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兆鑑”撰有《記憶平生事述》記錄關於個人經商的坎坷經歷

引言

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人們常常看到的多是一些囊豐篋盈的巨腹商賈，而對於那些商場失意者則往往語焉未詳。此前，筆者收集到一冊清代前期的稿本，作者是位一度落魄的徽商，他現身說法，詳細敘述了個人的經商經歷。

稿本的封面題作“記憶平生事述”，首頁標題則有“記憶平生事述與爾等看”的字樣，標題之下寫著“存仁書”，而在正文末尾，又有“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秋月父兆鑑記錄往事述與聰、政存看”。

由此可見，撰述者是一位叫“兆鑑”（亦稱存仁）的人，他於嘉慶十二年（1807年）將平生閱歷寫出，希望兩個兒子（“聰”與“政”）將來能汲取自己的經驗教訓。

《記憶平生事述》首先說：“父母生我等弟兄三人”，其中，二弟“錫”為人忠厚，而三弟“鎬”則頗為“乖戾”，至於他自己則因“無能，多受虧苦”。這些記載，反映了作者在大家庭中的好惡，以及其人在主觀上對自身定位的認識。

從稿本內容來看，兆鑑自幼並未讀書，“不學無述［術］，為樵為牧，負販肩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兆鑑時年24歲，砍斫白茅塢杉木，前往饒州發賣。由此看來，身為長子的兆鑑似乎頗為勞瘁，很早即承擔起繁重的家務勞動，砍柴放牧，負販肩挑，並於青壯年時砍伐樹木前往江西饒州一帶發賣。26歲那年，他又“移挪邀會，湊本三兩，買傘數百把，傍王君選兄走漢口”。所謂移挪邀會，是指這位叫“兆鑑”的徽商在出門做生意前四處籌錢，並透過邀會的形式，獲取小本經營的資本。

在明清時代，徽商往往以個人的信用和人緣，邀約他人入會，藉以獲得外出經營的本錢。他透過邀會獲得30兩銀子，購買了數百把的雨傘，前往漢口銷售。關於這一點，接下去的文字提到：乾隆二十九年九月，父親仝中雲王慎如、履中、鍾予、選言等五人，合夥漢口開傘店，每股入本一伯【佰】四十兩，合同存本家。

兆鑑26歲那年，正值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當時，他前往湖北漢口跟隨的“王君選兄”，應即此處的婺源中雲人王選言。

其時，他可能只是一位賣傘的行商，並不曾在漢口開有固定的店鋪。

直到兩年之後，其父才與中雲的王姓四人，合夥在漢口開設了傘店。中雲一地位於今婺源縣城之西偏南方，村中的王姓於唐末由歙縣篁墩遷居於此，歷來為中雲的著姓。從中可見，漢口傘店系五股合資，每股140兩，合計700兩。至於資金的來源，《記憶平生事述》一書中也有記載：“本家人本之銀，借到方天鬥先生五十兩，鍾予兄代券。又借王於詩先生五十兩，鍾予中保。方、王二家之艮［銀］，是我甲午年還。”這是說父親的140兩，其中有100兩分別來自方、王二家，這些銀兩直到十年之後的甲午年（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才由兆鑑全部還清。

不過，漢口的這爿傘店似乎好景不長，《記憶平生事述》接著寫道：“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拆夥，其店本家與王鍾予兄共承。”王鍾予來自婺源中雲，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在漢口開張傘店的另四位合夥人之一，也是為兆鑑之父向他人借款時書寫合同和擔任中保之人物。不久，這位王鍾予也退出了傘店的經營－“三十四年己丑，又與鍾予兄分夥，其店我家獨承。是年盤底存本並賬，計錢六十六千九百廿五文。（盤底簿存）”這是說兆鑑及其父與王鍾予合夥只幹了三年，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就由兆鑑及其父親獨資經營該開傘店。

就銀錢比價而言，乾隆時代銀每兩多在八九百文間波動，乾隆三十四年倘以900文為一兩計，則66925文相當於74。4兩，較之最早入股的140兩，本錢縮小了近一半。

此後，“父親回家分賬”，兆鑑則在漢口傘店繼續賣傘。但傘店的經營狀況似乎是每況愈下，“我在外面挪移，自不諒力，事不算後，及至虧空，自諒難填”。

及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漢口的傘店終於倒敗，兆鑑只得“攜眷歸家，家中祖屋、苗山、竹山、基地、菜園俱賣盡。父親、二弟經手賣，開銷家中賬目。該外賬目，全在我仝三弟二人身上，我仝三弟寸土無存”。由此看來，為了還清先前的債務，兆鑑一家典賣了諸多的家產。

