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憲實：張騫的“不得要領”與絲綢之路的開通

博望侯是什麼含義

作者：孟憲實

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激發下，絲綢之路研究越來越受重視，很多問題值得深入追究。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貫通，因此具有了世界史意義。但是，張騫出使的直接目的，是聯絡月氏和烏孫，建立共抗匈奴的聯盟。就此而言，張騫出使並沒有達到目的，史稱“不得要領”。但是，“不得要領”究竟應該怎樣理解？後來的研究更強調絲綢之路的主體方向，這個最初的問題，常被忽略。略加考辨，就正方家。

一 出使大月氏“不得要領”

張騫出使西域共有兩次，一次出使月氏，一次出使烏孫，但具體出使目標，兩次皆未達成，這是人所共知的。為什麼沒有達成？最初的解釋見於《史記》。《史記·大宛列傳》披露張騫事蹟，內容如下：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史記》的這段記載，是我們回顧這件重大歷史事件的原始記錄，這裡引用全文，因為資訊有限，無不重要。與本文關係最重要的兩個內容需要重點提示，一是張騫出使大月氏的目的；二是大月氏對漢朝建議的反應。正是因為大月氏的反應，《史記》稱張騫“不得要領”，這是史書的評述，相當於總結張騫出使失敗之因由。

《漢書·張騫傳》這段記載，盡數來自《史記》，其文如下：“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史記》《漢書》文字相同，所謂“不得要領”，是張騫不得大月氏要領。“不得要領”當如何解釋呢？《史記》的諸家解釋重點在語詞。《集解》引《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引》李奇雲“要領，要契也”；小顏以為衣有要領；劉氏雲“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為疏者。

對此，《冊府元龜》也有類似的解釋，其原文與史漢相同，括號部分是註釋：

康居傳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下遠音於萬切）。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要，一遙切，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

有關要領的解釋，用衣領來比喻，要領即要害。《冊府》的解釋有所擴充套件，認為不得要領是“不能得月氏意趣”。這個解釋，也被胡三省移用在《資治通鑑》註釋中。以“意趣”比喻要領，從外在的關鍵進入內在的需求，有深入解釋的方面。而張騫雖然在大月氏滯留一年多，依然不能把握大月氏的“意趣”。所謂“意趣”即內在需求，因為不能掌握，自然無法說服，張騫只能無功而返。

張騫出使西域，主要的戰略任務並沒有完成，通常研究者比較贊同或滿足於傳統史書的解釋，進一步討論的並不多。陶喻之先生著《張騫“不能得月氏要領”新解》一文認為，是大月氏信仰了佛教，從而不願意聽從張騫的主張：“顯而易見，張賽出使大月氏時外交上失利的原因，是雙方沒有一致的政治標準、價值觀念、以及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主張。”究竟如何理解張騫的“不得要領”，需從多個視角觀察。

張騫的歷史功績是開闢了絲綢之路，但這並不是漢武帝朝廷交辦的使命。他的使命是尋找大月氏，並與之實現軍事聯盟，共同抗擊匈奴。這個使命的前半部分是尋找大月氏，張騫完成了，但更重要的是雙方要達成戰略聯盟，卻沒有成功。張騫沒有說服大月氏，結盟的戰略只好放棄，而史書的解釋便是“不得要領”。應該承認，《史記》所記內容肯定來自張騫，所以“不得要領”，完全可以看作是張騫自己的解釋。

漢博望侯墓（圖源：網路）

在今天能夠閱讀的歷史文獻中，漢朝的這個聯盟月氏戰略並不是表達得很完整，文獻記載又很有限，所以我們今天的研討，不得不有所推測。最早涉及張騫出使的《史記·大宛列傳》，張騫出使的使命表達得就不完整：“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從這段文字中，我們能夠讀出聯合月氏共擊匈奴的戰略，但是到底怎樣實施這個戰略，語焉不詳。《漢書·張騫傳》的文字完全來自《史記》，幾乎沒有增加新的資訊。

有關張騫出使的記載，《資治通鑑》晚出，但比較完整。其言為：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強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眾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

漢朝要聯合月氏，有兩個背景最為重要，一是月氏原來的居所，“故居敦煌、祁連間。”其二，月氏與匈奴有仇，但苦於力量不足，即“無與共擊之”。《通鑑》介紹月氏的“故居”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是漢朝聯合月氏的重要依據之一，那就是邀請月氏返回故地，與漢朝聯合攻打匈奴，這樣既可以解決月氏“無與共擊之”的難題，又可以解決漢朝的匈奴之患。《通鑑》引入的新資料，是《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張騫傳》未曾措意的，但這資料來自《漢書·西域傳》，並非《通鑑》發明。《漢書·西域傳》有大月氏條：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強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為王庭。

