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法蘭克——社群與基督教結合

法蘭克人崛起，併成為歐洲社會發展的主導者，是西羅馬帝國崩潰後歐

洲——地中海秩序體

系內部政治鬥爭的結果。然而它是出人意料的，是其它強勢集團政治鬥爭的副產晶。

或者說是拜占庭與東哥特人在鬥爭中兩敗俱傷，為法蘭克人的崛起提供了歷史性的機會。同時，法竺克人崛起的過程充分展現了歷史發展趨勢、地緣政治環境和政治力學在歷史與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意義。

法蘭克人是日耳曼族群中人數較少的一支，文化發展程度並不突出。公元

253

年，他們最終突破了羅馬帝國的萊茵河防線，進入了高盧地區北部

。

在歐洲向六世紀轉折的時刻，法蘭克人的數量只有

150-200 000

人，佔居民總數的

2%

。布羅代爾則估計

：

當時的法蘭克人可能僅

8

萬之眾了。然而，就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微小少數民族

，

給這個階段的整個世界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創造了一個絕無僅有的，能與羅馬帝國相 媲美的帝國。

顯然， 在法蘭克人崛起的過程中， 人口並不是法蘭克人的優勢，而文化就更談不上了。因為，在那個年代，他們剛剛脫離原始狀態，還處在軍事民主制時期，是無法在文化上與羅馬化的高爐相比擬的。

那麼是什麼使這個弱小的部族最終發展成歐洲的締造者和歐洲社會發展的主導者呢

？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難以解釋的“歷史秘密”。不過，我們還是有一

些歷史線索可以追尋的。

首先它與整個歐亞大陸西部的歷史發展趨勢有關

；

同時與法蘭克人自身的特點和所擁有的客觀條件有關

；

最後與當時的地區政治鬥爭形勢及力量對比關係的變化有關。

就當時歐亞大陸西部的歷史發展趨勢而言，羅馬帝國秩序體系及其文明的崩潰是不可逆轉的，而這個歷史過程形成的空白，將必不可免地要由在這個歷史時刻出現在這一地區的蠻族社會來填補。餘下的問題是，在諸多的蠻族社群眾中，究競誰能夠脫穎而出，成為地區發展的主導者。

就法蘭克人的自身條件來看，他們人數較少，而且地處偏遠，居於萊茵河中下游地區，並不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心。因此，當蠻族世界大遷徙的浪潮猛烈地衝擊羅馬帝國秩序體系時，法蘭克人並不是主角。

完全不能與西哥特人、汪達爾人、匈奴人以及後來的東哥特人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相比擬。或者說，由於自身的條件有限，他們的野心與覬覦也是有限的。

其興趣點長期侷限在高盧地區，從未覬覦過義大利，也沒由與真正的羅馬軍團交過鋒。相反，在抗擊匈奴大軍的過程中，他們是羅馬

人的同盟者。

這樣一

些特點，使法蘭克人在民族大遷徙的浪潮滾滾而來，蠻荒的歐洲變成了爭奪的熱土和血腥戰場的時候，處在了坐山觀虎鬥的位置上。

地緣政治條件與政治力學關係

在法蘭克人居住地以東，是大片的原始森林和強悍的哥特人。歷史經驗表明，大片的森林、沙漠與空氣稀薄的高原是人類社群活動的主要障礙，而海洋與河流則是人類社群活動的主要交通線。

在民族大遷徙的浪潮中，遷徙者的路線與自然地理狀況緊密相連。

一

望無際的原始森林和哥特人的頑強抵抗，擋住了匈奴大軍的鋒芒，使遷徙者在歐洲中部改變了路線，調頭向南，最終在多瑙河流域找到了發展空間。

遷徙路線的改變最大程度上減輕了法蘭克人可能面臨的衝擊和壓力，而使羅馬帝國和哥特人承擔起了全部抵禦民族大遷徙浪潮的重擔。愛德華·吉本在他所著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中記述了：

阿提拉統領的匈奴大軍在高盧戰敗後，路線變更的歷史場景，同時也記錄了法蘭克人加入羅馬帝國陣營，擊退阿提拉的史實。在法蘭克人居住的南面，是羅馬軍團力量日益萎縮的高盧地區，而西面和北面是大海，由海上而來的威脅

