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朝飛揚跋扈的權臣鰲拜，為何在順治朝時期卻要“老實”許多

一提到鰲拜，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的飛揚跋扈與擅權專政，特別是在《康熙王朝》、《鹿鼎記》等一系列影視、文學作品的影響下，使得鰲拜的這一形象是更加的深入人心。

的確，作為康熙朝初年時期的權臣、重臣，歷史上甚至將這一時期命名為“鰲拜專權時期”，可見鰲拜在此期間在朝堂上的地位與影響力，並且當時年幼的康熙皇帝的確是非常的懼怕鰲拜，而這一點也在鰲拜脅迫康熙皇帝下旨處死蘇克薩哈全家的事情上，體現的尤為明顯。

正是因為如此，康熙皇帝以及孝莊太后不得不透過與首輔大臣索尼所在的赫舍里氏家族進行聯姻，並最終在赫舍里氏家族的鼎力協助下才完成了“智擒鰲拜”的“壯舉”，將權力收歸到自己手中。

然而，在康熙朝時期權傾朝野、專橫跋扈的鰲拜，在順治朝時期的表現卻完全是另外一番姿態，對順治皇帝自始至終都保持一種畢恭畢敬的狀態直至順治去世。這其中，既有鰲拜對於皇太極以及整個愛新覺羅氏家族那份忠誠的延續，同時也是對於順治對他的“恩情”的一種感恩和報答。

鰲拜曾三次受到多爾袞打壓，還險些因此喪命。

鰲拜，全名瓜爾佳·鰲拜，是努爾哈赤時期“開國五大臣”之一費英東的親侄子。

當然，鰲拜的崛起並不是靠著他的叔費英東，而是完全靠他自己的勇武。尤其是在著名的“皮島之戰”中，正是鰲拜親率“敢死隊”，冒著明軍猛烈的炮火實現“搶灘登陸”，成功建立了灘頭陣地，清軍這才得以順利攻克皮島。鰲拜憑藉此役一戰成名，並被皇太極賜予“巴圖魯”的稱號。在這之後，鰲拜愈發受到皇太極的信任與器重，同時他在兩黃旗中的地位也愈發地舉足輕重。

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去世，皇太極長子、肅親王豪格與皇太極同父異母的弟弟、睿親王多爾袞之間為了爭奪皇位，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

此時，以索尼、鰲拜、圖賴、圖爾格等一眾兩黃旗的高階將領堅定了站在豪格一邊，並一再強調了立皇太極皇子繼承皇位的決心。

“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

然而，由於豪格因為自己的一句“

福小德薄

”而失去奪位主動的時候，又是鰲拜等人打算以死相拼，力挺豪格。

“吾輩食於帝，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

就這樣，在僵持不下的局面之下，鄭親王濟爾哈朗提出讓皇太極的第九子福臨來繼承皇位，並得到了多爾袞和豪格的同意，這場激烈的皇位爭奪戰才最終得以落下帷幕。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多爾袞與鰲拜之間的“樑子”，算是結下了。

順治二年（1645年），多爾袞要鰲拜當眾宣讀批評阿濟格“稱上為孺子”行為的奏摺，可鰲拜看出多爾袞實際上是想借此羞辱順治皇帝，故而予以了堅決的拒絕。於是，多爾袞除了對鰲拜施以罰銀一百兩的處罰，還對其征討李自成所立下的功績也不予表彰，之後更是因為其為索尼進行辯護而對鰲拜進行了降職處分。這是多爾袞第一次藉機處置鰲拜。

第二次是發生在順治五年（1648年）的時候。這一年，多爾袞用極為殘忍的手段，將自己的政敵豪格折磨致死，與此同時，也藉機對鰲拜展開了瘋狂的報復，險些也將其處死，最終鰲拜被多爾袞削職為民。

多爾袞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對於鰲拜的發難，發生在順治七年（1650年）的時候。這一年發生了“錫翰告密事件”，然而，多爾袞卻將所有的責任推卸到了與此事毫不相干的鰲拜身上，完全屬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在古北口外喀喇城去世。而伴隨著多爾袞的去世，不僅僅是順治皇帝能夠擺脫多年的恐懼與束縛，得以順利親政，包括濟爾哈朗、滿達海、索尼、鰲拜等在內的一眾曾遭到多爾袞打壓的王公貴胄和兩黃旗高階將領，也得到了“新生”。

