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方使臣覲見清朝皇帝的禮儀，看大清由盛變衰的過程

根據清史稿記載，西方開始入貢是在康熙初年，由朝廷負責接待，但禮節與各藩國稍有不同。比利時布魯塞爾傳教士南懷仁，1658年來華，由於他精通天文，曆法、擅長鑄炮，所以康熙帝賜他主管欽天監，官至正二品工部侍郎，而且他還是康熙皇帝的科學啟蒙老師。在內廷召見時，

允許他侍立回話，不用行拜跪禮。

雍正年間，羅馬教皇派遣使者來京，

清世宗加恩允許其使用西洋禮，並且與教皇使者握手

。但最終結果確實不歡而散，因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二世（Pope Clement XII，1730年-1740年在位）認為結合中華禮制的“嘉樂八條”與天主教義不合，宣佈予以廢除。引得雍正帝大為不滿，並親下諭旨說：“

中國有中國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於中國，亦如中國之教，豈能行於西洋？！

”之後雍正帝下令禁止西方在華傳教。乾隆時期，雖然傳教士雖在宮中受到很高禮遇，但仍不能在華展開傳教。嘉慶、道光兩朝繼續執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國只能採取地下發展的形式。

乾隆朝後期（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使馬格里（馬格爾尼）帶領商隊，科學家，醫生等八百餘人入覲（清廷方面翻譯成是英王補祝乾隆八十大壽）。實際上英國本意是借乾隆八十大壽派使團來華進行外交，貿易談判，而乾隆皇帝卻認為是英國不遠萬里前來“祝壽朝貢”，他高興的令沿海各督撫“委員照料護送進京”，一開始雙方的認識就不在一個基點上，所以這種誤解導致了雙方在覲見禮節上的爭論。

朝廷禮部官員與馬格爾尼（馬嘎爾尼）使團商議覲見皇帝的禮儀，即需要向大清皇帝陛下行三拜九叩大禮，但馬格爾尼以覲見英王用單膝跪地禮為由，拒絕行叩拜之禮，經過多次激烈的爭論（甚至斷糧，跪下親皇帝手，掛出英王畫像同等行禮等等），最後朝廷同意英使團使用單膝跪地的西禮參拜皇帝（親吻乾隆皇帝手被嚴格禁止）。

到了咸豐，同治年間，由於國勢衰敗，屢敗於西洋。外國使臣便經常請求入覲皇帝，但當時以西方禮制怪異無禮，被清廷拒之。同治時，英、法兩國使臣四次請求覲見，均沒有給其迴應。英法對清廷曰：

希望快速的和清廷修好，阻止兩國覲見皇帝，是清朝沒有給與應有的“待客之禮”也

，英法使言“

若入人家室，不得一見主人以溫言相待，來者豈能釋然於心乎？

”（強盜邏輯）。

同治十二年，穆宗親政，泰西（中歐地區各國）眾使臣請求瞻覲皇帝，並呈送國書。希望用西方禮節拜見皇帝，行三折腰禮（三鞠躬），朝廷商議之後覺得所行禮儀不妥。在表示極為遺憾的同時，另一方面又表示：“

大清國大皇帝願見本國全權大臣與否，自然可以自主，本大臣等欽奉我大皇帝諭旨，斷無以此勉強貴國之意”

。

直隸總督李鴻章上書建議朝廷：“

先朝召見西方使節時，那時各國未立和約（沒有外交關係），各國使者沒有常駐京師。先朝國勢雖強，也比不上今日大清（拍拍馬屁）需要按照我大清會典中“升殿受表常儀”的禮儀。然而嘉慶年間，英使來朝，已不行三跪九叩禮，其後就成為了約定，國家間的禮節對等，不便再以屬禮為牽絆。拒而不見，似於情理間不合適。糾結跪拜之禮，又似所見不廣。看在他們禮敬有加的份兒上，當寬恕其禮不足。最好商議訂立條規，使之遵守。各國使者前來，能見一次的不用再次復見，能一時同見的，不用再單獨求見，應當可以杜絕他們的覬覦貪婪之心。並且禮儀也應該根據情況變通，我大清朝對待屬國有禮法的定製，但是待其他國家卻沒有定製禮。近今頻繁的簽訂商約，實數千年變局，國家也沒有制定相應的禮制，列祖列宗也沒有預先定立這樣的禮經，所以斟酌現在的時勢，權宜以樹準則。”

