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的書畫與行醫

《太醫院吏目沈君傳》載於明顧苓的《塔影園集》。塔影園在蘇州虎丘，初為文徵明之孫文肇祉營構的別墅。文、顧二家有舊，顧苓外祖即為文徵明孫婿、文震孟姐夫。明亡後，顧苓從松陵趙氏手中得到此園，苦心經營，成為一時文人雅集之所。應當說，雖同為大明遺民，顧苓既不同於銳志經濟之學的顧炎武，也有別於獻身光復大業的陳子龍，其行事更多帶有晚明江南文士風雅蘊藉的格調，雖然內心不無沉痛悲愴，但是寄意所在，仍在詩文書畫等文藝領域——顧苓本以篆刻大師知名於當世。《塔影園集》作為他的一部詩文集，也浸染著這種氣質。其中最知名的當屬《東澗遺老錢公別傳》與《河東君傳》兩文，也成為研究錢柳故實者經常取資的文獻。

與之相較，《太醫院吏目沈君傳》無論就內容還是篇幅而言，都是一篇小文。太醫院，本非朝中重要機構；吏目，則又是此機構中的低階人員；至於其傳主沈頲，亦非當時很知名的醫家。《古今圖書整合·醫部全錄》之“醫術名流列傳”載有此人，從《蘇州府志》與《吳縣誌》中輯錄了簡單的兩條，說他“得東垣派，為吳名醫”，“品行高雅，士論重之”。沈頲《病機匯論》十八卷傳於世，以匯錄前人醫說為主，現代有點校本。因明代江南醫家極多，有新意發明者亦不少，沈頲並不算其中很突出的。

顧苓此傳篇幅也不長，開篇說沈頲自幼喜醫，術業高明，並特為敘述明末戰亂之時的情狀：“居數年，而天下方亂，兵駐蘇州，無貴賤主客文武，悉就君及錢塘劉默生所，治病各有騐，精良，兩人齊名。”劉默生即《證治百問》的作者劉默，由錢塘遷居蘇州。據傳文所載，劉默暴病身亡後，沈頲遂獨自為蘇州人診病，並著書立說。庚戌年（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沈頲“受戒於靈巖儲和尚，作出世因，明年正月遂卒，年六十有九”。“靈巖儲和尚”當為蘇州靈巖山寺住持弘儲法師，他交遊廣泛，弟子多東林一系之江南名士。沈頲從其受戒，也反映出內在的心志，雖謂之“出世因”，實應不無“入世”之緣。

隨後，顧苓之筆從行醫上轉開：“君寫字賦詩，畫山水小景，皆有法，以治病掩其它長。”沈頲擅長詩書畫，正是晚明文人詞客的常格，表明他不僅僅是醫家，更為雅士。顧苓進一步溯及沈氏之家世：“君始祖孟新，其弟孟淵，生當國家隆盛之時，為吳中風雅之祖。”沈頲的始祖名沈泓（字孟新），其弟沈澄（字孟淵）為明初山水畫家。更有名的是沈澄的後代：“孟淵子貞吉、恆吉，恆吉子周，世所稱石田先生，代有清操隱德。”貞吉、恆吉為沈澄兩個兒子沈貞與沈恆的字，他們也是有名的山水畫家，徐沁《明畫錄》謂之：“兩沈並列神品，壽俱大耄。”而沈恆之子乃是赫赫有名的沈周，吳門畫派開宗者，明四家之一。沈澄這一支，可謂畫家輩出，寓情山水，遁居不仕，即顧苓所言之“代有清操隱德”。

相較而言，沈泓這一支則更偏於仕進：“孟新之孫鎧，中成化壬辰進士，官禮部主事，主事曾孫柱臣，以明經司訓滁州，實生公。”主事與教諭都不是什麼高階官員，但總算是躋身宦途。不過，“二百年來，幽閨婦女，草野小人皆知石田先生，而學士大夫不能舉禮部主事名”。此固然因為主事並非大官，但顧苓更重要的用意在於強調隱逸處士是能夠在世間獲得更多認可的。而沈頲亦好詩文書畫，雖掛了個吏目之名，但並未實際赴任，所以也是不樂進取之士，不大像祖上沈泓一支，倒有沈澄一支的風格，所謂“名士風流，在此不在彼也”。

可以說，顧苓在沈頲乃至整個沈氏家族那裡，獲得了一種精神共鳴，因為他自己不但是流連詩畫的風雅之士，也是一個毅然拋棄了功名的人。這篇傳記一個真正有意味的地方——雖然未必是顧苓本意——在於醫家與畫家的並列。明代以來，江南文風頗盛，文雅之士濟濟，但進身仕途的機會畢竟相對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書畫和行醫就成為文士可能躋身其中的兩個領域。一來這兩個領域都需要相當的文化素養，二來也都可以體現出一定的精神性內涵。

就繪畫尤其是山水畫而言，文人式的情懷、意境、趣味可以充分地投注其中。至於醫學，則可與天道相連，更不用說懸壺濟世自古就是一種富於道德感的職業。雖然就社會整體層面而言，相較於為官，繪事與醫事終究還是在地位上低了一層，但畢竟不失為文士可以從事的領域，也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滿足其文化尊嚴與自我認同。

不過，若從繪畫與醫學自身的角度來看這個現象，則又多了一個複雜的面向。蓋因文人不論對其如何“雅化”，都得面對這個現實：這些領域原本對於技藝有很高要求，需要從業者像匠人一般長期磨礪自己的手藝，而這又是與傳統文人清雅高蹈之作風有所牴牾的。現代有研究者批評文人畫家的“業餘”，認為他們在筆墨基礎有欠的情況下率意而作，從而損害甚至遺失了真正的繪畫傳統。

至於醫學，徐靈胎早就批評“文人墨客及富貴之人，文理本優，偶爾檢點醫書，自以為已有心得”，旁人見這些人有學問，十分信從，專業醫家因學問不夠，也辯不過他們。這些文人“遂肆然為人治病，愈則為功，死則無罪”，“更著書立說，貽害後世”，真可謂“涉獵醫書而誤人”（《醫學源流論》）。

毋庸置疑，文人的關注與參與極大提升了繪畫與醫學的文化地位，豐富了其文化表達。不過，繪畫與醫學的技藝性根基同時也可能受到了挑戰。在這一程序中，文雅與技藝究竟是兼顧彼此還是顧此失彼，確實是一個關鍵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僅指向這些專門領域本身，同時還關涉傳統文化中的“物之序”，此乃更高層面的“在此不在彼也”。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中西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