（

諾曼人

）

此時還遠未形成。

於是，這個偏遠的世界末端，就成了法蘭克人早期發育的保溫箱，為法蘭克人在血腥的年代裡做好戰鬥準備提供了足夠的時間與空間。

阿提拉暴斃是這個歷史階段的一個轉折點，它不僅直接導致了阿提拉王國的崩潰

和阿提拉威脅的消失，其實也是羅馬權利變更的基礎性原因。

匈奴大軍的威脅消失後，西羅馬帝國再次陷入了無休止的內部權力之爭，率領羅馬

——

蠻族聯軍擊敗阿提拉的政治與軍事強人埃提烏斯被皇帝謀殺，使羅馬再一次失去了一位擁有高貴羅馬血統的政治、軍事強人。

蠻族將領的勢力無形中得到了進一步 增強，羅馬人的政治勢力則因此被進一步削弱了。幾十年以後，蠻族出身的軍事領袖奧多亞克攫取了西羅馬帝國政權，並因此拉開了拜占庭與蠻族爭奪西羅馬帝國的持續半個世紀鬥爭序幕。

拜占庭與奧多亞克及提奧多里克的鬥爭，不僅使法蘭克人獲得了有利的戰略位置，而且為法蘭克人提供了廣闊的戰略空間。這

一

方面表現為法蘭克人的結盟取向炙手可熱，另一方面表現為歐洲腹地的權力真空狀態。毫無疑問，這為法蘭克人的發展提供了時間、空間與政治機會。

克洛維

公元

482

年，即西羅馬帝國事變六年之後，控制法蘭克部族的墨洛溫家族也發生了權力更迭，克洛維繼承了已故父親的職位和正在形成中的墨濟溫王朝，成為 法蘭克人的統治者。克洛維是

一

個雄心勃勃，並且處世靈活的人，對政治與社會也有相當深刻的理解。

這些品質最終透過他在位

29

年所取得的業績刻在了歷史的豐碑上。歷史學家對克洛維在法蘭克王國崛起過程中的作用問題上持基本一致的觀點認為：克洛維一生作了兩件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事。

第一，利用有利的時間、空間和形勢，積極向周邊的弱小地區擴張，征服了整個高盧，從而不僅奠定了法蘭克王國的基礎，也奠定了法蘭克人統治歐洲的基礎，從而為歐洲的蠻族化創造了歷史前提。

第二

，

五世紀末的某年，在征服高盧的過程中，他率領三千子弟兵皈依了正統的羅馬基督教，使法蘭克人因此融入了當時的社會潮流，奠定了法蘭克人統治歐洲的社會、文化基礎，並因此為歐洲的宗教化程序開闢了道路，因而成為推動歐洲歷史實現轉折的一位關鍵性人物。

克洛維時代的歐洲，政治形勢對墨洛溫家族的發展極為有利

：

一方面，以匈奴人為主導的遷徙浪潮隨著阿提拉王國的覆滅消退了，法蘭克人面臨的異族入侵壓力消失

；

另一方面，隨著西羅馬帝國的覆亡，兩股後續主導歐洲的政治勢力——

拜占庭和東哥特王國，捲入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爭奪義大利的鬥爭漩渦。

兩者不僅疏於對歐洲的控制，而且還要在某種形式上討好日益強大起來的法蘭克人，以爭取同盟者。法蘭克王國雄踞東哥特王國身後，無論是對拜占庭還是對東哥特王國都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

因此，東歌特國王提奧多里克透過聯姻的手段拉攏法蘭克人，而拜占庭則通同情法蘭克人奪取西哥特王國土地，透過自己在法統和政治方而的優勢拉攏法蘭克人。不過克洛維有自己的判斷和打算。

一方面， 他不想在當時力量對比的條件下，與提奧多里克鬧翻。因此在對待西哥特生國，以及與拜占庭結盟的問題上表現謹慎。因為，東哥特人視西哥特人為兄弟，西哥特王國是東哥特王國的天然的遺產。