就這樣，鰲拜得到了順治皇帝的信任與重用，並被委以直接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重任，鰲拜就此開始走向權力中心的舞臺。

對於順治皇帝，鰲拜除了一直以來的忠誠，還有著一份感激之情。

不少朋友說康熙皇帝之所以要“智擒鰲拜”，是因為鰲拜有了叛逆之心，想要廢掉康熙以自立。其實這種說法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因為鰲拜自始至終都沒有想過要背叛愛新覺羅家族。

所以，在多爾袞與豪格爭奪皇位的時候，鰲拜等人之所以選擇支援了豪格，而在這濟爾哈朗提出讓順治皇帝福臨繼位的時候，他也選擇了支援。

當然，這其中既有對於皇太極的忠誠與感念，也有他們的一點私心，那就是如果鰲拜等人想要繼續“呆在”兩黃旗之中，就必須讓皇太極的皇子來繼承皇位，要不然，他們就會像當年的多爾袞兄弟一樣，再經歷一次“黃白互換”。

可正是由於鰲拜對於豪格以及順治皇帝的支援，才使得多爾袞對其是恨之入骨，進而連續三次對其加以了處罰，甚至想要將其置於死地。

在這樣的情況下，多爾袞的去世以及順治皇帝的親政，無疑是“救”了鰲拜一命，畢竟如果多爾袞再多活幾年，或者是多爾袞的親信繼續掌權的話，那麼鰲拜依然會長期處於朝不保夕的狀態。

當然，除此之外，順治皇帝的所作所為也是讓鰲拜深受感動。

前文中也說到了，順治皇帝親政後，對鰲拜委以重用。而在順治十三年（1656），鰲拜舊傷復發，臥床不起，順治皇帝則親臨鰲拜府邸去看望慰問。

這樣良性的互動不僅有效地拉近了君臣之間的距離，更是讓鰲拜對於順治皇帝是更加的感恩戴德。

所以，這一時期的鰲拜對於順治皇帝並沒有任何的懼怕之意，他對順治有的只是忠誠、感念與感激，而這也驅使他盡職盡責、任勞任怨的為順治皇帝效力。

這個時候的鰲拜想要專權，完全是沒有任何可能的。

雖然順治皇帝極為信任和器重鰲拜，然而，此時的鰲拜在朝堂上的地位並不是最高的，在他之前還有兩個人，是鰲拜在當時無論如何也惹不起的。

首先便是鄭親王濟爾哈朗。

濟爾哈朗在順治剛剛登基的時候本就是第一輔政王，後因多爾袞的打壓而被迫退居二線。而在多爾袞倒臺之後，濟爾哈朗聯合其他遭到多爾袞打壓、迫害的皇室宗親對多爾袞展開了清算，這一時期，濟爾哈朗是當之無愧的“朝堂第一人”，地位無可撼動。

其次就是索尼了。

索尼在當時本就是橫跨努爾哈赤、皇太極以及順治皇帝這三位帝王統治時期的“三朝元老”，同時和鰲拜一樣，也是扶保順治皇帝順利登基的重要功臣，並且在與多爾袞的抗爭中，儘管倍受打壓，卻依然沒有屈服，從而樹立了極高的朝堂威信。

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皇帝親政，索尼被提拔為內大臣，兼議政大臣、內務府總管大臣，就此成為了朝堂上公認的“滿洲第一大臣”，無論是地位，還是朝堂聲望，都硬生生的壓過鰲拜一頭。所以他的地位也是無法撼動的。

而除了濟爾哈朗和索尼，這一時期掌握朝堂上權勢的，還有以安親王嶽樂為代表的皇室宗親，以及以蘇克薩哈、遏必隆等一眾同樣位高權重的滿洲勳貴，鰲拜並沒有在朝堂上的絕對話語權。

再加上鰲拜對於順治皇帝的這份忠心與感念之情，使得他在這一時期也並像之後那樣熱衷於權力鬥爭，因而鰲拜非但沒有過任何專權的行為，而他展示出來的也更多是一種忠臣亮相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