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的魚要“熱死”了

去年十一月份，加拿大漁業和經濟領域專家聯合釋出了一份關於我國沿海漁業的調查報告《Sink or Swim： The Future Of Fisheries In the East And South China Sea》（掙扎還是放棄抵抗：中國東海和南海漁業的未來）。

該報告的作者包括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海洋和漁業研究所（Institute Of British Columbia）及其公共政策和全球事務學院（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Global Affairs）的教授拉希德·蘇邁拉（Rashid Sumaila）。

我國的南海和東海是西太平洋最重要的商業捕撈海域，漁業整體貿易價值在1000億美元左右，如果南海和東海的漁業出問題，那自然不是個小問題。

拋開政治因素談漁業，不得不說，我國沿海漁業確實正在面臨非常大的崩潰風險。除了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的高強度捕撈外，我國的沿海漁業，特別是處在熱帶的南海，正在受到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衝擊。

西方的這份漁業研究報告，以生態學為根據的科學推算模型，推算氣候變化及過度捕撈對魚類生物量以及東海和南海漁業收益的影響。高強度的商業捕撈疊加愈演愈烈的全球氣候變暖，使得我國沿海漁業的危機日益加劇。

南海的魚要“熱死”了

主要說說我國南海。按照蘇邁拉博士的說法，南海熱帶水域受到全球氣候變暖的影響更加嚴重，魚類的耐熱能力或已經到達極限。而且更要命的是，我國南海部分地區的海水變暖程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

如果按照極端氣候變化的軌跡推演，我國南海海域的平均水溫將上升2℃，在捕撈強度不變的情況下，到本世紀末，南海主要商業魚種和各類無脊椎動物的生物量將減少90%，每年的漁業收益預計將減少超過115億美元（約合733億人民幣）。

如果按照“溫和”的氣候變化推算，即平均水溫上升1℃，那麼南海漁業的預計收益也將減少30-70億美元。

研究報告特別提到了我國南海水產的消費重鎮香港。香港在全球水產品消費市場上的地位幾乎無可匹敵。除了本身就是高階海鮮的消費大戶外，這幾年更是大陸高階市場的“中轉站”，每年有95%的水產品都來自進口，而且每年高階水產品的進口額更是冠絕天下。

雖然南海是我國四大海域之中的漁業資源“碩果僅存”的海域，但在近幾十年的高強度捕撈的摧殘之下，也是疲態盡顯，特別是高階水產品，早已無法滿足香港這個海鮮“黑洞”的需求。

所以，南海漁業的“衰弱”和我國高階海鮮市場的崛起，就給澳大利亞、厄瓜多和非洲西海岸各國的龍蝦、石斑魚和海參等高階海鮮創造了非常有利的進口條件。

如今，南海的金線魚、石斑魚、龍蝦和鯛魚等常規海鮮雖然仍然是香港海鮮市場不可或缺的存在，可隨著氣候危機不斷加劇，這些海鮮到本世紀末也將成為海里稀有的魚種。

再來簡單說說東海。因為東海不像南海那麼熱，危機感似乎也沒有南海來得那麼強烈。

在相同條件下，東海主要商業魚種的生物量的下降幅度要比南海小不少，只有20%，有一部分原因是海水溫度升高，導致南魚北遷的緣故。

如果假設氣候變化比較溫和，即到本世紀中葉，海水溫度上升1℃，而且東海的商業捕撈量能夠下降50%的話，那麼到本世紀末，東海的漁業資源量反而能增加20%。當然，這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控制捕撈量，這個難度就非常大了。

“致命”的魚粉

這份報告除了擔心氣候危機外，還有高強度的商業捕撈，特別是用來生產飼料的魚粉捕撈漁業。西方專家認為，為了應對未來的崩潰危機，我國必須儘快控制捕撈量，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賊難。

為了應對海洋漁業資源的不斷衰退，我國的沿海地區在近幾十年裡發展起來了龐大的水產養殖業，可這反而進一步加劇了我國漁業資源的壓力。

如今，我國十大海水養殖魚類（按產量由低到高排列）依次是：大黃魚、海鱸魚、石斑魚、鮃魚、鯛魚、美國紅魚、軍曹魚、鰤魚和鰈魚，清一色都是肉食性魚類，要養殖它們，就必須有動物性飼料，海里的小魚小蝦首當其衝。