從《記憶平生事述》的字裡行間可見，兆鑑與三弟的關係頗為不睦，故自述開首即稱三弟“乖戾”，而他與二弟的關係相對較為融洽。據說，早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當時“家中造屋，遷居富田”。因漢口傘店經營狀況不佳，兆鑑想到虧空在所難免，所以當時就決定分家，據說，他的考慮是：“二弟本是忠厚人，怎能經得風浪打？”於是，稟請父親，分田幾畝與二弟另居，而家庭的所有債務，則由自己和三弟承擔。

這當然只是兆鑑的一面之詞，具體原因及實際情形究竟如何不得而知。在頗為自憐的兆鑑筆下，自己儼然是忍辱負重的門戶棟樑。

不過，揆情度理，兆鑑之所以說這些話，實際上是在隱指二弟的子孫不曉得知恩圖報。

他認為，正是因為自己和三弟扛下了家庭的全部債務，“二弟之子孫才得有今日。松生魍魎，尚在乳哺未曾知，所為飲水不知源頭來”。文中的“松生”，可能就是二弟子孫中的一個，“魍魎”原指山川精怪，以此二字形容對方，可見厭惡之情溢於言表。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父親命他們幾個兄弟分居。據說，兆鑑自知他與三弟沒有多少財產，“不分豈不累了二弟”，於是，遵照父命各自分爨。分家之後，各人的情況大不相同。父親有口食田，“二弟耕種可奉養，自此二弟清靜安居”。三弟則有岳父在湖北開店，所以他逃往彼處，得到接濟。只有兆鑑自覺無路可走，顧影自憐。在《記憶平生事述》中，他不無怨恨地描摹自己那幾年的生活：·····惟我無翅飛，困苦在家，債主湧門迫索，妻兒數口待哺，廚無隔宿之糧，破甑生塵無炊，聰七歲，女三齡，政未生，妻兒啼號，苦不勝言！熬煎數載，東奔西撞，隨處飄流。

似乎是屋漏偏遭連夜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夏，兆鑑之妻李氏去世。當時，大兒子“聰”才12歲，小兒“政”年方3歲。此情此景，令兆鑑極為傷感：“零丁孤苦，細思之，肝腸碎裂！”兆鑑覺得，李氏跟了自己一輩子，相當勞瘁，她撇下兩個未成年的兒子，更是死不瞑目。

後來，兆鑑流落廣東二十四載，“歷盡艱苦，勞盡心血，皆賴皇天開青眼，幸得貴人來提攜”。他提及的“貴人”提攜究竟所指為何，因書闕有間難得其詳，不過，廣東之行陸續還債多達千金，看來此行他還是賺到了一些錢。

在此，他特別強調“自不曾扳扯三弟、昌侄茶飯銀錢認一分”，言語之間，仍然流露出對三弟及侄子的極度不滿。

嘉慶九年（1804年），兆鑑68歲，“殘軀老邁，攜眷歸故鄉，買得幾片種菜田，也構幾條蔽雨椽”。此時，他可能是從廣東返回故里，以經商盈餘，購得一些田產、房屋。所謂種菜田、蔽雨椽之類，通常只是自嘲、自謙的一種說法，不必完全當真。至此，他總結說：

子不肖，媳不賢，勞碌奔波也是枉然！我自揣為人在世，謀衣謀食，也要營運，生意隨緣，不必強求，子孫無福，何須刻剝世界？

雖處世難，要勤儉，時時須謹慎，步步要細心，若是踹虛步，一世補不全。謹身節用常兢業，時乖跌落有循還。願爾等立心地，培根本，皇天不負有心人。

人若喪良心，草木朽了根，天理也不佑。隨處可方便，到處有陰功。勾回不捨可至富，勿因多施就會窮。隨事隨緣，在人作人。花花世界轉則空，不能光閭，勿玷辱祖宗。我今細憶從前，苦氣滿胸膛，淚滿腮，此是七十年來事，述與爾等仔細看。

文末落款為“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秋月父兆鑑記錄往事，述與聰、政存看”。嘉慶十二年即1807年，這是兆鑑寫給自己兒子看的一段話。從中可見，這位曾經落魄的徽商，不僅失意於商場，而且在家庭生活中也相當地不如意。歷盡滄桑之後，他所吐露出的心聲頗具哲理，其中的一些表述，似乎深受民間勸善書的影響。

結語

清乾嘉時代的徽商“兆鑑”撰有《記憶平生事述》，詳細記錄了個人經商的坎坷經歷，從中頗可窺見其商業經營及家庭生活的諸多側面。此一稿本，對於深入探討徽商的不同側面，提供了較好的例證。

在商業經營中，兆鑑一家透過邀會與借貸籌措資金。而在家庭內部，“親兄弟，明算賬”，父子兄弟之間，“眾”、“己”之畛域分明，這些現象，折射出商業意識對於民眾日常生活的強烈滲透。

此外，主人公在漢口從事“婺傘”經營的事蹟，為進一步探討著名的“甲路紙傘”，提供了較早且信而有徵的珍貴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