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年前，中國為人類文明貢獻了這部經典

按照聞一多先生的觀察，經由長期的積澱，約公元前1000年左右，世界文學開始突進並出現了令人欣喜的新變，幾個不同區域的古老民族幾乎同時歌唱起來且形諸文字。希伯來文明出現了《舊約》詩篇，希臘孕育了《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印度衍生出《梨俱吠陀》，而中國則為人類文明貢獻了《詩經》。

《詩經》，原名《詩》，又稱“詩三百”，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305篇作品，廣泛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地理、民俗狀況，是宗周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詩經》自成書之日起就備受重視。春秋末期的孔子教育學生“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強調“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還特地告誡兒子孔鯉“不學《詩》，無以言”，都說明《詩經》在政治實踐、外交斡旋、學術傳承、移風易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降及西漢，《詩經》被立為官學，此後一直作為儒家重要經典被國人廣泛傳誦，至今不衰。

　先秦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濫觴與形塑期，《詩經》對此多有反映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徵。”先秦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濫觴與形塑期，《詩經》對此多有反映。要言之，約有以下三端：

其一，砥礪奮進、自強不息的精神。這主要體現在《詩經·大雅》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等篇。古代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生民》寫周部族始祖后稷“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帝堯命他管理農業，后稷“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天下得其利”。《公劉》寫公劉繼續執行后稷“以農為本”的方針，“務耕種，行地宜”，使“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於是遠近百姓皆來歸附安居，周進一步興起。《皇矣》《大明》寫周太王、王季、周文王三代篳路藍縷、苦心經營，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與商紂會戰於朝歌郊外，“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終於推翻了殷商的殘暴統治。從《生民》到《大明》，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曲波瀾壯闊的民族崛起史詩，訴說著“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開拓進取精神。這種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對後世影響深遠，而且愈是當國家民族身處困境之時，其光芒就愈發顯現，所謂“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

其二，崇德貴民的人本思想。王國維談及殷、周之際中國政治、文化的變革時曾說：“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裡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後，尤兢兢以德治為務。”王氏所言甚是。周代統治者奪取天下後，並未被勝利衝昏頭腦，他們不僅直面政治、經濟的百廢待興，還試圖解決下述疑問：商紂王不是宣稱“我生不有命在天”麼，那為何新興的周能夠取代綿延數百年的殷商？又是什麼使得“昊天大降喪於殷”，轉而對周格外青睞的呢？經由一系列的嚴肅思考，周人得出了“天命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的邏輯推論。簡言之，天命是不斷變易的，它只會輔助有德的人；民心同樣沒有常主，只是懷念仁愛之主。基於此，周人不斷告誡後代“惟命不於常”“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並構築了一整套統治者須“明德慎罰”“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理論，這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重要古訓。

其三，反躬自省、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與“天命靡常”的深刻反思相輔相成的，是詩經作者們濃重的憂患意識，他們深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道理，於是疾呼“宜鑑於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以期不忘初心、善始善終。他們認識到了“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是以要求上位者“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在相傳為周成王所作的《周頌·小毖》中，有這樣的自警——我必須深刻吸取教訓使以後不致再犯：不要招惹蜜蜂，它們雖小卻能蜇傷人；開始相信那小小的鷦鷯，轉眼翻飛化為難馴的大鳥。鄭玄註釋說：“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懲前毖後”的成語即出於此。當這種意識內化為中華文化的基因，則如《唐風·蟋蟀》所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無已大康，職思其外”“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即便在休閒娛樂之際，也保持著應有的節制與警惕。類似的還有《小雅·小旻》所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終身以此為準則，甚至在彌留之際還吟誦該段並對弟子說“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錢穆先生說：“中國人的氣運觀，是極抽象的，雖說有憂患，卻不是悲觀。懂得了天運，正好盡人力，來燮理，來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將衰，便該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極衰，知道有轉機，便該有處困居危的道理。”“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這深沉的憂患意識早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

《詩經》對人文精神的弘揚和對現實社會、人生的關注，都成為後世詩歌主題、內容的不竭源泉

作為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處處可見對人文精神的弘揚和對現實社會、人生的關注，這些都成為後世詩歌主題、內容的不竭源泉，其中最重要的當屬以下三方面。

第一，鄉國情懷主題。鄉國情懷是對自己出生的土地不離不棄的眷戀和義不容辭的擔當。每當鄉邦遭受入侵或陷入困頓，志士仁人便挺身而出。“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許穆夫人聽聞衛國被佔領，心急如焚，晝夜兼程奔赴國難，以其血淚寫下這首《載馳》。當時的盟主齊桓公深受感染，派軍隊幫衛人戍守城邑，衛國民眾也在許穆夫人愛國精神的鼓舞下重建家園。許穆夫人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愛國女詩人。外敵入侵，家國危殆，鐵血男兒互相感召、互相激勵，“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全詩不斷以重章疊句的手法增強語氣，僅在相同句式中變換幾個字樣，展現了普通兵士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大無畏精神。對鄉土的眷戀是愛國之情的細化，征夫雖深知“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然行役既久，不免懷念家鄉，是以有“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之嘆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悲。自此以後，殺敵報國之情、羈旅行役之感、都邑鄉關之思便交織在一起，成為中國文學的永恆主題。

第二，親情、友情與愛情主題。“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這是對母親的歌頌。“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從此“渭陽”成為甥舅情誼的代稱。“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這是對手足之情的肯定。“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這是對純真友情的嚮往。當然，《詩經》最打動人心的，還是那些愛情篇章，這裡有“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的專一，有“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的勇敢，有“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承諾，更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的熱烈，還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決絕。是《詩經》奠定了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裡，親情、友情與愛情主題被文人墨客反覆訴說，形成了異於西方的民族文學特色。

第三，怨刺諷喻主題。《詩經》的現實精神素來為人稱道。“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分明是唐曹鄴《官倉鼠》的遠源。寫下“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者與後世感嘆“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的勞動人民同掬一把辛酸淚。“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的控訴無疑可視為左思《詠史》詩的先導，而“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則是《雉子斑》《枯魚過河泣》等動物諷喻詩的濫觴。

經由以《詩經》為代表的先秦典籍的不斷建構，自強不息的精神、崇德貴民的思想、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成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支撐著中華民族不斷革故鼎新，傲立於世界的東方。《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它不僅深刻影響了屈原、三曹父子、陳子昂、李白、杜甫、蘇軾、陸游、黃遵憲等古典詩人，對當下的文藝創作仍有啟示意義。（李浩 作者單位：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