有關大月氏的原來居住地，從《史記·匈奴列傳》中也能略有感覺，但不如《漢書·西域傳》說得明確。在匈奴崛起之前，月氏很強大，匈奴的冒頓單于曾經作為人質居住在月氏。打敗月氏和東胡，是匈奴崛起的標誌。匈奴打擊月氏，按照西漢的理解是過於殘暴，所以大月氏才有報仇之心，可惜無報仇之力。這是西漢月氏戰略的出發點，認為對方有結盟的可能性。《資治通鑑》在書寫張騫出使西域背景時，對於月氏的介紹更全面了，但也忘記了《史記》和《漢書》都強調的西漢背景，即“漢方欲事滅胡”。正是因為漢武帝的朝廷決定與匈奴開戰，才有張騫出使西域，希望建立聯盟，消滅共同的敵人匈奴。

張騫沒有說服大月氏，《大宛列傳》中其實已經有交待：“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大月氏的現狀是土地肥沃、社會安定，局勢良好且十分滿意。如果同意漢朝的建議，他們需要放棄眼前的安定生活，長途跋涉，再回東方與匈奴作戰。因為生活安定，距離遙遠，報仇之心已經消失。對於大月氏而言，張騫的建議是國家重大戰略變化，是否能完成報仇目標，事實上也不清楚。這就意味著，接受張騫的建議，具有風險性。對比風險與收穫，即使能夠打敗匈奴，敦煌祁連之間河西走廊的自然條件，也不能與大夏相提並論。張騫如何能說服大月氏人放棄手中的西瓜去搶奪遙遠的芝麻？所以，“不得要領”是正常結局。

二 出使烏孫未達成結盟

張騫兩次出使，第一次因為不得月氏要領而失敗。第二次，張騫出使烏孫還是沒有成功。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重點是說服烏孫返回原來居住地，情況與大月氏相似。而所有烏孫的情況，都是張騫介紹給漢武帝的。當時，張騫因為戰場失期，被免為庶人，他渴望重新工作的心理很清晰。張騫說服漢武帝，在戰略上聯合烏孫抗擊匈奴是可行的。《漢書·張騫傳》有如下完整的記錄：

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焞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強，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

這次結果是“未能得其決”。而《史記》對此的描寫還是“騫不得其要領”。對此，《漢書·西域傳》的記錄更詳細。其文為：

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乃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乃益重漢。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在烏孫再次遭遇失敗。《漢書》這裡所謂“未能得其決”與《史記·大宛列傳》中“不得其要領”含義一樣，即未能說服烏孫響應漢朝的戰略建議。

張騫出使烏孫時，與第一次出使環境已經完全不同。第一次出使對於漢武帝的朝廷而言，完全不能確定，是否能夠找到大月氏，是否能夠結盟，全然未知，試探的成分居多。事實上，張騫還在途中，漢朝與匈奴的戰爭已經正式開場。到張騫出使歸來，漢朝已經取得了不俗的戰績。元朔五年（前124），衛青在北方取得重大勝利。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兩次出擊隴西，大破匈奴西方渾邪、休屠二王。這導致匈奴內部矛盾爆發，單于要誅殺戰敗的二王，催發二王向漢投降。後來，雖然渾邪王殺休屠王，只有四萬人投降，但是通往西方的道路卻暢通了。對於此事，《漢書·張騫傳》說法更明確：“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轉年，匈奴在正面發動反攻，代郡、雁門和右北平都發生戰鬥，漢朝損失幾千人，博望侯張騫等人誤軍期，贖為庶人。此時，漢朝連續大勝，匈奴雖然堅持不稱臣，但漢朝全面掌控了戰場局面。元狩四年（前119），衛青、霍去病再次出擊，勝利成果擴大，迫使匈奴遠徙，漠南無王庭。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有一段關於張騫的文字，如同張騫簡歷，其文曰：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冢在漢中。

由此看張騫的經歷，簡潔明瞭。第一階段是通使大夏；第二階段歸來後為校尉；第三階段從大將軍有功，封博望侯；第四階段，因罪贖為庶人；第五階段，再使烏孫，歸國不久去世。可惜具體時間未詳，需要其他資料補充論證。

