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程頤對“衣冠服飾”有何種看法，他們和自己門生如何穿著打扮

在儒家思想中，

服裝自誕生那天起，就承載著政治教化和禮儀範式的作用。

禮——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禮”納入社會治理的範疇，強化禮制建設，也成為儒士們的願望。而服裝就是強化禮儀道德實現政治表率的重要道具，禮制的衰微，服裝的章程規制也異常混亂上下混淆。

兩宋時期對服裝的具體制，穿著法度和規矩來看，都加大了“穿著等級制”的功效

，統治階級更加註重服裝所蘊含的政治意義，儒生們也呼籲著加強服飾所蘊含的倫理教化功能。理學家與其他學派諸儒一樣，也在構建著等級分明的穿著秩序，藉助服飾的轉換來隱喻孔孟之學正常的倫理綱常。

在公卿婚嫁乃至喪祭“率取於浮圖老子之法”，士大夫之家“禮之不行，無甚於此”社會氛圍裡，

官僚士大夫們努力編撰家禮規範，制定冠婚喪祭文儀

，許多理學家如程頤、張載，朱熹等都做過編制家禮的工作，他們同其他儒生一樣，構建著等級嚴明的吉服體系、力倡恢復重視冠禮、製作、復出時人早已不穿的深衣，身體力行實踐著宋儒理想的生活秩序。

可以說

理學家們對“穿著打扮”的弘揚與實踐，與他們同時期的儒門學派並無太大差異，

更不會跳脫中國古代服飾的審美傾向——基於禮的儒學文化根基。

中唐至宋的幾百年間，在其他們相互關聯的文化關係的基礎上，

人們的穿著打扮卻走上了兩種不同的風尚

，在中國服裝發展的歷史中，兩朝的服飾也承擔著不同的角色，一個大氣瑰麗，一個保守雅緻，唐宋兩朝不同的“個性”賦予了兩個時代不同服飾風尚。

唐代豐滿典雅之美讓位於宋代纖細秀麗之美，服裝由富麗開放演變為含蓄、閒適、合乎禮儀，

不同的服裝風尚就像一面鏡子，從中反射出兩朝不同的文化底色，

而從這樣的物質文化背景下孕育出的宋代服飾，理學家們又作何看法呢。

理學家及其門生的“穿著打扮”

宋代遺民人周密在描述宋亡前夕，淳祐年間崇尚道學的人物作風時說道：“

達官朝士必憒憒東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為道學君子也。”

這種“望之為道學君子”的形象並不是從南宋末年才出現的。

南宋陸游也對道學家的裝束進行描述

：“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言者排之，至議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力辯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嘗與人異也。

然張文潛元祐初贈趙景平主簿詩曰：明道新墳草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定知魯國衣冠異，盡戴林宗折角巾。則是自元祐初為程學者幅巾已與人異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譏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

雖陸游最後用玩味態度結束了這段理學家的冠服之辯，但是道學門人們頗具特色的服裝造型是顯而易見的。

到了南宋，朱熹將“今時衣服”進行了一番篩選，所著作的《朱子家禮》對當時的冠帽服裝進行了整合，並

詳細的考訂了古禮中的深衣制度，將其收入自己的家禮著作當中。

同時

將深衣的穿著融入到自身的生活實踐當中

，將已經過時的深衣塑造成可以應用於《家禮》所規定的各個場合：主人每日晨謁祠堂，要穿“深衣，焚香再拜”。

進行冠禮的戒賓環節時，要“主人深衣，詣其門”；喪禮時，“加幅巾，充耳，設幎目，納履，乃襲深衣，節大帶”；

除卻這幾種場合，在四時祭，忌日，拜先祖等等，朱熹認為都應當穿著深衣來完成這些禮儀活動。

深衣是朱熹起居活動的日常服裝。

據其弟子對其日常生活的描述：“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以及先聖”“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為之，闊袖皂衫，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意官及它官相見，易窄衫而出”理學的大成者朱熹的形象是和深衣聯絡在一起的，且他對理學的開山鼻祖周敦頤非常的崇尚，所以他日常穿著的服裝也會模仿“濂溪畫像之服”。

可以說

理學家的不僅學派文脈傳承有序，周敦頤這位理學的開山鼻祖和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服裝也存在沿襲，

他們的服裝寬博質樸，顏色淡雅，頭戴巾帽，這些道學家們的服裝隨與宋代儒雅化的男子服裝大體類似，但是又富有一定特色，給人以視覺上的“與眾不同”感，成為區別道學學者的獨特符號。

當時有著：“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的獨特印象以及以“陳子衣”、“程子衣”等特殊稱號。

