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外，女主內” 是“人定的制度”而非“命定的規則”

因此說“男主外，女主內”雖然是按照身體條件進行的一種實用的分工，但若由此推演出上天註定“主外就是高貴的，主內就是卑賤的”，在家庭中女性自然就是要“委身”於“輔助”男子的從屬角色，男子更是理所當然可以“委任”女子操持內務而使自己有精力去獲得“獨立”事業，這種推論就是偏狹的。何況“內外有別”的分業制度始於西周。在此前的商朝還有商王的妻婦（如婦好）等率兵作戰、主持祭祀和農政大事的記錄。是周滅商以後，“周公制禮”，確定貴族男子本位的婚姻、家庭制度作為組織上的保證，劃分男女分工位置以排除婦女在政治和軍事活動的參與，叫婦女退回家庭，男女內外有別的制度習俗才得以形成。更說明這是“人定的制度”而非“命定的規則”。

既然女子不是天然只能囿於家庭，男子不是命中註定屬於社會，那麼“男主女從”、“男尊女卑”的觀念就是由於人為的把男性規定在家庭外部活躍的，使得男子的外部空間和職分是無限的、開放的、重要的和有發展潛力的；相對的把婦女綁定於家庭內部事務上，這樣女性的內部空間是有限的、封閉的、迴圈的和被貶低的。同時男人致力於建立一切社會的經濟、政治、律法、宗教、文化，是這些領域的主流話語都是男性主義的，至此把女性的話語權無聲地剝奪了，不能為自己和自己的群體發出聲音，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完整性。在各方面都無法獨立的情況下，女性就只能聽話，做個“賢妻良母”，唯丈夫命是從，以此討好夫家，甚至討好自己的兒子，以取得可憐而有限的地位。

所以“從前從事女子教育的人，把良妻賢母主義當作唯一的法寶。”現在即便是在婦女解放的大勢所趨之下仍有頑固的人“竭力想替這‘良妻賢母’四個字辯護；他們持論的根據，以為凡是婦女都要為妻為母的，做了妻母，當然應該賢良，反對良妻賢母主義的人，難道主張女子不該做妻做母，做了妻母應該以不良不賢為正宗麼？這種強詞奪理的話，一看好像十分有理，其實完全是不對的。”

“婦女的須做妻做母，做了妻母的應該賢良，乃是不待言說的事，本來不成為主義；譬如我們是人，我們應該做人，而且應該做好人，這是當然的事，那麼，我們何不立一個好人主義的名詞來玩玩呢？而且婦女原也是人，妻和母原不過是人的職分之一，我們為什麼不直截了當的逕稱好人主義，卻要限定在妻母的兩種事情上而稱之為良妻賢母主義呢？除了做妻做母之外，婦女還可以做教師、做議員、做官吏，以及做學者、技術家等等，難道婦女只有做妻做母應該賢良，做別種事情便該不賢不良了麼？”不錯，做人本身就是要賢良的，特意提出“賢妻良母主義”本質上是已經把“女人”剔除出“人”的範疇，把“女人”看作“物”，看作相對於男人的“第二性”，這是有違人道主義的平等觀的。

而再次基礎上，鼓勵女性做“賢妻良母”為男性服務、為男性奉獻、為男性放棄自我，並冠之以“天職”的光環，實際上無異於“立牌坊”的“引誘主義”策略，是一種用“天道”掩蓋“人道”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