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奕訢，也多次與外國使節覲見清帝行拜跪之禮進行了申辨，１８６８年，中英修約，清總理衙門與外國修約第一條就是“請覲”問題。其中在《條說》稱：“

咸豐十年，與各國換約，英、法皆請呈遞國書。照會數次，竟以儀節未定，事不果行。今以皇上衝齡，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因之停罷，彼即以阻其入覲，為不以客禮相待，時來饒舌，言多憤激。雖曾以如欲請覲，必須行跪拜禮為說，彼即堅稱並非屬國，不能改從中華儀節，而終不肯謂覲可不行”。但各國使節都堅持拒絕行跪拜禮，難以改變他們的想法，所以奕訢上奏，請求下明諭允行。為了給自己留出迴旋的餘地，也只能“惟以應候聖裁，應先議禮為說”。

經過多次協商，最終清廷同意外國使節覲見皇帝“不行跪拜”大禮，而是在西方三鞠躬禮之上改為五鞠躬禮。其次外國使節覲見時只可禮貌性的致辭而不能涉及具體事務，如“

遽然奏陳，國主亦可以禮謝卻

”，最後外國使節應遵守“

同見之例，遲早恭侯，諭旨遵行，不能一人隨時請覲，用昭鄭重。”

1873年夏（六月壬子）日本國使臣（副島種臣），俄國使臣（倭良嘎哩），美國使臣（鏤斐迪）、英國使臣（威妥瑪）、法國使臣“熱福理”、荷蘭使臣（費果蓀）暨翻譯等九人在紫光閣覲見同治皇帝並呈國書，

依照商定的五鞠躬禮儀覲見，在接見外國使臣時，同治帝很輕鬆隨意，還賜使臣酒。各國使臣向同治謹致賀辭，同治皇帝也“溫語慰問”（起居注載）。

“

使臣初至，始覲見，餘則否。

”之後親奉國書者按照這樣的禮儀。覲見前要先期繪圖進行演示練習，在何處覲見，定在什麼日期覲見，需要候旨而行。

光緒十六年，清駐英使臣薛福成奏陳：“

各使覲見，須定明例。凡使臣初至一國，其君主都要接見慰勞，使臣覲見完畢，鞠躬退，對話不涉及公事，此通例也。頃聞駐京公使，以未蒙晝接，不無私議。昔年英使威妥瑪藉詞不令入覲，致煙臺條款多要挾，靳虛文而受實損，非計之得。今宜循同治十二年成案，援據以行。若論禮節，可於召見先敕下所司，中禮西禮，假以便宜。如是，彼雖行西禮，仍於體制無損

。”等等，在這之後遂為覲禮節的定例。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庚子之變後，八國聯軍“擊敗”拳匪，清廷顏面掃地，威望無存。

在京的各國使臣要求更改覲見禮節，各使臣一同覲見時地點必在太和殿（外朝最高等級的殿宇），一國使臣單行覲見的地點必在乾清宮（內廷最高等級殿宇）。

還要求

各國使臣進宮呈遞國書，乘與往返，直到宮殿門前降輿，禮成送歸。齎奏國書，必自大殿中門而入，清廷皇帝還必須親自接受國書。而後在乾清宮大擺宴席，清廷皇帝必須入座陪同。隨後又把各國一同覲見的地點由太和殿改成了乾清宮，還要用黃色的轎子接送。

慶親王奕劻等表示不能每事曲從。遂與各使磋商，歷時數月，只把使臣乘坐黃轎，覲見地點太和殿，和乘轎在宮殿階前降輿的這三項給改了，才稍稍平復了朝中的爭議。

所謂弱國無外交，清朝中前期，大清國勢強勢，開疆拓土，無有敢逆朝廷禮法制度者。到了中後期，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外國使節覲見清朝皇帝的禮節變成了“協商”處理，到了清朝晚期，隨著庚子之變，八國聯軍進京，清廷割地賠款，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覲見皇帝的禮節和地點已經完全由“外國使臣”來定了，可謂“喪權辱國”到了極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