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秦始皇死後，他的長子扶蘇繼位，歷史是否會改寫？

秦朝，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傳三世，共兩帝一王，國祚十四年。在大多數人看來，秦朝的滅亡，秦二世胡亥要負完全責任，甚至有觀點認為，如果是公子扶蘇繼位，歷史就會改寫，這種觀點有失偏頗。秦二世只是點燃了秦朝滅亡的導火索，秦亡的真正根源，還是在於它的締造者秦始皇嬴政。

秦朝末年的戰爭，除了陳勝吳廣兩人作為低階官吏一呼百應發起起義，起到了發端的作用外，戰爭中的主角仍然是山東六國的舊貴族。雖然六國已滅，設立了郡縣，但當時社會的運轉方式還是由舊有的鄉賢貴族來掌控。

當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倒下後，一切就不可收拾。當時，各地都出現了地方豪強殺死郡縣官吏起兵的現象，這也說明了秦朝郡縣統治的薄弱。最終，山東六國的舊貴族推翻了秦朝的統治。

在中國的歷史上，若要論對前朝遺老遺少的優待，也只有五胡十六國時期大秦天王苻堅能勝過秦始皇一籌。在記錄秦朝歷史最為詳盡的《史記》中，關於秦始皇在兼併天下過程中對六國王公貴族的處置，鮮有成批誅殺的記錄。

雖然後世有趙王遷、齊王建被囚禁凍餓致死的說法，但《史記》等歷代的正史中卻沒有這樣的記錄。因此可以認為，山東六國的亡國之君並沒有被處死或者虐待致死，基本算是得到了善終。當然，在亡國的壓力之下，鬱鬱而終是有可能的。

燕國太子丹是被他的父親燕王喜下令斬殺，而末代楚王昌平君死於戰陣，這也導致了項燕因失去抵抗的信心而選擇自殺，這三人的死不能歸咎於秦始皇嬴政。

秦始皇嬴政在兼併六國的戰爭中，主動下令殺戮亡國貴族的唯一記錄，就是在攻克趙國國都邯鄲後，坑殺了一批昔日與其生母趙姬家族有仇怨的趙國貴族。當年嬴政在趙國為人質時，受到了這些趙國貴族的凌辱和傷害，嬴政因此在心理上留下了童年的陰影，以至於成年之後存心報復也算是人之常情。

如果說山東六國的亡國之君究竟是否得以善終還存有爭議的話，那麼，那些在秦末混戰中留名青史的一大批六國遺老遺少，卻毫無疑問的在秦始皇的治下活的非常好，比如熊心、項梁、項羽、項伯、項莊、項它、魏咎、魏豹、張良等。秦朝末年的齊國王族田氏家族，留名《史記》的就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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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從《史記》的記載中可以看出，這些亡國的王公貴族並非過的是惶惶不可終日四處逃竄的逃亡生活，他們不但擁有巨大的財富和完全的人身自由，而且還在當地作威作福，甚至公然違法亂紀之後還能免於追究。他們在過著滋潤幸福生活的同時，甚至還將心思和精力用在了顛覆國家政權上。

張良就屬於韓國的王公貴族，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是韓國的國相。韓國滅亡時，張良已經二十多歲但尚未出仕。當時張良的家境十分優渥，僅僮僕就有三百多人，但他卻散盡家財意圖行刺秦王。

後來，張良因在博浪沙行刺秦始皇未遂而遭到了全國通緝，於是他更名換姓藏匿於下邳，並在當地很有擁有了一定的勢力，而且有能力窩藏逃犯、糾合武裝。

作為楚國大將項燕的子孫，項梁和項羽在楚國滅亡之後就被遷往關中定居。作為亡國之徒，他們竟然還有財力舞刀弄劍和學習詩書兵法，可見他們在秦始皇的治下，生活是多麼的愜意。

項梁曾在秦國舊都櫟陽縣（今西安市閻良區）因觸犯秦律而被逮捕，但他透過楚國故地蘄縣的獄掾（監獄官員）曹咎向櫟陽獄掾司馬欣說情，最終得以脫罪。

後來項梁殺了人，因他和會稽郡吳縣（今蘇州）的縣令鄭昌關係親密，於是帶著項羽等族人從關中千里潛逃到了吳縣，並很快成為了當地的豪強

，並積極籌劃武裝暴動。

透過張良和項梁等人早年的經歷來看，山東六國的舊貴族在山東地區仍然具有強大的號召力，這也說明原六國的百姓思念六國，對秦朝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不高，否則他們不會去響應山東舊貴族糾合武裝的號召。而且這些六國舊貴族還和當地的官吏關係密切，相互勾連。否則，違法犯罪是很難在嚴苛的秦律下逃脫的。

