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人帶竿被魚拉著跑，直呼控制不了它，浮出水面時整個水面翻騰了

東晉與南宋都是兩個南遷的政權，均想憑藉長江的曲折和險要，與往日北方的屈辱和麻煩劃清界限，甚至宣稱要將南方的權威重新擴至全國，雖然事實上這僅限於“口號”為主。

同時審視這兩個政權，或可發現二者對應的時間座標雖不同，但彼此竟可從對方身上略微照見自己的影子。

一、前期政權的建立均於理有虧。

二者未南渡時，政權的建立均屬有‘’憑藉權柄之嫌，預窺神器之意‘’。

西晉立國，以司馬氏侍奉曹氏而終篡其位，雖經祖孫三代乃成，但是正如不能將前兩天的好天氣相加得到第三的好天氣一樣，世代的臣子也應以君主為其職位的天花板。

況且曾有賈允為之唆使成濟弒君曹髦於前，又有司馬炎逼迫曹奐禪讓於後，及司馬炎朝，賈允受到的懲罰不過是讓他在司馬氏的寵信下更加盡忠新朝，以彌補在前朝的失德。

南宋之前身北宋之立國何嘗亦不是如此，其太祖趙匡胤以殿前督檢點仕後周，及至周恭帝即位 ，趙匡胤憑藉抵禦外敵入侵時機，帶兵行至陳橋驛而黃袍加身，轉而回師逼迫當前君主禪讓，使得新朝得以創立，趙匡胤得已而由臣子而為君王。

二、前期政權對固有問題都處理失當。

西晉因其得國不正，殆於將失調的機器修復，只是假以潤滑，讓本朝加速滑入失控的邊緣，給東晉留下禍根。

此時，士族門閥本已強大，而西晉立國，依靠的即是大族的支援，導致其立國後不敢過分弱化士族的實力，只能大肆宗室封王士族加官，使利益均沾；又因此王朝以弒君篡位為序幕，自然難以再穿忠君之新裝，而以‘’純孝‘’治理天下，這又無疑給士族提供了重家庭輕君王的理論。

有此二項，‘’八王之亂‘’不難想象，東晉‘’王與馬共天下‘’使得東晉在硬實力缺失後更難要求南人思想上的擁戴。

北宋因其以軍人政變上臺，則極力倒播時鐘，以防熟悉此中門道的人效尤於後，因而即對最初擁立其上臺的軍人賜以富貴，換取其兵權；又弱化地方‘’廂兵‘’而充實‘’禁軍‘’；規定“禁軍”必須定期換防而致使‘’兵將互不相認‘’；重用文人而壓制武人。

以上種種，致使此王朝偏安南方甚至為環強吞併成為必然。

三、北人南渡後，面對的北方均為異族政權。

東晉的故地被稱為‘’五胡‘’的異族人闢為戰場和賭注，五胡主要為匈奴、羌、氐、鮮卑以及羯。

南宋面對的同樣是金、西夏以及蒙古等少數的挑戰。

所不同的僅僅是，東晉可說運氣略好——五胡互不統屬，彼此之間又征伐不斷，東晉得以喘息，及至東晉末年，故地的新主人僅有前秦將各胡統而為一，但是其南侵的念頭被淝水所澆滅，運氣很大程度充當了東晉的砝碼，扭轉了戰爭的天平。

南宋則不然，先被金所壓制，幾次嘗試將光復北方的口號付諸實踐而失敗後，南宋的軍隊便轉以防禦為其宗旨。

後蒙古崛欲起滅金，金失地於蒙古越多而侵害南宋越甚，以宋地補其所失，面對強悍的蒙古，南宋欲聯金成鼎立而不能。

宋無奈聯蒙古滅金，由此換得數年太平，最後又不得不由蒙古的鐵蹄將其政權在地圖上抹去。

四、北人南渡後，均有北伐得力將領被猜忌。

東晉先後有過四次北伐，其中祖狄為首次，但當時的東晉並不支援其行動，其在建武元年率部北伐，獲得政府的支援僅為極少的兵員和糧草，雖得到北地人士支援，得以收復大量失地，但因勢力強盛，且祖狄又有迎回被俘舊帝之意志，受到東晉朝廷的猜忌和排擠，鬱鬱而終。

同樣，在南宋將領則是狄青和岳飛，僅以姓名觀之，“祖狄”和“狄青”就何其相似，祖狄為武將時，被朝廷視為樑柱，待其轉而從文，受到文官集團排擠和蔑視的程度也可與祖狄相論，甚至後世所知的文豪歐陽修都站在狄青的對立面。

岳飛的遭遇更甚於狄青，同時岳飛也曾有過接回被俘舊帝的言論，其本人生命與其政治生命一同在風波亭被以“某須有”的罪名而終止。

結語：

東晉與南宋間隔數百年而共飲一江之水，觀其種種相似，二者恍然竟均可引對方為知己，南宋終結於距離古“晉”地如此之近的蒙古，而終結東晉的政權居然也叫做“宋”，是缺乏進取的必然雙胞結果，亦是冥冥之中的完整天意輪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