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孤清朝皇權更迭中一場充滿風險的權利遊戲

託孤，指將身後的孤兒相托給別人的行為，一般指封建社會皇位傳承時的託付。

“託孤”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光烈陰皇后紀》：“既無《關雎》之德，而有呂、霍之風，豈可託以幼孤，恭承明祀。今遺大司徒戴涉、宗正吉持節，其上皇后璽綬。陰貴人鄉里良家，歸自微賤。”

而根據明末小說家馮夢龍所著《東周列國志》所說，早在周朝，“託孤”的行為就已經在皇權更迭的過程中產生。

“自知不起，不肯服藥。三日之後，病勢愈甚。其時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託孤。”

歷史上最有名、最成功的“託孤”莫過於三國時期的“白帝城託孤”，即著名的蜀漢開國皇帝劉備將皇位傳給劉禪時，將劉禪和蜀漢江山一併託付給了諸葛亮。

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將皇權集中、皇權至上的封建王朝特點推向了極致，於是皇位傳承、皇權更迭過程中的平穩過渡和有序交接就成為了清朝每一位皇帝的最終夢想。在清朝發展的不同階段，共出現了“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下共同推舉產生的“託孤”行為，即為“攝政王”；皇帝臨終前親自為年幼的後繼之君安排的“輔政大臣”和“贊襄政務大臣”；獨掌晚清朝政大權的慈禧太后以“懿旨”的形式安排繼位之君並以“垂簾聽政”完成“託孤”行為三種託孤形式。

但這三種形式，在清朝不同時期共計四次託孤行為中，無一例外，全部以失敗告終。本文就以這三種託孤形式為出發點，探究清朝皇權更迭過程中，“託孤”存在的巨大風險和其具體的失敗原因。

01 “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下的公議“託孤”行為

1、“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下的公推的“託孤”過程

議政王大臣會議是清代前期，滿族宗王、八旗貝勒等上層貴族參與處理國政的制度。在長子褚英和次子代善接連被廢黜太子之位後，後金政權的建立者努爾哈赤決定不再明立太子；同時為了激勵滿洲上層貴族尤其是眾位皇子為後金政權建功立業的慾望，增加內部團結和向心力，天命六年，公元6121年，努爾哈赤命四大和碩貝勒（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按月分值，國中一切機務，俱令值月貝勒掌握。天命七年，努爾哈赤又諭令八旗旗主貝勒（四大貝勒和濟爾哈朗、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共議國政。雖然當時還沒有“議政王大臣會議”這個名稱，但“八大貝勒”共議國政的理政制度就是“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前身和雛形。

努爾哈赤抱憾而終後，第八子皇太極繼承後金汗位，在理政制度上依然延續了努爾哈赤時期的“四大貝勒”共理國政的制度。為了實現皇權集中，成為名副其實的大清皇帝，皇太極藉故將“四大貝勒”中的阿敏、莽古爾泰先後擠出權利中心，將代善閒置，實現了自己“南面獨坐”，凸顯汗位獨尊地位的政治目的。清朝建立以後，急需擴大力量應對更嚴峻的軍事形勢下的皇太極尚不具備廢黜滿洲貴族參政議政制度的實力，於是和“八大貝勒共議國政”類似的“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制度”成為皇太極的最佳選擇。需要注意的是，該制度中加入了滿洲八旗大臣等非皇室宗親成員，一定程度上有效的削弱了清朝皇室成員的勢力，皇太極的“皇權集中”之路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崇德八年，突然駕崩的皇太極因為生前並未擇定皇位繼承人，而將大清皇位傳承的難題扔給了“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最有資格繼承皇位的皇長子豪格和十四弟多爾袞，站在了爭奪皇位的對立面上。各自擁有兩旗支援的豪格和多爾袞實力相當，在最後一次“議政王會議”上，滿洲八旗內部的兵戎相見、手足相殘一觸即發。