所以說，六國的舊貴族才是嚴重威脅秦朝穩定的因素。六國舊貴族的政治特權和封地財源，隨著故國的滅亡而一併被剝奪，至此仇恨的種子就已經埋下。秦始皇嬴政在兼併六國的過程中，留下這些舊貴族的性命和財產，這種大恩大德是不足以消弭他們心中對秦朝的仇恨。當項羽攻入咸陽後，他毫不猶豫地將秦朝的王公貴族屠殺殆盡，又縱火焚燒宮室。相較於秦始皇嬴政和項羽的所作所為，孰仁孰義一目瞭然。

正是秦始皇在兼併六國的過程中，過於仁慈而沒有下狠手斬草除根，最終養虎為患。他活著的時候憑藉威望，尚且能勉強震懾住這些蠢蠢欲動的六國舊貴族；一旦他死後，六國舊貴族就會揭竿而起，復國報仇。無論秦朝的繼任者是誰，都必須面對叛亂分裂的嚴峻挑戰。

秦始皇雖然統一天下，終結了數百年的亂世，迎來了寶貴的和平，但是因此而產生的社會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戰國時期，隨著各國兼併的愈演愈烈，舉國耕戰體制成為各國制度的主流。當時各國不但擁有數量龐大的軍隊，而且還產生了為戰爭服務的軍械生產、糧草運輸等一系列的後勤工作。可以說，當時天下的百姓大多都是靠戰爭來生活的。

隨著天下的統一，和平的到來，自然就不需要如此多的軍隊，上百萬冗餘軍人面臨著裁撤和安置，同時因戰爭而興起的產業的轉型和改造等問題也會接踵而至。

這些社會問題，每一件都非常棘手，在處理的過程中稍有不慎就會激起民變。這些人大部分都曾經是職業軍人，一旦叛亂，鎮壓平定的難度非常高，對社會治安乃至國家安定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為了解決這些人即將面臨失業的問題，秦始皇先是讓蒙恬和王離等秦將帶領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然後再讓屠睢、任囂和趙佗（原趙國人）等率領五十萬雜牌軍（士兵身份低賤而複雜）南征百越。

這些舉措還遠遠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又從各地徵發數百萬的工匠民夫前往全國的多個基建工地，進行修馳道、鑿靈渠、築長城、建宮室、治驪山。在秦朝，服徭役不但包吃包住，還有工資，每人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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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並不是免費的勞動力，有點類似於以工代賑。

雖然秦始皇所採取的措施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消化剩餘勞動力。但不免有點急功近利，後世多以此非議秦始皇窮兵黷武、濫用民力。

秦始皇在短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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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並沒有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反而在某種程度上使得矛盾更加激化，於是在具有野心的六國舊貴族因勢利導下，再加上秦朝的軍隊的主力被調往北方邊地和嶺南地區，造成了原六國區域兵力的薄弱，最終出現了“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的局面。

雖然兼併領土的統一戰爭已經結束，但是思想文化的統一戰爭才剛剛開始。除了六國的舊貴族和冗餘職業軍人，還有一個群體因為秦始皇的仁慈而活躍於當時的政治舞臺，那就是以淳于越為代表的反動文人。

淳于越原為齊國博士，秦始皇兼併六國之後，他入秦任僕射，是太子扶蘇的老師。可見秦始皇對淳于越並不薄，不但讓他官居要職，還讓他做了太子的老師。

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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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秦始皇在咸陽宮設宴招待群臣，以慶祝平定漠北匈奴和收服嶺南百越，淳于越位列其中。

宴會之上，博士之首的周青臣等人對秦始皇的武威盛德大加稱頌，而淳于越卻公然開歷史倒車，在宴會上對郡縣制表示反對，並擁護分封制。他不但公然詛咒大秦帝國不能長久，還對他的上司周青臣進行詆譭。

一個被秦始皇滅了國的齊國人，在秦朝當官領工資，吃喝著秦始皇的酒宴，卻一邊否定秦始皇的政績，一邊數落為秦始皇歌功頌德的同僚不是忠臣。

秦始皇聽完淳于越這番話的反應是交給群臣討論，丞相李斯認為這種論點是荒謬的，因此廢棄不用，並建議廢止諸子、以吏為師。秦始皇最終採取的措施是“焚書”，而不是直接對那些反動文人舉起屠刀。不可否認，“焚書”的結果導致大量的先秦古籍毀於一旦，是中國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文化浩劫之一。

秦始皇給了那些反動文人機會和時間來進行思想改造，只是有限度地收繳銷燬了《詩經》、《尚書》等儒家經典和諸子百家的著作，還有各國的國史，以使他們無法用古代之事來批判當前的朝廷。同時，還提倡法制教育，允許百姓向官吏學習律法。

然而這些反動文人偏要以古非今，處處與朝廷唱反調。他們利用掌控社會輿論的影響力，在朝堂之上口是心非，出了朝堂在街頭巷尾非議時政；他們透過批評皇帝的得失來樹立自己的威名，透過標新立異的言論來藉以表現自己的學識高深。這樣不良的風氣，容易引起天下百姓的效仿，生出許多誹謗之言。

