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用古文字資料研究禮制——以《西周金文禮制研究》為例

金文又叫什麼文字

對於制度史的考索是歷史研究的基礎。記得當年李學勤先生曾經說過，希望能有學者利用古文字和文獻資料系統而深入地研究商周禮制。禮制史是制度史中的一個重要部分，研究難度很大，金文研究同樣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研究方向。將這兩個研究結合起來，近年做出優秀成績的著作裡，黃益飛的《西周金文禮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一書是比較突出的一部。

我第一次看到這部學術專著，是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參加馮時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答辯時，在會議室看到的。馮時先生告訴我，那是考古所申請職稱的學者所展示的成果。翻閱之後，我很感慨。眾所周知，考古所的金文研究是很有傳統的，大家輩出、成果豐碩，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是殷周金文研究的國家隊，一點也不為過。考古所的學者代有傳承，這部《西周金文禮制研究》應當就是所裡青年學者的重要成果之一。

由於研究方向相近，我認真學習了黃益飛的這部專著，很為這部書的學術功力之深、研究問題之精而感慨。我最近在很多場合都講過，制度史研究是認識古代中國的一把鑰匙。具體到西周時期，最重要的制度就是分封制度、宗法制度、禮樂制度。

我們知道，研究西周制度可資利用的研究史料大致包括金文史料、考古資料和傳世文獻材料。三者之中，金文和考古資料是第一手的史料，二者的史料價值最高。傳世文獻資料，如三禮，為研究西周禮樂制度提供了廣闊的制度背景，但是三禮成書複雜，哪些是真實的西周禮制，尚需認真辨析。

而金文史料和考古資料則受材料本身的限制，兩者所反映的西周禮樂制度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考古資料對於研究西周時期喪葬制度（或者說喪禮）、器用制度等，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金文史料關於西周禮樂制度的記載相對全面，甚至有個別銘文記有詳細的儀程、儀注（如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出土的霸伯盂）。

因此，研究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應以西周金文史料為主，輔以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黃益飛的《西周金文禮制研究》正是以這樣的研究思路來開展西周禮制研究的。我認為，這個研究途徑是正確的。只有沿著正確的途徑，才能取得紮實嚴謹、客觀合理、有學術價值的學術成果。

制度史研究要從小處著手，把每個小問題、個案做清楚了，才能進一步開展較為宏觀的制度史研究，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研究門徑。該書正是從金文史料中與禮制相關的關鍵字詞著手，透過這些關鍵字詞的考釋及相關辭例的疏通，分門別類地建立起金文禮制研究的框架。這一工作雖然是重建西周禮制的基礎工作，但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該書對賓禮和嘉禮中婚禮的討論最為細緻，也最為深入。在賓禮的討論中，對霸伯盂這一個案的討論，堪稱金文禮制研究的典範佳作。該書從辨析銘文涉及的賓主關係著手，然後根據日程及銘文的前後關係，分辨出聘禮的儀程，再對每個儀程的具體儀節進行討論，並將其與《儀禮》《周禮》等傳世文獻進行比較，不僅透過使用的儀物考證出了聘、享等聘禮的關鍵環節，還得出西周聘禮先享後聘、東周聘禮先聘後享這一重要認識。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並未就此止步，他透過對聘禮所用“六幣”的形成年代推斷《儀禮》中相關禮制的形成年代，邏輯嚴密、環環相扣，最後指出真正的西周禮制形成於周穆王時期。這是透過西周時期第一手文獻記載得出的結論，應該是可以信據的。

馮時先生在該書的“序”中，也高度評價了霸伯盂這一個案的討論。馮先生說：“制度的研究易疏於空泛，文字的證說易昧於系統，此之失也，二者互相參證闡發，則舉一可得其二。制度的通曉必須依靠對經學文獻的系統學習，而文字的正讀又需要小學知識的不斷積累，所以，學問之功存不得半點機心巧用，不經過長期不懈的砥礪琢磨和慎思靜悟是不可能成就的。黃益飛在其專著中的考證多很紮實，具有說服力，特別是像霸伯尚盂銘文一類研究成果，兼顧二者而論之，顯示出其作為學術後勁的巨大潛力。”馮先生這一評價是準確客觀的，更為重要的是，馮先生為用古文字材料來研究包括商周禮制在內的制度史指出了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態度。這些都值得借鑑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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