為了避免滿洲八旗內部出現刀兵相見的局面，多爾袞大度讓賢，推舉了擁有蒙古科爾沁部盟血統的皇九子，年僅6歲的愛新覺羅·福臨，得到大家一致認可後，多爾袞真正的計劃才開始拿上臺面。趁著自己大度讓位的熱乎勁，多爾袞在會議上提出由自己和濟爾哈朗擔任攝政王，以輔佐年幼的順治皇帝處理朝政，而且自願位居濟爾哈朗之後。在多爾袞的提議下，“滿洲議政王大臣會議”推舉多爾袞和濟爾哈朗擔任“攝政王”，完成了皇太極之後的“託孤”行為。

朝鮮王世子李淏和侍臣們留居瀋陽被作人質時，隨行的侍講院宰臣、講官等向朝鮮承政院呈送的報告彙集《瀋陽狀啟》詳細記載了多爾袞提議“託孤”的過程：

癸未年八月十四日：九王（多爾袞）應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讓退出，無繼統之意，當立帝之第三子（實為第九子），而年歲幼稚，八高山（固山）軍兵，吾與右真王（鄭親王濟爾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輔政，年長之後，當為歸政，誓天而罷”雲。

2、公推“託孤”行為的失敗原因

做為努爾哈赤的侄子，濟爾哈朗原本就是較多爾袞遠一層的皇室宗親，其手中的權力和威望較之多爾袞遠遠不如，於是順治皇帝登基後，多爾袞便成為了清廷實際上掌握最高權力的實際控制者。多爾袞擔任“攝政王”之初，為了維護皇權，保證八旗內部的穩定，針對皇室宗親內部的挑撥也進行過較為嚴厲的處理。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傳五》：郡王阿達禮、貝子碩託勸王自立，王發其謀，誅阿達禮、碩託。

《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傳五》：固山額真何洛會等訐肅親王豪格怨望，集議，削爵，大臣揚善等以諂附，坐死。

由此可見，最初時期的“託孤”行為在多爾袞的實際行動中還是頗為成功，取得了實際效果的。順治元年，在吳三桂的出兵請求下，多爾袞趁著李自成的農民軍攻破北京城、逼死崇禎帝的實際，揮師入關，攻佔北京城並建都於此，做好了俯視中原，建立大一統封建王朝的準備。隨著清王朝在中原地區的統治區域越來越大，多爾袞的權勢和地位也逐步凌駕到了順治皇帝之上，成為了“太上皇”。

文化中國網釋出的《多爾袞生前聲名赫赫，死後被掘墓鞭屍削首 》一文中，對於多爾袞權勢滔天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描述：

順治三年，多爾袞遣人將皇帝璽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備用。其所用儀仗的種類與皇帝等同，均為20種，只是在每一種類的具體數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

順治四年，如果官員奏書中將“皇叔父攝政王”還稱作“九王爺”，或是不用全稱而丟字漏字的話，都會受到革職處分。而且“以後凡行禮處，跪拜永遠停止”，多爾袞再不用向順治帝行禮了。

順治五年末，多爾袞又向前進了一步，變成了皇父攝政王。其後，多爾袞“所用儀仗、音樂及衛從之人，俱僭擬至尊”。凡一切政務，多爾袞不再有謙恭請示之舉，未奉皇帝旨意，卻一律稱詔下旨，儼然如同皇帝。而且，他“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竟以朝廷自居”，命令上述人等每日於自己的王府前候命。

上述多爾袞的種種僭越、凌駕於皇權至上的行為已經嚴重威脅到了順治皇帝的皇權權威，甚至影響到了順治皇帝的皇帝地位，也就是說這個年幼的皇帝隨時都有被趕下帝位的危險。由此看來，這次公議的“託孤”過程，在多爾袞的一手操作下，慢慢走向了失敗。