張騫封侯時間是準確的。《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記載，元朔“六年三月甲辰，侯張騫元年。以校尉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絕域大夏功侯。”張騫封侯，不僅是因為立有軍功，也包括此前的出使絕域。此事，《漢書》也如此記載，三月甲辰，一字不差。元朔六年，是公元前123年。至於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一事，時間也是清楚的，《史記》記為“後三歲”。《漢書·功臣表》明確寫作“元狩二年”，《通鑑》寫作“夏”。元狩二年，即公元前121年，漢朝取得巨大勝利，直接導致秋天渾邪王率眾降漢，河西走廊無人居住。上文引《漢書·張騫傳》“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正是指這件事。

西漢西域地圖（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這就成了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背景。張騫第二次出使時間依然模糊不清，《資治通鑑》置於元鼎二年（前115）敘述：“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因為張騫要勸說烏孫回到河西走廊，出發的時間最晚也是公元前121年之後。

張騫第二次出使失敗，史書記載遠比第一次清楚，因此也有助於我們理解第一次的問題所在。首先，西漢對烏孫的要求是清楚的，烏孫回到原來住地，雙方通婚結為兄弟，共同抗拒匈奴。西漢要與烏孫建立平等的聯盟，所謂“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就是兄弟之國。烏孫的情形與月氏相似，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張騫第一次出使，對於大月氏的建議也應該相似，邀請大月氏東歸，雙方建立平等的聯盟，共抗匈奴。

烏孫對張騫的回答，內容清晰。烏孫是匈奴的手下敗將，長期折服於匈奴，深知匈奴強大。但是，烏孫與漢朝的關係卻是“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烏孫親眼見到了張騫龐大的使者團：“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但是，烏孫事實上對於漢朝的大小、強弱卻並不瞭解。即是說，雖然張騫率領一個龐大、富有的使團，依然不能證明漢朝的強大與否。在這種前提下，烏孫如果投身與漢朝的聯盟，如果漢朝沒有使者說的那麼強大，還要公然與匈奴為敵，後果恐怕是災難性的。這是根本性的戰略，烏孫不敢貿然行事，找了一系列藉口，如烏孫王沒有實權，不能獨立做主等等。最後，烏孫很禮貌地贈送漢朝幾十匹駿馬，還派使者親自來漢朝致謝，而真正的意圖是偵察漢朝的實際情況。

烏孫所在地是今伊犁河、楚河流域，比較大月氏所在，距離漢朝要近得多。由烏孫的情況來分析大月氏，張騫不得月氏要領，理由變得更容易理解。大月氏對漢朝的瞭解一定少於烏孫，烏孫尚且需要對漢朝摸底偵察，距離漢朝更遙遠的大月氏具有類似想法，當然不奇怪。張騫率領一個龐大的使團到達烏孫，而張騫到達大月氏的時候，除了手中的使節有一定的證明力以外，匈奴夫人和孩子，另外就是堂邑氏奴甘父。原本，張騫出使大月氏的時候，也有一個一百多人的使團，但最後到達大月氏的只有兩人。從烏孫三百人使團都不足以證明漢朝之強大的事實看，即使一百多人的全部使團成員都能到達大月氏，也未見得能夠取信大月氏，何況事實上只有兩人！僅憑張騫兩人，要說服大月氏改變國家戰略，放棄現有的和平富足生活投入與匈奴的全面戰爭，說服力過於弱小是顯而易見的。

張騫西使路上，主要是透過言辭說服沿途各國。從匈奴逃出，張騫首先到達大宛，然後是康居，最後是大月氏。《史記·大宛列傳》的記錄如下：

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

大宛對於漢朝的富裕是有所耳聞的，因為沒有交通，只能是半信半疑。現在見到張騫，認為是獲得了良好機會。於是幫助張騫，把他送達康居，康居再把張騫送達大月氏。此後，所有漢朝的情況，都出自張騫之口。憑此，就讓大月氏舉國東遷與匈奴開戰，無論誰作為大月氏的領袖，都是難以同意的。後來，漢朝與西北各國有了外交往來，漢朝的情況也被各國瞭解，證明張騫所言不虛，“（張）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但這是後話，就張騫出使之初而言，張騫不得月氏要領，具有必然性。

大宛對於漢朝的情況應該有所瞭解，最主要的就是“饒財”，即富饒。大宛在烏孫之西，對於漢朝的瞭解不該比烏孫更多，為什麼看上去大宛更加積極主動呢？這需要給予區別對待。漢朝對於大月氏和烏孫的需要是頂級戰略，舉國合作抗擊匈奴，同時伴隨大遷徙。而大宛對於漢朝的需要很有限，僅僅是通商而已。互通有無，在商品上獲得交換價值，通商就值得，所以這對於大宛而言，需求是比較單一，風險較小。但是，大月氏和烏孫，漢朝希望與他們進行戰略合作，對手是強大的匈奴，所以風險很大，表現出謹慎很正常。

