舶司遺址、德濟門遺址、天后宮、真武廟、南外宗正司遺址、泉州府文廟、開元寺、老君巖造像、清淨寺、伊斯蘭教聖墓、草菴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窯址、德化窯址、安溪青陽下草埔冶鐵遺址、洛陽橋、安平橋、順濟橋遺址、江口碼頭、石湖碼頭、六勝塔、萬壽塔。

泉州洛陽橋。攝影/zoyocolor，來源/圖蟲創意

公眾號“星球研究所”製作了泉州申遺專案代表性遺產分佈示意圖，製圖@陳志浩/星球研究所

泉州位於福建省東南部，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在馬可波羅筆下，泉州是當之無愧的“東方第一大港”。

泉州崇武燈塔。攝影/陳小羊，來源/圖蟲創意

誠如“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這樣的描述，因為是曾經的國際商貿中心，今天的泉州，處處體現著強大的共融能力。

公眾號“星球研究所”製作的泉州區位與地形示意，製圖@陳志浩&漢青/星球研究所

如果在泉州乘車會發現，車內擋風玻璃前不止有懸掛“出入平安”符或表達類似含義的佛教符文，還會有阿拉伯文牌符。

我們在眾多古遺蹟中，發現了開元寺、清淨寺、伊斯蘭教聖墓、草菴摩尼光佛造像……歷史上的泉州因其旺盛的國際貿易生命力而具有了強大的宗教共容能力，時日淹久，這種宗教共容、多元互生的能力或許已在千年的洗練中變成泉州的文化基因。在文獻中多次閱讀泉州的各類宗教遺蹟之後，一旦親臨此地，仍不免為一種充滿生命感的、現實態的宗教相容精神所震動。

泉州開元寺。攝影/新能源，來源/圖蟲創意

元代曾是天主教主教區

泉州素有“宗教博物館”之稱，世界各種重要宗教都在中古時期與泉州發生接觸，很多還落戶生根。泉州有此殊榮首先得益於它自唐代後期以來，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自海路來華並定居於泉州、廣州之地的外國僑民自然與外來宗教密不可分；其次則因為東南沿海截至唐代後期仍屬避亂逃亡佳處，在中原地區因各種原因難被容忍的外來宗教不僅常順勢前來，還能託庇於時。

動態瞭解“海上絲綢之路”泉州的通航地區，製圖@陳志浩/星球研究所

景教在元代泉州比較突出，因為位居上層的色目人有不少是西域景教徒，因南征留在泉州，所以泉州出土的景教石刻以元代為主，墓碑的文字與名字亦顯示出墓主多為西域人後裔。不過泉州也出土過少數幾塊南宋時期的景教徒碑刻，很可能屬於漢人景教徒，未嘗不是唐代景教傳播成果的遺存。

對此，中國學界自來傾向於認為漢人是以民俗式、混合式態度接受基督教的，因為基督教在中國傳統中始終具有強烈異質性而難以被接受，且基督教的教義書翻譯得亦佛亦儒。其實這種態度和看法是有待商榷的。除了景教，基督教的史上最強勢派別——天主教會也曾於元代立足泉州。

元·基督教尖拱四翼天使石刻，浮雕為一位跌坐男性天使。現藏於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1289年，義大利方濟各會士約翰·孟高維諾

（John of Montecoruino）

作為教宗特使成功到達中國，晉見忽必烈並在大都創立第一個天主教傳教區，爾後升為主教區。其後歐洲數次派遣傳教士前來增援，雖說路途遙遠、戰事頻仍，不少傳教士師出不利或中途梗阻，但十幾年間終於還是有些人能夠抵達中國，於是1313年，泉州設立主教區並由一位新來中國的方濟各會士主教哲拉德