順治七年，多爾袞病逝於塞北狩獵途中，順治皇帝很快對其發起了清算行動，將其所有封號廢黜、撤出太廟並毀墳毀屍、逐出皇室。多爾袞擔任“攝政王”的託孤過程雖然保證了滿洲八旗內部團結，實現了清朝揮師入關一統中原的政治、軍事目的，但卻在多爾袞的恃權凌主行為中將“託孤”過程最終落到了失敗的境地。

02 清朝皇帝臨終前親自為後繼之君選擇“託孤”的行為

1、順治皇帝出於信任，卻危險重重的“託孤”

順治十八年，身染天花重疾的順治皇帝自知不起，將皇位傳給皇三子，年僅8歲的愛新覺羅·玄燁以後，為其安排了四位輔政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以輔助年幼君主處理政事。順治皇帝對於輔政大臣的安排可謂是考慮周密，用心良苦。

首先，這四位大臣對於多爾袞而言，不是公然對抗的政治死敵就是多爾袞去世後揭發其罪行的原屬部下，因而深得順治皇帝信任。另外，索尼系三朝重臣，總抓政務；蘇克薩哈掌管監察、邢獄；遏必隆負責錢糧財政；鰲拜則是出身軍界的滿洲第一巴圖魯。如果按照順治皇帝的安排，四位輔政大臣盡心輔佐、用心理政，相信康熙皇帝會很快成熟起來，熟練掌握處理政務的能力，完成一次漂亮的“託孤”過程。可是，偏偏天不遂人願，隨著“輔政四大臣”的權勢地位慢慢發生變化，鰲拜逐漸成為了獨掌大權、把持朝政的實力派人物。《清史稿·卷六·本紀六·聖祖一》記載了鰲拜從“輔政四大臣”最末尾的位置逐步走向全力巔峰的原因所在：

十一月丙申，輔臣鰲拜以改撥圈地，誣奏大學士管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等罪，逮下獄。四大臣之輔政也，皆以勳舊。索尼年老，遏必隆闇弱，蘇克薩哈望淺，心非鰲拜所為而不能爭。鰲拜橫暴，又宿將多戰功，敘名在末，而遇事專橫，屢興大獄，雖同列亦側目焉。

索尼的年老避禍；遏必隆的依附強者；蘇克薩哈的實力較弱，導致鰲拜這個軍界的“鷹派”人物成為了順治朝的“第二個多爾袞”。康熙四年，在孝莊太后的親自安排下，康熙皇帝和索尼的孫女赫舍里氏成婚，成功的將索尼拉上了皇室的大船，併為扳倒鰲拜做好了準備。康熙八年，順治皇帝一舉將鰲拜及其黨羽剷除，開始真正親政，成為名副其實的大清皇帝。在鰲拜的直接作用和遏必隆、蘇克薩哈的間接作用下，順治皇帝信心滿滿的“臨終託孤”以失敗告終。

2、咸豐皇帝費心安排卻早早以失敗收場的“臨終託孤”

咸豐十一年，31歲的咸豐皇帝駕崩於承德避暑山莊，身後的皇位只能傳給唯一的兒子，年僅6歲的愛新覺羅·載淳，是為同治皇帝。和順治皇帝一樣，咸豐皇帝“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並著派載垣、端華、景壽、肅順、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盡心輔弼新帝，贊襄一切政務”，於是以肅順為首的“贊襄政務八大臣”成為咸豐皇帝駕崩後實際掌握清朝最高權力的勢力集團。

為防止輔政八位大臣專權，咸豐帝賜皇后鈕祜祿氏“御賞”印，賜年僅6歲的幼帝同治“同道堂”印，凡擬旨下詔時，均須加蓋兩印方可生效。咸豐帝將攝政王或輔臣同時掌握的“票擬” “批紅”許可權一分為二，將“票擬”之權授予載垣、端華、肅順等八位輔政大臣，而將“批紅”之權授予慈安太后和同治幼帝，以便於他們贊襄政務。