雖然秦始皇完成了天下統一，但是原六國百姓的人心浮動，並不安穩。如果不對這些反動文人進行打擊，放任他們

“蠱惑人心”，勢必造成原六國計程車民百姓難以對秦朝產生信任，大秦的法度在山東地區推行必然阻力重重。如此一來，秦朝對山東地區的控制也就岌岌可危。

秦始皇推行“焚書”、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和錢幣等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文化措施，目的就是在儘可能避免殺戮流血的前提下，剷除原六國對士民百姓的影響，讓他們逐漸對大秦產生認同感、歸屬感和依賴性。

其實“詩書百家語”在先秦時代，就已經有了非常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僅僅透過“焚書”是很難堵住以古非今的悠悠眾口。況且在“焚書”的過程中，採取了威脅暴力的手段，進一步激發了反動文人和原六國士民百姓的反抗情緒。

所以，秦始皇還在世的時候，就有人在隕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樣，詛咒秦始皇不久於人世，天下陷入動亂；還有人獻上曾被秦始皇投入江中的玉璧，詛咒秦始皇死亡；楚南公等人還在民間四處宣揚“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這種分裂叛亂意圖十足的言論。

正是因為秦始皇的心慈手軟，再加上他過早的離世，留下了太多的棘手問題，這些問題猶如隨時都可能爆炸的火藥桶，無論誰成為大秦帝國的繼任者，叛亂是他們首先要面對的嚴峻問題。

愚蠢殘暴、肆意妄為的秦二世胡亥，未能消滅陳勝、吳廣起義以及六國舊貴族的復國運動，葬送了秦朝。如果把秦二世胡亥換成風評相對更好、威望相對更高的秦始皇長子扶蘇，能否使得秦朝轉危為安呢？

公子扶蘇，史書中記載的並不多。《史記》中並沒有為他列傳，關於他的記載零星散佈於《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陳涉世家》、《史記·李斯列傳》以及《史記·蒙恬列傳》中，合計約

400

字左右，其中差不多

300

字在敘述他的死因。

從《史記》的記載中，我們只知道，扶蘇是秦始皇的皇長子，因直言勸諫父親，反對坑殺“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一事，觸怒秦始皇，被外放到上郡作為大將蒙恬的監軍；秦始皇駕崩後，中車府令趙高聯合丞相李斯，矯詔賜死扶蘇，扶蘇不聽蒙恬勸告而自殺；他在民間有賢能、仁孝的名聲，百姓同情他的遭遇。僅此而已。

扶蘇是齊國博士淳于越的學生，他應該較為深入地學習過儒家學說，他了解孔子思想在民間的影響力。所以他在勸諫秦始皇時才說出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等話語。

如果扶蘇深受儒家學說的影響，他可能會認同“克己復禮”的那一套理論，嚮往周政德教。如此以來，扶蘇繼位後，就有可能會背棄秦朝以法治國、郡縣制等基本國策。甚至面對叛亂時，他也會不顧蒙恬等秦將的勸諫，僅求守住函谷關，保住秦朝的祖業，放任山東大亂，使得歷史程序又倒退回了春秋戰國時代。

如果扶蘇沒有受到儒家學說的影響，具有政治遠見的他繼位後，憑藉和蒙恬、王離等統兵大將的親密關係，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平定山東叛亂。即便是在扶蘇的領導下，秦朝挺過了這次大叛亂，但是以扶蘇的能力，能否解決秦始皇所遺留下來的其他問題所帶來的致命威脅呢？

我們可以從秦朝的繼承者，西漢的建立過程窺探一二。透過滅秦的戰爭，地方上的豪強得到了極大的整合，秦朝消亡的同時，六國舊貴族的勢力也被嚴重削弱，項羽所分封的很多人並非昔日的舊貴族。在隨後的楚漢戰爭中，六國舊貴族的勢力被徹底消滅，天下實現了第二次的大一統。

漢朝建立後，狡兔死走狗烹地清洗掉一批有威脅的功臣，如韓信、彭越、英布等，然後透過白馬之誓確定了非劉氏不王的政治體制，隨後又透過誅滅諸呂鞏固了這一政治原則。

漢朝為了打擊地方豪強，把他們陸續遷至關中，透過陵邑制度將他們監控起來，最終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徹底消除了六國舊貴族的影響力，中國大一統的政治格局才真正的建立了起來。

這個過程從政治上來說，就是把舊的既得利益者一批一批的殘酷淘汰，然後建立新的秩序。這個過程從秦朝建立開始，到漢文帝登基，持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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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年，期間經歷了滅秦戰爭，楚漢戰爭，漢初消滅異姓王戰爭以及誅滅諸呂，至少經過了四次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清洗；再透過設立陵邑制打擊地方豪強和白馬之誓，兩次大的政治制度建立，這才使得中國大一統初具雛形。

以上的這些，都不是扶蘇一個人可以完成的。所以，即使扶蘇取代秦二世胡亥成為大秦帝國的繼任者，最多為秦朝多續幾年命而已，無法改變歷史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