不謹慎處置西哥特問題可能導致與東哥特土國的正面衝突。同時，拜占庭與東哥特王國面和心不和，利益多有衝突，與拜占庭走得過近必然會引起東哥特人的懷疑。

然而，另一方面，拜占庭是本地區的法統象徵，克洛維是羅馬帝國任命的高官，維持與拜占庭的友善關係顯然可以獲得政治

_

上的好處。同時，拜占庭出於削弱東哥特王國的戰略考慮，對法蘭克人攻取西哥特王國持樂觀其成的態度。

因此與法蘭克人也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顯然是法蘭克人不簽約的盟友。基於這樣的戰略態勢，克洛維基本上採取了左右逢源的戰略戰術。與拜占庭形成遙相呼應的鬆散聯盟，以牽制提奧多里克。

同時，在不過分激怒東哥特人的前提下，積極在高盧地區南部擴張。這樣，當克洛維去世時

（

公元

511

年

）

，法蘭克王國已經成為歐洲內陸的強權之一。而且，在征服阿拉曼尼恩

（Alamanen）

的戰爭中，克洛維最終完成了對法蘭克人意識形態的改造，使之皈依了基督教，為法蘭克人未來的快速發展作好了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準備。

法蘭克人的基督教化基督教自獲得合法地位以來就已經在高盧地區流行了。但法蘭克人一

直保持著羅馬帝國異教同盟者的身份，沒有改宗。直到

5

世紀末，法蘭克人的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在其它蠻族社群依然堅持傳統的情況下，集體皈依了基督教。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再現法蘭克人改宗的真實情形。因為我們迄今為止掌握的歷史資料並不可靠。據記載，當時法蘭克軍隊正陷於危機之中，克洛維的妻子進行了禱告，並許諾，如果基督顯靈，讓法蘭克人取勝，就皈依基督。結果法蘭克人獲勝。

克洛維相信，是基督在關鍵時刻拯救了他們，從而率領全體法蘭克戰士皈依了基督教。就蠻族社會這種戲劇般改宗的情節，愛德華·

吉本有這樣的評論

：

“影響野蠻人入教者的理智的不同動機不可能幾句話說清。

他們常憑一時心性，變化無常，

一個夢、一種徵兆、一種關於奇蹟的傳聞、某一位教士或英雄的行為、一個新教妻子的魅力。特別是，在危險時刻，在基督教的上帝面前所作的一次性靈驗的禱告或誓願，全都可以左 右他們的思想。

問題的關鍵是，像克洛維這樣的領袖人物是否也像普通民眾樣

， 。

在改宗的問題上全憑

——

時心性。克洛維是當時屈指可數的少數幾個敏銳而又善於謀劃 的蠻族領袖之一，與提奧多里克棋逄對手。

這樣

一個具有高智商的領袖人物應該是

一

個習慣於理性決策，而非感性決策的人。如果相信這樣的人也如普通民眾

-

樣處理改宗大事，我們接近事實的機率

-

定相當低。

不難想象，在文化發展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宗教在蠻族部落裡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部落文化的基本載體和凝聚力源泉。同時，它也是部落戰鬥力的主要精神支柱。

因此，改宗這樣的事在族群事務中決不可能是一件可以隨意處置的小事，而是驚大動地的大事。非出於必要，部族是不會輕易改宗的。提奧多里克領導的東哥特人在西羅

馬帝國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堅持不改宗，就是在這方面能說明問題的一個典型例子。

應該說，提奧多里克在統治義大利期問改宗，既有利於他在義大利政治地位的鞏固，也有利於發展與拜占庭之間的關係，更有利於在地中海與拜占庭競爭。然而提奧多里克卻堅持傳統信仰。

這表明，提奧多里克沒有感到改宗的必要性，或者說他認為應該在羅馬文化的海洋中堅持，甚至突出哥特人的特性。這既是實力地位的體現，也表現了他想與拜占庭皇帝平起平坐的觀念。

而克洛維率眾改宗，估計也有政治意圖

，

即，在與提奧多里克的競爭中使白己適應已經宗教化的高盧地區世俗社會，從而獲得基督教信眾的支援，同時拉近自己與羅馬教皇，以及與拜占庭皇帝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