（Gerardo Albuini）

執掌。泉州能夠變為主教區得益於為數眾多的外國僑民，因為方濟各會士們雖然也對中國人傳教，但認為中國教徒對信仰並不很忠誠。

今天泉州市內的粉紅色天主教堂。攝影/zoyocolor，來源/圖蟲創意

截至1318年，泉州至少有兩座教堂。1342—1345年左右在中國的約翰·馬黎諾里

（John of Marignolli）

提到泉州有三座形態極妍的方濟各會教堂。這些教堂今天早已蕩然無存，因為1368年元朝滅亡時所有外國人都隨蒙古人一道被明政府逐出中國，方濟各會傳教區自然在劫難逃，頃刻間消失殆盡。

唯一存世的摩尼教建築

摩尼教在公元3世紀產生於薩珊波斯，以其創始人摩尼得名。摩尼生活在瑣羅亞斯德教、諾斯替教和基督教共存也約略沐浴佛風的美索不達米亞南部，他創立的宗教有著明顯的混合風格。摩尼教在波斯本土遭取締後快速向各個方向傳播，結果變成一種世界性宗教，一度被基督教視為大敵。唐初摩尼教來到中國，雖不怎麼被上層待見，但私下還是頗有成果，後來更因為奉摩尼教為國教的回鶻人而在中土得勢。不過當回鶻人在840年被黠戛斯搞到國破家亡、離鄉西遷時，唐朝統治階層抓住報復飛揚跋扈回鶻人的時機，徹底抄點了摩尼寺。

這以後，摩尼教以兩種形態殘存於法網較疏的東南海隅。其一是較多恪守摩尼教清規戒律、自顧隱居修行的寺院式摩尼教，入宋後更被看作道教一支。宋元時期不少士人亦多崇尚該教之自律苦行精神並適度吸收。朱熹青年時代在泉州做官時

（1153—1157）

曾與同僚們一起往北山謁奠摩尼教東南開山之祖、唐末來三山

（福州）

與泉州傳教的呼祿法師之墓，並寫詩《與諸同寮謁奠北山過白巖小憩》，流露出對呼祿法師的景仰之情。朱門大師黃震少時受到叔祖仲清影響，而著名歷史學家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考證黃仲清就是摩尼院道士。陳垣認為南宋閩學受摩尼教影響，北宋時道學家所倡之太極、兩儀、陰陽、善惡、天理、人慾等名詞也有些摩尼教意味。

今日透過文獻記載而可確認的五代至宋設於浙南與福建的摩尼教寺院共有五座，其中完整儲存下來的唯一一座是始建於宋代、位於泉州華表山麓的草菴寺

（在今日之晉江市境內，現泉州市區是古代晉江市城暨泉州府治所在，今日晉江市是新劃出一塊地方冠以“晉江”之名）

。以迄今世界考古的發現而論，草菴也是唯一存世摩尼教建築。

草菴，位於福建省泉州晉江市華表山南麓，始建於宋代，是目前唯一存世的摩尼教建築

草菴寺在明初仍十分壯觀，萬曆年間變得蕭條衰頹，並被造訪者當作道觀，後來則作為佛教寺院被重新供奉，尤其是被作為清代福建地方信仰中的“文佛”道場。草菴裡尚存教主摩尼的摩崖石刻浮雕像，刻工甚佳，線條清晰，如今已被屏障於玻璃窗格之內。也有人把此浮雕定為“摩尼光佛”之像。摩尼教本身不拜偶像，但經中亞一路傳至中國又歷經唐宋，倘若發生了教主和至高神的混淆，完全在中國民間信仰的情理之中。這尊雕像的面貌、服飾、姿勢和背光皆與高昌壁畫所見摩尼大異，是一座佛身道貌的華化偶像。背光十八道，亦與摩尼“十二光”的理念不合，實為華化摩尼教吸收佛教而民間宗教化的典型例證。而浮雕像旁的楹聯表明這尊像被當地視為“文佛現影”。

福建泉州草菴摩尼佛造像。攝影/高晨翔，來源/圖蟲創意

摩尼教在東南的另一種存在形態是偶像化和神道化傾向的民間宗教集會，這是福建自古“信巫鬼，重淫祀”習俗染缸作用的必然後果。這類宗教組織在宋代閩浙贛普遍存在，且成為摩尼教在中國的主導形態，泉州的明教會正可視為此類組織的歷史標本。明教會透過結集會社來組織信徒。結社的目的之一是從事宗教活動，比如“密日持齋”，這本是摩尼要法，屬寺院禮儀，在閩浙轉化成民間習俗。泉州出土過一些上有“明教會”字樣的宋代黑陶碗殘片，會眾還有專用餐具，正說明此類結社的穩固性。

