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怎麼確立正統地位的

儒家在漢朝成立之初，本已開始嶄露頭角，高帝的“從龍之彥”，固然多數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無賴，但其中也頗有些知識分子，單講儒者就有曾著《新語》十一篇，時常強聒地給高帝講說《詩》《書》的陸賈；有曾為秦博士，率領弟子百餘人降漢的叔孫通，而高帝的少弟劉交（被封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傳弟子，《詩》學的名家，高帝即位後叔孫通奉命和他的弟子，並招魯國儒生三十多人，共同製作朝儀，先時群臣都不懂什麼君臣的禮節，他們在殿上會飲，往往爭論功勞；醉了就大叫起來，拔劍砍柱，朝儀既定，適值新年，長樂宮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邊朝賀，天剛亮他們按著等級，一班班地被謁者引進殿門，那時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車騎，陳設了兵器升了旗幟。

殿上傳一聲“趨！”，殿下的郎中們數百人就夾侍在階陛的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都向東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於是皇帝坐了輦車出房，百官傳呼警衛；從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員依了次序奉賀，他們沒一個不肅敬震恐的，到行禮完畢又在殿上置酒，他們都低著頭飲酒，沒有一個敢喧譁失禮的，斟酒到第九次謁者高唱“罷酒”，他們都肅靜地退出，高帝嘆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呢！”於是拜叔孫通為太常（掌宗廟禮儀，諸博士即在其屬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賜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話下，高帝本來輕蔑儒者，初起兵時有人戴了儒冠來見，總要把它解下來撒一泡尿在裡邊。

但經過這回教訓，他對於儒者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後來他行經魯國境，竟以太牢祀孔子，高帝死後儒家在朝中一點勢力的萌芽，雖然給道家壓倒，但在文景兩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頗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詩》、《春秋》、《論語》、《孟子》、《爾雅》等，而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間獻王德皆提倡儒術，和朝廷之尊崇黃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詩》，令諸子皆讀《詩》；並拜舊同學申公等三位名儒為中大夫，獻王興修禮樂，徵集儒籍，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謹守儒規，山東的儒者多跟隨著他，武帝為太子時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薰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時輔政的丞相竇嬰（竇太皇太后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術；他們推薦了王臧為郎中令——掌宿宮殿門戶的近臣，又推薦了王臧的同學趙綰為御史大夫。

在這班儒家信徒的慫恿之下，武帝於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諸侯王相等薦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來朝廷應試，這次徵舉的意思無疑是要網羅儒家的人才，廣川大儒董仲舒在這次廷試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總結道：“《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同時丞相衛綰也奏道：“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這意見武帝批准了，衛綰不敢指斥黃老，因為竇太皇太后的勢力仍在，但仲舒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則把黃老也包括在內了，當文景時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經》及“諸子百家”的均有，經董、衛的建議，武帝后來把不是治儒家《五經》的博士一概罷黜了，這是建元五年（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聽王臧、趙綰的話，把申公用“安車蒲輪”招請了來，準備做一番制禮作樂的大事業，舉行一些當時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儀式，儒家的張皇生事已夠使竇老太太生氣的了，更兼田等，把竇氏宗室中無行的人，除了貴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長安的列侯各歸本國住在長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公主，不是竇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孫婿，都向她訴怨，建元二年，趙綰又請武帝此後不要向竇太皇太后奏事，她忍無可忍便找尋了趙綰、王臧的一些過失，迫得武帝把他們下獄，結果他們自殺，同時竇嬰、田蚡也被免職，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過了四年竇老太太壽終內寢，田蚡起為丞相，儒家終底抬頭而且從此穩坐了我國思想史中正統的寶座，儒家之成為正統也是事有必至的，要鞏固大帝國的統治權非統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說得非常透徹。

但拿什麼做統一的標準呢？先秦的顯學不外儒墨道法，墨家太質樸，太刻苦了，和當時以養尊處優為天賦權利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協，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來國策的基礎，秦始皇更把他的方術推行到“毫髮無遺憾”，正唯如此，秦朝曇花般的壽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後永負惡名，賈誼在《過秦論》裡以“繁刑嚴誅，吏治刻深”為秦的一大罪狀，這充分地代表了漢初的輿論，墨、法既然都沒有被抬舉的可能，剩下的只有儒、道了，道家雖曾煊赫一時，但那只是大騷亂後的反動，它在大眾（尤其是從下層社會起來的統治階級）的意識裡是沒有基礎的，儒家卻有之。大部分傳統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節的道德，雖經春秋戰國的變局，並沒有根本動搖，仍為大眾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對於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輕視；但儒家對之，非積極擁護，便消極包容，和大眾的意識相冰炭的思想系統是斷難久據要津的，況且道家放任無為的政策，對於大帝國組織的鞏固是無益而有損的，這種政策經文帝一朝的實驗，流弊已不可掩，無論如何在外族窺邊，豪強亂法而國力既充，百廢待舉的局面之下，“清靜無為”的教訓自然失卻號召力，代道家而興的自非儒家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