由此可見，咸豐帝吸取了清初多爾袞攝政和四異姓大臣輔政的經驗教訓，精心設計了這一相互牽制的皇權分配格局。但是咸豐皇帝忽略了四個問題：

1。1、同治皇帝生母慈禧太后極強的權力慾望。

1。2、贊襄政務框架下，帝后和八大臣的權力再分配語焉不詳。

1。3、遺命將在京議和的恭親王奕訢和軍機大臣文祥排斥在贊襄政務之外。

1。4、賜“御賞” “同道堂”兩印之舉為後宮垂簾干政提供了口實。

所以，在兩宮太后面對逐漸形成“恃權凌主”態勢的“贊襄政務八大臣”，決定聯合留守京城的恭親王奕訢發動“辛酉政變”，成功奪得最高統治權，使得咸豐皇帝費盡心機安排的“臨終託孤”以悲劇落幕。

03 獨掌晚清朝政大權的慈禧太后以“懿旨”的形式安排後繼之君併為其安排“託孤”的行為

清朝進入慈禧太后時代以後，清朝皇帝的皇位傳承因為皇嗣的斷絕而變成了慈禧太后掌握權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徑。同治皇帝19歲駕崩，因為沒有皇嗣，慈禧太后便選擇了自己的侄子兼外甥，道光帝第七子愛新覺羅·奕譞事實上的長子載湉，承繼咸豐皇帝為子，按照“兄終弟及”的傳位傳承方式，將皇位傳給了載湉，是為光緒皇帝。

《翁同龢日記》中較為詳細的記載了慈禧太后這次心機極重的以“懿旨”形式選擇後繼之君並讓自己成為“託孤”之人的過程：

同治皇帝駕崩僅僅兩個小時，事關清朝國運的緊急會議就在養心殿西暖閣按時召開了。參加會議的有同治皇帝的五叔惇親王奕誴、六叔恭親王奕訢、七叔醇親王奕譞、八叔鍾郡王奕詥、九叔孚郡王奕譓，還有奕劻、景壽等大臣。對於“溥”字輩人選，慈禧表示說：“溥字輩無當立者。” 此時軍機大臣跟慈禧太后發生了爭執。慈禧太后說：“此後垂簾如何？”軍機大臣中有人說：“宗社為重，請擇賢而立，然後懇乞垂簾。”此後軍機大臣的為奕訢的兒子載澂爭取機會，但是慈禧為了能名正言順地把持朝政，在選嗣君時，親自指定醇親王奕譞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親生子，過繼於咸豐帝，登基為帝。

於是慈禧太后以“懿旨”的形式將光緒皇帝的“託孤”順利完成，自己和慈安太后就是被“託孤”之人。《清史稿·本紀二十三·德宗本紀一》記載了這一新的“託孤”形式：

乙亥，王大臣等以遺詔迎上於潛邸，謁大行皇帝几筵。丙子，上奉慈安皇太后居鍾粹宮，慈禧皇太后居長春宮。從王大臣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皇太后訓敕稱懿旨，皇帝稱諭旨。

光緒七年，慈安太后暴亡，慈禧太后成為清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即便光緒帝親政後，慈禧太后仍依據其親信炮製的所謂《歸政條目》《訓政細則》掌握著晚清的最高權力，所謂“歸政”光緒帝幾乎可以看作表面文章。事實證明，慈禧太后的第一次懿旨定儲託孤完全是為了奪權。對於“託孤”行為而言，對於被“託孤”的光緒皇帝而言，這無疑是最失敗的一次。

歷數下來，清朝數代帝王共計四次“託孤”過程，全部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只不過是權力慾望在作祟。清朝皇位傳承、皇權更迭過程中的“託孤”行為無疑是一件充滿風險和不確定因數的行為，更是對皇權極具挑戰的行為。說到底，不過是清朝皇室和滿洲貴族之間的一場權力遊戲罷了，只不過輸的一方會付出甚至身家性命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