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說伊斯蘭教在麥加的誕生，是世界宗教歷史的重要篇章？

引言

為何說伊斯蘭教在麥加的誕生，是世界宗教歷史的重要篇章？首先，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需要知道，新興的伊斯蘭教是半島原始宗教信仰的革新。然而，伊斯蘭教的興起不僅是阿拉伯人精神層面的發展，還包含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思想的演變。

在阿拉伯人由部落社會向封建國家的發展中，四大哈里發時期的政治儘管帶有濃厚的原始民主色彩，

但是，伊斯蘭教在阿拉伯社會中與政治是密切聯絡的。

在先知時代的宗教社團中便蘊含著國家政權的基本因素，宗教旗幟下的聖戰思想也由四大哈里發時期的阿拉伯人所繼承。在傳播伊斯蘭教的對外征服中，國家版圖擴大，民族成分複雜，社會文化需求增加，波斯人

以被

征服者的身份進入阿拉伯社會，在不同行業和層面發揮他們的文化優勢，在尋求生存的融合與反抗中改變著阿拉伯國家的程序。

伊斯蘭教與阿拉伯國家的興起

公元

7

世紀初，伊斯蘭教的誕生不僅是麥加社會內部發展的結果，過去諸多世紀的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也為麥加社會注入了不同文明的新鮮血液。

文明交往中所產生的思想碰撞和物質交換則為伊斯蘭教奠定了文化和經濟基礎。

一方面，商業貿易促進了麥加社會新商業貴族的發展，這一新興階層

挑戰著

氏族部落制度和原始多神教，加快了麥加社會乃至阿拉伯半島的社會演進步伐。

麥加在東羅馬與波斯的戰爭中採取中立

政策以

發展商品貿易，在兩大帝國的軍事鬥爭中，麥加商人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收入，剩餘資本的增長衝擊著原始公有制財產關係，促進了私有觀念的萌芽。

貿易活動的個體化傾向往往將財富集中到部分人手中，引起社會的貧富分化，進而改變不同群體的社會地位。

麥加商業興盛時期，古萊氏部落的氏族群體分化加劇，一些氏族因成功的貿易而積累了財富、提高了社會地位

，而另一些氏族因貿易失利瀕臨破產、社會地位下降。例如

“香料集團”中舍姆斯氏族的阿布·蘇福彥便是麥加最著名的富商之一，先知的伯父阿拔斯也是鉅富，擁有大量金銀貨幣併發放高利貸。

相

比之下，此時的雜湊姆氏族日漸衰微，社會影響力遠不及商業貴族。新興的商業貴族與舊氏族權貴之間力量的消長變化引起雙方的矛盾衝突，這種社會矛盾已經不再侷限於氏族之間，在氏族單位內部的對立也日趨激烈。

另一方面，思想領域的新觀念成為伊斯蘭教產生的宗教先導。

伊斯蘭教興起之前，猶太教和基督教已經傳入半島的葉門和葉斯里卜等地，

這兩大一神教中關於創世、復活、天堂地獄和賞善罰惡等教義在以原始多神教為主的半島上傳播開來，

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衝擊著阿拉伯人的宗教觀念，啟蒙一批阿拉伯智者對多神信仰的反思和創新，在公元

6

世紀末出現的哈尼夫運動便是挑戰原始宗教體系的典型。

這些阿拉伯人倡導放棄原始崇拜、強調一神信仰。該運動的阿拉伯人不再滿足於傳統的多神崇拜，他們主張恢復阿拉伯人歷史上曾信仰過的易卜拉欣的宗教

，

並且採取苦修的形式拯救靈魂。

“哈尼夫”在阿拉伯語中意為“正統、正確”，因《古蘭經》中曾使用“哈尼夫”（正教）來稱呼易卜拉欣，所以這一追求活動

叫作

哈尼夫運動

，

也叫作“正統派”活動。

具有“哈尼夫”思想傾向的人多是隱士或修士，隱居山洞，冥想修行，他們批判多神教，發展了模糊的一神理念。

麥地那時期，伊斯蘭國家世俗權力正在逐步形成，先知穆罕默德除了擁有規定宗教義務和闡述信條等權力之外，還具有在烏瑪機構內部的諸多世俗性權力。

第一，仲裁權。在當時的麥地那，無論是來自麥加的遷士還是本地的輔士，穆斯林信徒以氏族為單位構成了烏瑪社團，以共同的信仰為橋樑。

麥地那的阿拉伯人突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的相互孤立，他們以兄弟相稱，履行同樣的宗教義務