三 來自“西南夷”的佐證

張騫兩次出使，對於西域的總體情況有了基本瞭解，各國的空間位置也清楚起來。基本情況是烏孫最近，然後是大宛等國。《史記》所記第二次出使烏孫，派遣副使前往各國：“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於窴、扜罙及諸旁國。”至於空間位置，史書也有記載，大宛“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而大月氏的位置是：“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在這些西域各國中，張騫的時代，只有大宛對漢朝有所耳聞。但是，從後來貳師城發生的衝突看，大宛對於與漢朝通商積極性有限，瞭解也有限，至少把遙遠距離當作難以克服的障礙。判斷當時的交通狀況與彼此的瞭解程度，基本公式是距離越遠越缺乏瞭解。

張騫主要的使命無一達成，究其原因，從大月氏到烏孫，對於漢朝戰略結盟的拒絕，都因為一個很關鍵的因素，那就是對漢朝的不瞭解。此事史書表達為張騫對大月氏、烏孫的“不得要領”，事實上，大月氏、烏孫對漢朝同樣是“不得要領”。戰略盟友的大小強弱都無從得知是無法合作的，古今中外，此題都無解。以往的研究，過於重視大月氏的自身狀況，忽略了因為交通不暢，彼此缺乏瞭解這個基本命題。連基本情況都不瞭解，如何進行國家之間的戰略合作？不僅如此，所謂合作是聯合起來與強敵作戰，而這種合作背景下的戰爭，其風險是可想而知的。正因為如此，張騫才不得要領，沒能達成使命。

秦漢中國，一個巨大的歷史運動正在展開。重新統一的中國，發展動力強勁，對周邊世界的影響也如期而至。隨著張騫出使西域的影響日益深化，西向發展已然成為當時中國日益穩定的方向。但是，當這一系列事件剛剛發生的時候，各地的準備都不足，到處顯現出茫然不定的狀態。烏孫、大月氏這些地區對於漢朝茫然無知，充分證明此前的聯絡缺乏，更突顯張騫出使的歷史意義。周邊世界對漢朝的無知，不是偶然表現，同樣的故事在當時中國的西南方也在上演。

雲南、貴州地區，西漢時稱作“西南夷”。關於西南夷的經營，以張騫出使歸來為界，可分作前後兩個階段。根據《史記·西南夷列傳》的系統記載，所謂西南夷，“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地形複雜，居民散漫存在，或有君長，大約有上百個區域，其中夜郎和滇兩個小王國勢力最大。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攻打東越，乘機派番陽令唐蒙前往南越，施加政治影響。唐蒙在南越發現了一款食物，就是南越王吃的“枸醬”，而這種醬只有蜀地生產。這證明南越與蜀地是有交通的。唐蒙是有心人，回長安後專門找蜀地商人徵詢，商人的回答是蜀地的枸醬透過夜郎進入南越，夜郎雖然不是南越的臣屬，但南越對夜郎影響巨大。於是唐蒙向朝廷建議，透過巴蜀經營夜郎，進而影響南越。朝廷接受了這個建議，拜唐蒙為中郎將，率領軍隊從巴蜀進入夜郎，在南夷之地建立了犍為郡。唐蒙的成功激勵了蜀人司馬相如，他的建議也獲得支援，他受命前往西夷，說服當地居民，為蜀郡增添了“一都尉，十餘縣”。此後，西南夷幾次叛亂，朝廷又要經營北方，在公孫弘的建議下，漢朝停止了經營西南夷。根據《資治通鑑》的說法，這是元朔三年（前126）年初的事。

西漢西南部地圖（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經營西南夷第二階段，是張騫出使歸來之後。《史記·西南夷列傳》有載：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裡，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於、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

這也是由一件商品引發的道路探索活動，因為搜尋範圍太大，可惜最後沒有成功。此事史書記載時間不詳，《通鑑》敘述於元狩元年（前122）。張騫在大夏見到的蜀布、邛竹杖，明確是蜀地產物，是從身毒（印度）轉手貿易而來，那麼蜀地與身毒有道路相通的推論自然是成立的。從方位上推導，繼續向滇（雲南）方向探索也是正確的。但跟唐蒙的順利相比，這次探索沒有成功。對於漢朝的這個探索，西南夷方面支援不力，這也是半途而廢的部分原因，而最終西南夷問題的徹底解決，是在南越亡國之後，即元鼎六年（前111）。

