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百年曆史，回望普列漢諾夫的生平與思想

前言

普列漢諾夫的一生與俄國革命息息相關

。無論他的理論與實踐、成功與失敗，都只有放在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背景下才能更好地加以理解。然而，歷來研究普列漢諾夫理論活動者居多，研究其政治活動者相對較少，且多侷限於對他個人功過是非的評價，缺乏對俄國革命歷史特點的深入把握。

鑑於此，本文力圖從俄國革命的內線上索出發，重新考察普列漢諾夫的政治活動，並希望從這種再考察出發加深對俄國革命特點的認識。一普列漢諾夫由民粹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組織

“勞動解放社”為起點，揭開了俄國革命史上新的一頁，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

但這一事件是在怎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一般研究都沿襲如下解釋：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發展迅速，工人階級力量不斷成長壯大。民粹派已日暮途窮，時代迫切需要新的學說來指導新的革命運動。

普列漢諾夫的轉變和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開始正是上述現實的必然結果

。這種說法的問題在於：它用一般的理論推斷代替具體的歷史分析，與實際情況不甚相符。進行具體的歷史分析，要首先考察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

1861年的改革為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開闢了道路

，但前30年發展並不順利。一方面是由於技術水平的落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前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普遍存在、根深蒂固的官僚制度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設定了重重障礙。

19世紀60年代以後

，陸續建立起了一系列對資本主義具有重要意義的工業部門，但是，先進技術的應用仍然十分遲緩，即使最早使用機器的棉紡織業，也是到了19世紀70年代之後才逐步淘汰手搖紡織；至於採礦業等部門，直到19世紀90年代以後才逐漸實現技術更新。

由於機器大工業遲遲難以建立

，家庭手工業和分散的工場手工業長期佔據重要地位。在商業中，資本主義的銷售市場由於受到自然經濟的抑制，在19世紀60—80年代擴充套件得並不快，且極不穩定。

在農業中，許多省份普遍存在著工役制和對分制對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侵入

，對資本主義發展起到了一定阻滯作用。所以事實上，在19世紀60—80年代的國民經濟生活中，資本主義與前資本主義關係新舊參半、彼此交織，並未顯示出明顯優勢。

特別是從19世紀80年代初開始

，以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繼位和1882年經濟危機為標誌，俄國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持續十年左右的停滯期。與上述經濟情況相聯絡，在此期間，俄國產業工人數量有一定增長，自覺性也有所提高，但尚未在政治上形成一個獨立的階級。

大多數工人具有濃厚的農民意識，對政治生活表現淡漠，少數工人組織雖已在一些工業中心出現，但基本上處於民粹主義影響之下。對照以上事實，用19世紀80年代初俄國的經濟和階級狀況論證普列漢諾夫的轉變，未免有些牽強，因為這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論證，並不符合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

其實，列寧的相關論斷早已把這一問題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在1884—1894年間，“社會民主黨是在沒有工人運動的條件下存在的”，“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學說也是完全不依賴於工人運動的自發增長而產生的，它的產生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結果”。

這句話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即與其機械地把普列漢諾夫創始的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歸之於當時的經濟和階級狀況，不如到俄國社會思想史的發展中尋找真正的原因。

眾所周知，從19世紀中期開始，幾代先進的俄國知識分子為探求本國人民的自由幸福，付出了艱辛的思想努力。

他們中如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和19世紀70年代的民粹派等存在鮮明特點：一方面確信本國可利用自己的獨特條件（農村公社）走不同於西歐的獨立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又如飢似渴地尋求西方的最新思想成就，希望兩者結合使俄國跳過資本主義苦難，直接跨向社會主義。

這種獨特的思想混合在19世紀70年代民粹派那裡表現得最為突出

。當時的民粹主義理論家在大力宣揚其落後小農的理想時，幾乎又都存在著馬克思學說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介紹、引證馬克思成了19世紀70年代俄國思想界的一種風尚。

這也就不自覺地為克服民粹派自身的錯誤提前準備了批判武器

。普列漢諾夫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投身政治事業的。他的早期著作已顯示出他對馬克思主義有相當瞭解。隨著民粹運動的不斷受挫，少數先進知識分子必然會對自己之前篤信不疑的學說產生懷疑。

大約在19世紀80年代初

，格列布·伊萬諾維奇·烏斯賓斯基就在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展現了被民粹派奉為神聖的俄國農民實則多麼愚昧落後，而普列漢諾夫、阿克雪裡羅得等人則在思想上對以往的信條提出了質疑。普列漢諾夫等人正是藉由先前俄國思想界已取得的成就，在反思中很快走向馬克思主義。