，共同

遵守《麥地那憲章》的規定，而不同氏族之間發生糾紛時，不再申訴與各自的氏族首領，而是接受先知穆罕默德的仲裁。

《

麥地那憲章》第

42

條規定“烏瑪內部無論何時出現可能導致嚴重後果之糾紛，皆須訴諸安拉和穆罕默德仲裁。”《古蘭經》麥地那篇也提到“我確已降示你包含真理的經典，以便你據安拉昭示你的

（律例）而替眾人判決。

”這種裁決包含著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和對血親復仇的約束。

第二，軍事征戰。麥地那憲章規定了烏瑪成員須履行抵禦外敵的義務，未經先知穆罕默德允許不得擅自攻殺劫掠，

軍事征戰從部落時期的漫無原則轉為服從安拉事業的聖戰。

623

—

630

年之間，先知率領的穆斯林軍隊在半島內部與舊勢力的一系列軍事衝突大都是在討伐異教徒的旗幟下進行。

第三，稅收權。穆斯林繳納天課起初是一種表達宗教虔誠的自願行為，徙志之後，天課是穆斯林必須履行的義務，是國家稅收的原型。

遊牧人、商人和農民等不群體各自繳納不同的天課數目。

630

年征服麥加之後，非穆斯林群體若要得到安拉及其使者的保護則

須繳納

人丁稅。

天課和人丁稅的徵收是國家稅收制度從穆斯林向非穆斯林的延伸，擴大了穆罕默德世俗權力的範圍。

在國家管理方面，先知穆罕默德向各地派遣類官員性質的“瓦利”進行地方管理，是建立國家官僚體系的最初嘗試。

阿拉伯征服與薩珊滅亡

公元

622

—

632

年的十年間，先知穆罕默德在麥地那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府，並且透過一系列征戰鞏固新興政權。

在此期間，薩珊波斯與拜占庭的長期爭霸嚴重削弱了波斯的經濟，國內宗教矛盾和王位爭奪動搖了薩珊的王權。

儘管波斯統治者企圖挽回頹勢，但是延續400多年的大帝國已經內外交困，波斯對半島屬地的統治也已失控。

628

年，波斯駐葉門的總督與國內失聯，便投靠麥地那政權，皈依了伊斯蘭教，邊境的希拉王國也趁機取得了獨立。此後，在哈里發的帶領下，穆斯林軍隊在近

20

年的征服中將波斯帝國納入阿拉伯國家的版圖。

波斯人則以不同的身份成為阿拉伯人的臣民，二者被納入同一政治實體和宗教信仰中，阿拉伯人與波斯人的文明交往在廣度和深度上突破了前伊斯蘭時期的範疇，

二者之間的在文化上互相交融，在宗教上產生了不可分割的羈絆。

阿拉伯人的軍事擴張不僅是為了緩和半島內部的政治和部落矛盾，還因為幾

個世紀以來，東西兩大帝國不斷地爭霸戰爭使得阿拉伯政權感到再次被操控的可能。前伊斯蘭時期，東側的波斯人便掌控著邊境王國，佔領了葉門，東部波斯灣地區是波斯人擴張的目標之一。

波斯帝國的內憂外患

7

世紀

30

年代，波斯帝國內憂外患，如若喘息修養之後，半島地區可能再次成為帝國爭霸的工具，新興的麥地那政權或許將成為強國的傀儡。

因此，阿拉伯人趁兩大帝國衰弱之際先發制人發動征服，是出於政治安全的深謀遠慮，是具有一定防衛性的進攻行動。

此外，波斯是通往中亞和印度的重要通道，艾布·伯克爾曾致信瓦利德“向伊拉克進發，開通印度的道路，使波斯人及其控制下的各族人成為納稅者”，可見，阿拉伯統治者對於征服波斯也有一定的經濟動因。

阿拉伯人對波斯人的征服首先開始於臨近半島的伊拉克地區。

633

年，伊拉克邊境的舍伊班穆斯林中的木桑納和阿拉伯大將哈立德·本·瓦利德會師後共同發兵伊拉克。不到一年，

穆斯林軍隊打敗波斯邊防軍，奪得了安巴爾城，招降了希拉王國，伊拉克地區基本處於阿拉伯人的控制之下。

634

年，歐麥爾罷免了伊拉克戰場的主將木桑納，新任的伊本·麥斯歐迪在與波斯人的戰爭中全軍覆沒，挫傷了阿拉伯人征服波斯的信心。

公元

635

年，哈里發歐麥爾恢復了木桑那的指揮權，阿拉伯人在布威伯戰役中大勝，成功扭轉了伊拉克戰局。

637

年，在士氣高昂之時，歐麥爾任命賽耳德·伊本·艾比·宛葛斯繼續向伊拉克擴張，在希拉城附近的嘎底西葉戰役中重挫波斯軍，阿拉伯人此時

勢不可擋

，乘勝直奔波斯首府泰西封，經過兩個月的圍攻，佔領了該城。但是，波斯末代國王不甘屈服於沙漠蠻族，四年後再組近

15

萬大軍向西反攻。

公元641年，阿拉伯人擊敗波斯軍隊，至此，伊拉克和薩珊首府基本被阿拉伯人佔領。

644

—

654

年，第三任哈里發繼續征服了薩珊波斯的廣闊領土，向東佔領呼羅珊地區，波斯的西北領土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也納入阿拉伯帝國的版圖，波斯國王於

651

年被殺，薩珊王朝滅亡。

結語

總的來說，儘管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但阿拉伯人卻在薩珊境內遭遇到遠比在敘利亞和埃及更為頑強的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