所以，我國是全球五大魚粉生產國之一併不讓人意外，而且我國生產的魚粉根本不夠自己用的，每年還得進口140萬噸左右的魚粉。2019年，我國自己生產的魚粉為69。9萬噸，自足率40%都不到。可就是這不到40%的魚粉，我國卻還是拿漁業的未來換的。

排在我國前面的魚粉生產大國分別是秘魯、智利和俄羅斯，他們的魚粉遠比我們來得輕鬆得多。

秘魯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雖然秘魯漁場也曾被折騰得夠嗆，但秘魯政府操作得當，漁業資源恢復得還算不錯，特別是專門生產魚粉和魚油的鯷魚捕撈業，秘魯政府這幾年一直是捧在手心裡的，資源管理做得非常不錯。我國進口的140萬噸魚粉，大部分都是從秘魯進口的。

智利既有豐富漁業資源的同時，又是全球第二大三文魚生產國，因為人口不多，正好可以把海里的低價魚做成魚粉，養成高價的三文魚出口創匯。

俄羅斯就更不用說了，全球最大的鱈魚捕撈國，年產量超過300萬噸，因為鱈魚走的是出口歐美的路線，魚頭和內臟沒用，正好可以用來做魚粉，所以魚粉產業對俄羅斯漁業來說就是個“贈品”。

只有我國，真的是拿“命”在生產魚粉。因為我國沿海地區有龐大的人口數量，也就催生出了龐大的捕撈業，所以，海里的魚再多也架不住人多。因為條件有限，我國只能“打包”管理漁業資源——制定“一刀切”的休漁制度，而不是更加精細化的分種類捕撈配額制度，所以，弊端也非常明顯。

大魚用來吃，小魚小蝦用來做魚粉——這就是我國近海漁業的真實寫照。魚少船多，大家只能大小通殺，不過有水產養殖業在，倒不至於會有浪費。“明面”的小魚小蝦被用來做魚粉，可還有很多無法統計的小魚小蝦被或被直接投餵，或打成魚糜投餵，而這些小魚小蝦可以說都是我國漁業的未來。

改變飼料配方

想要緩解我國的水產養殖業對漁業資源的壓力，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改變水產養殖飼料的配方。可這也是個長期工程。

歐洲的三文魚養殖業在水產飼料改進方面倒是有可借鑑的地方。因為歐洲對環境保護的要求更加嚴格，所以歐洲的三文魚養殖業從上世紀末開始，就一直在改進飼料配方，減少魚粉和魚油的比例。

從上世紀90年代到現在，三文魚養殖大國挪威三文魚飼料中魚粉和魚油的比例，已經從接近90%，大幅下降至23%左右，大部分都用植物性原料代替，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對漁業資源的依賴。

我國在近幾年對水產養殖業的管理，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自然環境保護層面，對水產飼料還沒有明確的規範，所以，我國的飼料企業一直沒有改進飼料的“動力”。

當然，想要讓我國的水產飼料減少對魚粉和魚油的用量，主要還得靠國家制定相關法律法才行，而且，為了讓我國的水產養殖業更好地發展，這個操作無法避免。

控制捕撈量

想要保護我國的沿海漁業資源，控制捕撈量自然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辦法。可當下的現實環境並不允許國家進行太過極端的操作。像長江那樣的十年禁漁根本不行，哪怕是捕撈量打對摺也做不到，因為就算國家想要搞，也沒有具體的可執行操作方案。

這幾年，我國在控制捕撈量上的做法還是延續之前的溫和作法，一邊鼓勵漁民上岸，一邊繼續打擊非法捕魚。雖然配額捕撈的區域性試點已經開展了有幾年了，但還是處在摸索階段，因為各項軟硬體都還沒有達到可以全面開展配額捕撈的要求。

最近這兩年，我國各沿海漁業大省在漁港的改造和新建方面倒是展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各地都在開足馬力建設全新的現代化漁港。新漁港除了能夠最佳化漁業經濟，保障漁業作業安全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助力漁業資源管理。

幾百萬的漁船在大海上確實很難管理，但漁船都得回港，如果大部分漁船隻能到管理規範

的

指定漁港卸貨，那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實現對漁業捕撈的有效管理。比如國際通行的配額捕撈制度，就是透過對漁船到港卸貨量進行管理實現的。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我國現在的漁業資源管理工作，就像是在抽絲，快肯定是快不起來，但卻也不能停，畢竟，如果把漁業資源當作金山來挖，肯定有挖完的一天，只有把它當作聚寶盆來對待，也就是實現可持續開發，才能讓當下的我們和未來的我們都有一口鮮美的海鮮可以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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