西南夷不配合西漢的道路探索，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也不瞭解漢朝。《史記·西南夷列傳》留下一個著名故事，充分反映問題的本質：

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

在當時，這種情況很普遍，不能簡單地看作無知。《史記》已經進行了自然而然的解釋，因為道路不通，所以才會發生這樣的故事。十年之後，西南夷之地都成為漢朝的郡縣。夜郎，位於貴州六盤水市東南、安順市西南。滇即昆明湖，今雲南大理。西南夷的故事，發生在中國內部，對比張騫在絲綢之路上的故事，應該理解那個時代的基本情形：缺乏交通，缺乏瞭解。面對中國的崛起和積極探索，周遭的反映是茫然無知。張騫的遭遇很正常，也正因為如此，才彰顯出張騫出使的重要性。

四 結論

如今我們研究絲綢之路，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並重。考古資料能夠補充很多新的資訊，如甘肅出土的漢簡等。考古資料證實，張騫出使西域之前，中原與西域的聯絡是廣泛存在的。王炳華先生指出：“可以肯定，在公元前1000年的周秦時期或其以前，自陝西通向西方的絲綢之路，已經實際存在。只不過主要還是處於一種自發的、民間的、無組織的狀態，因此在官府文件中少見反映。”因為聯絡的主體不是政府，所以沒有納入國家的記錄體系，不能廣為人知。既然有聯絡，就應該有交通道路，有學者指出：“越來越多的考古材料雄辯地證明，遠在鑿空前的若干世紀，西域就同內地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但就當時的基本情況而言，隔絕性畢竟是主要的，張騫出使之後，中原與西域的交通才進入新的時代。

張騫出使之前，中原與西域的貿易聯絡廣泛存在，但這絲毫不能降低張騫出使的意義。貿易關係以商品為主軸，絲綢之路上主要是轉手貿易。一件具體商品只要有價值就會不停地進行轉手交易，商品所攜帶的文化資訊，在不停地轉手之後只能不斷地消耗甚至消失。以來自中原絲綢的貿易而言，西方有關絲綢的資訊長期處於混沌狀態。有關中國的知識，同樣長期模糊不清，這與轉手貿易的方式關係重大。當然，進步是存在的，有關中國的知識，羅馬時代就比古希臘時代進步很多。

更重要的是，商人與使者所注意的問題焦點不同。商人更關心的是商品和貿易問題，而使者卻關心國家層面的問題。中原獲知的西域各國資訊，幾乎都來自張騫的報告，從中不難看出張騫關注的焦點問題。以安息為例，瞭解張騫的觀察。其文曰：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裡。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裡，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裡。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

先是國家的方位，然後是各國的空間關係，再次是物產、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情況，商業、貨幣和文字，都在張騫的視野之內。這些，通常都不是商賈之人所注意的。不僅是各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張騫還有超越國家的抽象總結，最著名的就是“土著”與“行國”國家型別說。日知先生高度評價張騫的這個型別說，認為是兩千年前提出的重要政治學概念。

根據《大宛列傳》的記載，土著之國有大宛、安息、條枝、大夏，行國有烏孫、大月氏、康居、奄蔡。這個觀察和結論很重要，改變了中國對西域的基本認識。漢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前178），匈奴單于來信相吿，匈奴打敗月氏，控制西域，其文為：

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

這是西漢獲得西域資訊很重要的一封信，其中也不乏誤導，即西域各國都是“引弓之民”。文化型別異同，自然影響國家政策。按照過去的印象，西域都是引弓之國，西漢政府自然興趣索然。現在張騫報告，西域不僅有引弓之國即“行國”，也有冠帶之邦即“土著”或城郭之國。張騫於是建議“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這激發起漢武帝的帝王雄心是一個方面，當時中國對城郭之國的文化親近感才是西漢經營西域的政策得以持續不斷地堅持下去深層原因。

張騫出使西域，戰略目標是匈奴，即使是匈奴人，也對絲綢之路多有貢獻。然而，這些事實都無損於張騫出使西域的偉大意義，因為張騫之前畢竟以封閉阻塞為主，所以張騫出使才被稱作“鑿空”。張騫出使西域，是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作為中國的正式代表，張騫出使西域是中國與西域（西方）世界正式接觸、相互往來的開端。歐亞大陸作為當時人類活動的主要舞臺，正式互通訊息，開啟了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大門。彼此隔絕的時代結束，世界一體化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作者孟憲實，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註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老？胡

校審：水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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