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提出倘有失誤君臣共之的思想，打破伴君如伴虎之說

康熙提出倘有失誤君臣共之的思想，打破伴君如伴虎之說

民間早有“伴君如伴虎”之說。

治家治國必然都有得有失，有喜有憂，有成功也有失敗，這是發展規律，不可能凡事都一帆風順，沒有挫折。然而，在遇到失誤或失敗時該如何對待？這是歷代國君都不好處理的問題。一般都是功歸自己，過則加禍與人。一旦有禍累身，傾家蕩產都是尋常事，身首異處、株連九族也斷非沒有可能。所以，君與虎，又何異！然而，大清帝康熙對此卻堅決反對，提出了“倘有失誤，君臣共之“的可貴思想。這一思想是康熙長期治理國家的經驗總結，也是對他個人道德修養的經驗總結，對後世君主是鞭策，對後人的啟迪也很深刻。

康熙對大學士等官員說：朕觀前史，如漢朝某年有災禍發生，當朝君主即重處一宰相。這是大錯特錯。因為宰相是幫助國家辦事的助手，倘有失誤，君臣應共同負起責任才是。這位國君則過全部推給宰相，這合乎情理嗎？他又說：有些國君，凡事都交給宰相去辦，這是國君的不是，不能只歸罪於宰相。康熙十八年發生地震，魏象樞沒有密本，因此，康熙單獨詔魏面奏，魏說這是非常事件，只能重處索額圖、內大臣明珠大學士才能消此災。康熙對魏說：這都是朕本身的過錯。與他們有何相干。朕斷不會把自己的錯誤推給他人。魏象樞聽後驚恐不安，不如如何回答是好。

當吳三桂叛亂的時候，大臣索額圖上奏說:一開始提出遷徙吳三桂的人，可以斬首。

康熙則對他說：調防吳三桂去雲南是朕自己的意思，與其他人沒有關係。索額圖驚恐不安。康熙又接著說：在朕的一生中，何曾有過一事推給臣下負責嗎？此等事朕從來不做。大臣之間輾轉互相參奏，這都是明代的惡習。大臣之間相互攻擊，此等惡劣作風斷不可久長。索額圖無言對答。康熙之所以強調“若有失誤，君臣共之”是有多方面考慮的。他認為：君臣一心圖治，夭下無患不治；為政之道以君為主，大權獨攬，小權則應下放分散；三是人非聖賢，誰能無過，皇上也會有錯；以上諸因素，每有錯誤，朕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有失也不能倭過於臣下。

康熙這一高度道德修養的結晶——倘有失誤，君臣共之的可貴思想並非從天而降。

這正如偉人們所說：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頭腦中固有的，是從生活實踐中得來的。從青年時代做皇帝時起就已有所認識，而後又隨著歲月的流失，年歲的增長，閱歷的擴充套件，使康熙帝的用人治國經驗更加豐富，對“倘有失誤，君臣共之”有了更深的體察和理解。這一思想他一直保持到晚年。這是康熙時期天下大治的重要因素^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康熙皇上來到弘德殿聽講官講書，待講完後他對講官說：從來君臣一心圖治，天下無患不抬。此等光景，不易多得。朕與臣怎能不以此相互勉勵呢？十月十九日他又對講官說：人主有勢力，地位崇髙，要什麼沒有？但需要有段自我修養的功夫，自然不會犯錯誤，反省改錯。如果任意行事，少有謹慎，沒有不出問題的。朕常思考這一問題。

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康熙巡視北京西郊觀察禾苗長勢情況，一路談笑風生，非常愉悅。回過頭來對明珠大學士明珠等人說：唐堯舜時代，君臣間能夠相互討論問題；唐太宗能聽言納諫，君臣上下如家人父子，情誼深厚，故能行善事、閉邪惡，各盡所能，天下大治。明朝末年，君臣隔絕，以致四方疾苦，生民利弊，無由上聞。我朝以來，上下一心，滿漢文武，皆為一體，大小事情，互通訊息，一舉一動，體恤民情。朕遵祖宗家法，願與天下賢才共圖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宜相待僚臣。這番話抒發了自己追求清明政治的胸襟。

同年九月五日，皇上說：自古君臣一德一心，誠懇相待，為上者實心聽納，以收訊息靈通之益；為臣者實心盡職，鞠躬盡瘁，然後才能天下大治。後世君臣之內，徒尚虛文，不講實際，天下不治，皆在於此。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康熙諭部院官員：從來君臣之分雖甚嚴格，上下之情貴在相互融洽。唐、宋盛世時，君臣不隔，以此才成時來運轉之治。二十九年正月初七，康照對內大臣們談話，說：朕對於國家的政事，用盡全力，勤求治理。是非自任，從不諉於臣下，加責於人。比如當年將吳三桂調防一亊，內大臣索額圖向朕建議，把當初主張調防的人都正法。當初是朕堅持獨斷，必令遷徙的。那時十三省用兵數載，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難道向下官推倭過責任嗎？至於無知之人妄生議論，朕毫不在意。

同年十二月二日，康熙又對大臣們說：朕聽政三十年來，無日不見各位大臣，共同研討問題。今處宮中忙於國事，而和你們懸隔，思有所失，自明天起，君臣共建如常。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康熙為明史作文一篇，其中檢討自己為政四十年來的不足。文中說：朕四十餘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歸罪於朕，未曾一時不知責呀。清夜自問，移風易俗，未能做到，躬行實踐未能做到，言行一致未能做到，如此等等。朕自覺慚愧。在康熙看來，國家要得治，必須君臣共助，上下一心。然而還應孩看到，即使如此，也仍然難免有失誤，應負主要責任者不是大臣、宰相，而是皇帝本人。

康熙的這一思想，不僅表明其治國的謀略勝過許多歷代帝王,更進一步說明，

一個國家能否大冶，天下太平，國家長安的關鍵是在帝王本身思想境界的高低、道德修養如何。康熙之所以能在位時間最長，“倘有失誤，君臣共之”這一治國思想起著最重要的作用。這一思想也是歷代許多封建帝王無法與之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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