明教會之類組織很受民眾歡迎，但因秘密結社性質遭到宋代統治者的疑忌和士人的嫌棄。結果，自北宋徽宗時方臘以明教相號召樹幟起義始，有著摩尼教淵源的各民間教派——摩尼、明教、白蓮、白雲——便不斷受到南宋官方的指責和打擊。但因元代統治者對宗教的寬容，不僅宋代所建摩尼教寺院大白於世，帶摩尼教色彩的民間組織也死灰復燃。

中國現存最早的清真寺

伊斯蘭教的誕生晚於摩尼教，來華時間卻不相上下。公元7世紀後半葉阿拉伯帝國向中亞擴張過程中曾注意維繫與唐朝的友好關係，怛羅斯之戰後兩國的和平往來更為頻繁。大食人初期入唐可陸可海，安史之亂後以海路為主。海路的終點不外乎廣州、泉州、杭州、揚州，因此這些城市都有專供大食國民聚居的蕃坊，並有唐政府任命的“蕃長”主持宗教禮拜兼處理內部民間訴訟。宋代又有新來“蕃客”加入。新舊伊斯蘭教信徒聚族而居，逐漸在當地形成不小的勢力。泉州蒲壽庚家族是兩宋時期最有名的入華伊斯蘭教家族。蒲壽庚因協助南宋加強海防力量而得到宋朝官府信任，後投降元朝並得到重用，使其家族繁盛上百年而不衰。

泉州清淨寺內。攝影/新能源，來源/圖蟲創意

迄今為止的考古或文獻都還不能確證唐代有過伊斯蘭教寺廟，延至兩宋便有了確切證據。泉州清淨寺當屬中國現存最早的清真寺，其阿拉伯文寺名的意思為“聖友寺”，初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年）

，元武宗至大三年

（1310年）

全面重修，現今門樓內牆上仍有刻字說明此事，明萬曆三十七年曾重修兩年前因地震傾斜的禮拜大殿。明永樂五年，成祖御賜一道保護伊斯蘭教徒的詔書，現刻於北圍牆上。清淨寺也是現存唯一具有阿拉伯建築風格的古清真寺，其他清真寺則紛紛用中國的廳堂樓閣包裝起來。

泉州與猶太教、印度教的瓜葛

猶太教和印度教與泉州的瓜葛也涉及海上商路的外來移民。大約北宋末期中原地區首次有了猶太人的明確蹤跡。此後猶太人在中國境內分佈漸廣，元明時期的南京、揚州、寧夏、開封、泉州、北京、寧波、杭州等地都發現有猶太人生活過的遺蹟。1326年，天主教泉州主教安德魯

（Andreada Perugia）

致信羅馬教廷，抱怨泉州的猶太人不願皈依天主教，顯見當時泉州猶太人數量不少。

印度教在中國的遺痕並未得到足夠梳理，何時進入中國亦無清晰論斷。有人以為婆羅門教在秦漢以前已立足越南南部並有可能傳教於中國華南地區，泉州臨漳門外“大獨石柱”或正是秦漢以前婆羅門教的遺物。但古代婆羅門教同笈多王朝時期

（Gupta Dynasty，320—540年）

興起的印度教還不能混為一談。20世紀在泉州發現了許多與印度教有關的石像和寺廟、祭壇建築構件，雖然發現者因混同古代婆羅門教和印度教而未能明確歸類，但其中肯定有且更可能大多是屬於印度教的遺物。

元·印度教“大象與林伽”石構件，現藏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攝影/patagonialc，來源/圖蟲創意

