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常識：所謂“風雅頌，賦比興”都是指哪些內容？

風雅頌分別指什麼國風

古代文學常識：所謂風雅頌，賦比興都是指哪些內容？

風雅頌，賦比興

所謂風、雅、頌，是指《詩經》按音樂劃分的三個類別。“風”是指國風，即西周時期各國的民間歌謠。“雅”，是周王京畿的樂歌，又分大雅、小雅。“頌”是形容、讚頌的意思，是當時統治者進行祭祀時的樂歌。所謂賦、比、興，是《詩經》主要的表現手法。“賦”，是鋪陳的意思，對事物進行直接陳述。“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興”，就是聯想，觸景生情，因物起興。這種藝術表現手法，是詩歌創作的主要形象化方法。

大音希聲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一種美學觀念。語自《老子·四十一章》：“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認為最美的音樂是自然全聲之美，而非人為的、部分之美。老子對於自然全美的提倡，對後來的文藝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成為文學家、藝術家所追求的一種崇尚自然天成、不事雕琢的藝術境界。

詩無達詁

詩無達詁，是古代詩論的一種釋詩觀念，發展為對詩歌及文藝的一種鑑賞觀念。語出董仲舒《春秋繁露》，“達詁”的意思是確切的訓詁或解釋。在藝術鑑賞中，由於詩的含義常常並不顯露，甚至於“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加上鑑賞者心理、情感狀態的不同，對同一首詩，常常因鑑賞者的不同而會有不同的解釋。所以，“詩無達詁”在後世被引申為審美鑑賞中的差異性。

文以載道

“文以載道”的文學觀點是宋代周敦頤提出來的。這裡所說的“道”，是指儒家的傳統倫理道德。周敦顧認為，寫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倫理綱常，為封建統治的政治教化服務；評價文章好壞的首要標準是其內容的賢與不賢，如果僅僅是文辭漂亮，卻沒有道德內容，這樣的文章是不會廣為流傳的。

涵詠

涵詠是指一種對文學藝術鑑賞的態度和方法。“涵詠”一詞，出現得較早，如左思《吳都賦》中已有“涵詠乎其中”。到宋代，程朱理學講到學習時，主張“涵詠”。朱熹有言：“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詠玩索，久之當自有見。”本指在學道時，心理狀態要從容不迫，沉潛其中，不斷玩索，自有所得。這就是所謂“優遊涵詠”，或“涵詠玩索”。“優遊”，即從容不迫。後來這一說法被廣泛地運用到詩文評論和鑑賞中，指對藝術作品的鑑賞應該沉潛其中，反覆玩索或玩味，以求獲得其中的三昧。

格調說

“格調”一詞源於南宋詩論家嚴羽。格調說由清康乾年間沈德潛倡導，主張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調的決定因素，認為創作要有益於溫柔敦厚“詩教”，有補於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故而歸之於有法可循、以唐音為準的“格調”。它與神韻說、性靈說、肌理說併為清代前期四大詩歌理論派別。格調說的創作多為歌詠昇平、應制唱和之類，具有維護封建統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另一方面他也提倡“蘊蓄”、“理趣”、詩的化工境界及重視作品主導作用等具有審美理論價值的有益觀點。

性靈說

性靈說是中國古代詩論的一種詩歌創作和評論的主張，是對明代以公安派為代表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詩歌理論的繼承和發展，以清代袁枚倡導最力。性靈說的核心是強調詩歌創作要直接抒發詩人的心靈，表現真情實感，認為詩歌的本質即是表達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說好詩應當“情真而語直”、“非從自已胸臆流出，不肯下筆”。

神韻說

神韻說為清初王士禎所倡導。“神韻”一詞，早在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中說已出現。但是一直到王士禎，才把神韻作為詩歌創作的根本要求提出來。他提倡詩要入禪，達到禪家所說的“色相俱空”的境界。認為植根於現實的詩的“化境”和以空空為旨歸的禪的“悟境”，是毫無區別的，而最好的詩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逸品”，特別強調沖淡、超逸和含蓄、蘊藉的藝術風格。

肌理說

清代翁方綱提出的詩論主張。他在《延暉閣集序》中說：“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其實際。”他還說：“為學必以考據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志言集序》）所謂“肌理”就是“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義理即思想意義，文理即組織結構，肌理即學問材料，肌理說將三者統一起來，認為作詩不在求神韻、守格調、談性情，而應以學問為根底。肌理說將詩歌創作引向了“考據入詩”的路套之中，使詩歌成為學問詩，背離了詩歌創作的藝術規律。他們這種“誤把學問當作詩”（袁枚《隨園詩話》）的創作態度也引起了同時代人的嘲笑和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