按照“勞動解放社”最早成員之一列·格·捷依奇的回憶

，普列漢諾夫是從1879—1880年對民粹主義產生懷疑的。在1880年初發表的《土地公社及其可能的前途》一文中，普列漢諾夫在維護民粹派正統觀念的同時，對村社被資本主義壓力完全摧毀的可能性表示出深深的憂慮。

面對令人困擾的問題

，普列漢諾夫經過兩年多的細心鑽研，終於確認，馬克思主義才是唯一能使他脫離迷宮的“引路之線”。1883年，他提出，應該對至今仍在革命陣營中佔絕對優勢的民粹主義理論作系統的批判的評價，並於同年，與其他四人一起組織“勞動解放社”。

綜上所述

，造成這種思想轉變的決定性推動力，完全是俄國政治運動和思想演變史與西歐先進思想之間互動作用的結果，而非因所謂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這種籠統的說法。換句話說，當普列漢諾夫轉向馬克思主義時，他在事實上已超出了本國的經濟條件侷限，獲致了整個世界的先進精神成果。

從普列漢諾夫這一思想轉變可以看出

，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具有“超越式發展”的基因，這也和當時第二國際所倡導的進步主義歷史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二上述背景決定了1880—1890年間普列漢諾夫一生中最光輝時期的理論及政治活動的基本方向和麵貌。

普列漢諾夫所擔負的任務是

，要在俄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和工人階級真正獨立走上歷史舞臺之前，預先證明歷史必然性及其使命。這無疑是一項艱鉅的工作。

這項工作具備兩個特性：第一，必須把重心放在理論方面，因為理論活動本身就是這一時期最大的政治；第二，在理論方面又不得不偏重於哲學，因為時代條件並不充分，不足以從純經濟角度來證明資本主義的必然前提和可能性，而哲學則能從事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總體把握中，為社會分析提供一種抽象但極其有用的方法。

普列漢諾夫有豐富的哲學素養

，所以，正是他而不是“勞動解放社”中任何其他人，能夠在那個實際經濟水平遠遠不足的年代有力地證明俄國社會發展的未來趨勢。許多人對此不以為然，責備普列漢諾夫一開始就偏重於哲學的抽象性，忽略了實踐的具體性和特殊性，甚至認為普列漢諾夫對辯證唯物主義的強調犯了和第二國際同樣的錯誤，即都屈從於一種消極的宿命論。這種看法恕難苟同。

事實上，

普列漢諾夫對唯物史觀的認識在《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這一文字中闡釋得十分清楚。他認識到，正是因為馬克思的學說發現了鐵的必然律的支配作用，才使人有意識於必然的作用範圍，並在一定程度上獲致超越必然的可能。

在這一過程中，人類的理性不會停滯於已有的現實;相反

，人的理性將能動地作用於外部環境，將現實更為合理化，並服從於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要求，“只有在認識必然性本身的內部規律之後，只有在必然性本身的力量戰勝必然性之後，人類的理性才能對盲目的必然性高奏凱歌，所以發展知識、發展人的意識是思想家最偉大最崇高的任務”。

據此可知

，普列漢諾夫對唯物史觀的理解非但不是消極的歷史宿命論，反而是十分積極的歷史理論，它高揚人的理性，賦予人在歷史創造中至高的主體地位。

那麼

，普列漢諾夫是怎樣藉由唯物史觀來分析俄國資本主義道路的呢

？首先，他依據唯物主義歷史觀，直接把問題由主觀領域轉移到客觀領域。俄國是“必須”還是“無須”經過資本主義

？

面對這一民粹派最喜歡爭論的問題

，普列漢諾夫認為，問題的提問方式本身就錯了，即問題不在於願望如何，而在於歷史事實如何。正確的做法應是去研究實際的歷史情況並理解其發展程序。

然而，

當時的俄國經濟新舊雜陳，只從現象來看，具有諸多發展的可能。民粹派理論家正是據此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的必然性。針對這種現象，普列漢諾夫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指出，沒有靜止的東西，一切都在永恆的運動中。

這便要求研究一方面應以“現實的實際的程序”開始

，對事物做最具體、最嚴格的經驗性考察，另一方面又要懂得“社會生活中的諸現象只有在運動中，在自己的發生、發展和沒落過程中方能被理解”。

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賦予了普列漢諾夫以一般經驗觀察無法企及的眼光

，使他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便看到了它的未來。例如，當時俄國資本主義的確很大程度上依靠國家扶持，民粹派由此認為資本主義在俄國是沒有前途的。

但普列漢諾夫指出

，任何新的經濟和階級關係起初都處在舊的關係中，是依靠舊有的“營養液”成長起來的，如果由此斷言新的關係是毫無希望的，便“等於不懂得歷史”。

在資本主義的銷售市場問題、農村公社的發展方向問題以及其他諸多問題上，普列漢諾夫都是依靠辯證法的科學邏輯戰勝了民粹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