泉州民間傳說稱元代南門城附近有座“番佛寺”，考察相關地點彙集起的石材，可知此寺形制與印尼爪哇東部的婆羅浮屠塔同類，且1934年還在該區域發現毗溼奴的石雕造像，當可斷為是印度教寺廟。唐代古佛寺開元寺至今仍有兩根雕刻印度教圖案的石柱，研究者認為這是從一所印度教寺廟移置而來，類似的“偷樑換柱”在泉州並不少見。

本土信仰與外來宗教的共容

關帝廟是泉州市中心整日香菸縈繞之所，來此燒香的人不分男女老少肯定也是百工兼備，一個個動作麻利、心無旁騖，腳略沾地買炷香，頭也不抬直奔重點。關帝廟前的乞丐比別處多得多，恐怕也見證了此處人煙茂盛。筆者不由推測，是否泉州人上下班和開收工都會順路來此燒炷香呢？畢竟關帝是萬神殿中最多才多藝又最勤勉盡職的一位神靈。

香火旺盛的關帝廟。攝影/Pinkvkiyo_來源/圖蟲創意

與煙霧繚繞的關帝廟幾步之隔，就是伊斯蘭教清淨寺，它的外觀與內涵不負“清淨”二字。“清淨”但不寂寞，“清淨”亦不猜忌。清淨寺是筆者進入和試圖進入的古代清真寺中最讓人沒負擔感的一座，非常正常地進入，可參觀區域很大，出現在哪個角落也不會被內部人士投以異樣眼光，雖然禮拜殿照例不許非信徒進入。離開清淨寺時近傍晚六點，參觀時間結束而晚禱時間到來，看到陸陸續續有人進寺禮拜，遊客空間與信徒空間的轉換中包含著一種不落痕跡的淡然。

泉州清淨寺外觀。攝影/客半山居，來源/圖蟲創意

說到泉州的宗教生態，九日山的祈風石刻也必須提及，這是南宋負責外貿的市舶司官員在山腳延福寺和通遠王廟舉行祈風儀式之後於寺廟背後最矮山岩處留下的記事題刻。祈風祭海本是沿海居民的民間信仰，南宋泉州卻將此變成市舶司的九項官方職責之一，這已經不同尋常。

泉州市舶司遺址，這是中國重要的古海關遺址，是泉州港繁榮的歷史見證。攝影/zoyocolor，來源/圖蟲創意

而市舶司的祈風地點九日山既不在泉州灣邊，亦不在晉江入海口，甚至也不靠著晉江干流，距離府衙又遠較清源山為遠，更令人訝異。細推緣由，九日山毗鄰有史可考的最早中原入閩移民的首個定居地

（後來稱“豐州”）

，它是這批移民重陽節登高念祖的不二之地。山上有不少刻“后土”字樣的巨石，有些家族祖墓同時刻著某家“社壇”字樣，正是中原移民喬遷流寓後複雜心境的燒錄。山上佈滿文化高出一籌的北方移民的思鄉之情，山下則是泉郡的文化發祥地，這就註定要在文化昌明之後成為具有官方性質的祭祀場所。碰巧九日山下有條瘦窄金溪，是晉江支流，也許古時尚可行駛船隻，所以在宋代兼任海船出發前的祭祀場所和遠航起點也算合乎情理。

泉州九日山。攝影/zoyocolor，來源/圖蟲創意

九日山既見證了官方祀典納入民間信仰，又見證了北方移民情懷與南方本地心思被官方的有意統合。由此種現象既可見海上貿易對南宋朝廷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又可見官方祀典與民間信仰在基於利益的考量下有著互容的可能性，這成為一種宗教共容。

所以，泉州何止無愧於“宗教博物館”的美譽，它可以說是宗教多元形態的歷史與現實的樣本，跨地域、跨時間以及跨階層的宗教共融都能在泉州找到範本。你可以把這解釋為一種大雜燴式的隨意，質疑所有人的信仰是否虔誠，也可以把這解釋為一種融合性的生命力，因為文化和人群的開放與流動必然產生出生生不息之力。

泉州市景。攝影/zoyocolor，來源/圖蟲創意

*本文摘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6月上，原標題為《“宗教博物館”泉州：國際貿易帶來強大的文化共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