他們頗具特色的穿著，在道學家遭遇迫害，道學遭受打擊之時他們這種“寬衣博帶”“高巾破履”常常遭受批判

，成為貶損其人其學的一個重要方面。

穿衣打扮遭受批判，恰恰是因為不一樣，才被批判

，若是世人皆著，想必也不會拿此做文章，由此也可見的，理學家的服裝是頗有團體特色，並沒有造成普遍流行。

理學家對服裝的選擇與評判

理學家們不僅有自己頗為獨特的穿著扮相，同時，對服裝衣著也有自己的見解。

他們著書立做，規範服裝行為，並身體力行地穿著自己所認知的“時尚服裝”。

程頤曾明確地發表了對冠禮服裝的意見：“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卻是偽也。必須用時之服。”程頤的向來主張“誠”，將這一行為定義為“偽”，可見其態度的之鮮明，

他知道這些衣冠不會再被當世人所穿戴，無法實現對冠者禮儀教化的指導作用，反而希望這些非常規性的禮服能夠與日常穿著的常服聯絡起來。

朱熹這種對服飾的觀點，在宋代士大夫之中並不獨特，

在常年處於與周圍少數民族的戰爭中，凸顯服裝的華夷之辨，也現實政治，生活的考量。

另一個角度，

對服裝彰顯身份等級制度的嚴格規範

，也是中國古代服飾穿著要求的共性，並非理學，朱熹一人一家之言，朱熹對服制問題的兩個方面的概括，沒有跳出宋代士大夫普遍看法，而且其對具體服飾穿著的評論，反而表現出寬容，開明的態度。

衣服若要可行，首先要“便身”，

若是推行一種新的冠服制度，應當以現行的衣冠為基礎，參考古代的服制，去掉繁雜重複，使其簡潔。

他還用子女服喪期間的帽子為例，認為衣冠的穿戴要方便，而且服飾價格不應太貴，否則只能一時地流行，不要多久就會被人放棄。

此外，

朱熹沒有主張對宋時的社會生活全面復興古制，以為“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

”並對自己的學生反覆指出：“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又說：“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認為古禮過於繁雜冗長，不過是“書面文章“，即使在當時也未必“全盤盡用。到盡二千多年以後的宋代，更是難以去實行。所以，他認為，

今時今日當以人們所通行的禮制為基礎加以變革修剪，使之適合“時人”的需要。

可見，

朱熹並沒有對“全面復古“和“服飾恢復舊制”展現過多的興趣，

更多的是強調因時創新，根據現實需要以適應新的社會生活需求。

理學家們如此觀點，從北宋理學家邵雍那裡就可見端倪，司馬光當時依《禮記》自作深意，頗具古意。

但邵雍對司馬光的“復古”行為頗為不滿，講到：“今人當服今時之衣”。

由此可略知理學家們對“服飾復古”的立場之可見一斑

。

“失節事大“與“存天理，滅人慾”

除卻朱熹的“名言”，另一個飽受強烈抨擊的是北宋理學家程頤所言的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宋代瘦長窄身包裹嚴實的女子服飾形制的成因往往也推責於此；此話好似也成為宋代女性被禮教束縛，婦女地位低下的反應。

但就其理論思想的本意而言，朱熹及其弟子傳人所說的：“存天理，去人慾”，

“天理”指社會的普遍道德法則，但“人慾”並不是泛指所有的感性慾望

，而是指與儒家道德法則相左的感性慾望，理學要除掉的“人慾”並非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專指性慾，也絕非是人類一切自然的生理慾望，因此將理學理解為禁慾主義是非常不恰當的。

對這句“名言”的誤解，

推論出宋代女性被嚴重禁遏，進而認為宋代女性服飾展露出的種種“保守”的特徵

，是由此話的為代表的理學影響而成，不僅是對理學影響力的高估，也是對理學思想的望文生義。

宋代儒學先生們對婦女的看法的態度，多未超過往代儒學的觀點，秦儒學確立了女性從本質上就從屬於男性，

女性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處於附庸狀態，女人受到了普遍了歧視。

在倡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的同時，認為妻子是丈夫的附屬品，強調夫為妻綱。此種觀點，普遍深植於儒家學者心中。

結語

宋代女子教育的異軍突起，成為封建時代的瑰麗景觀，女性成為宋代燦爛文明不可或缺的力量。

即便不去考慮理學家的態度和理學思想在宋代的影響力，且從李清照和朱熹妹妹的改嫁等典型事件中可知，改嫁在宋代是非常普遍的，

婦女觀念亦較為開放，不會因為儒學家的吶喊疾呼就立刻接納，服飾的選擇更不會因為這種種觀念就變得保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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