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蜀王們的日常生活④ 蜀端王朱宣圻 建立宗學

蜀王秘檔14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對後世子孫“包乾一切”，除物質上給予歲祿、田地等充分保證外，在教育上也不含糊。朱元璋出身貧苦，沒讀過什麼書。後來都是在“社會大學”中，一邊奮鬥一邊自學成才。所以，他非常重視對子孫的教育問題。

朱元璋對子孫教育的重要性，站得高、看得遠：“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朱元璋這個認識很有深度，別人子孫教育失敗，不過是危害其人其家，範圍小；但如果老朱家的子孫教育失敗，那就不得了，就會涉及老朱家的江山社稷了。

皇族宗室地位特殊，是皇家的代表，言行舉止體現著皇室的精神面貌。他們所受到的教育，首先是有良好的修養，能展現皇家的風采。另外，還要進行忠君、孝悌等方面的教育，讓他們明白“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一輩子安分守己，恭敬順從，不要東想西想，尤其是不要造反，以此實現內部穩定。

為教育兒子們，朱元璋身體力行

朱元璋經常設法以多種形式對子孫進行教導。

在思想認識上，朱元璋非常看重培養子孫後代勤儉節約的習慣。宗室子弟吃穿住用“俱受皇恩”，終日養尊處優，不知民生疾苦，很容易滋生安逸享樂的思想。

在朱元璋看來，節儉教育極為必要，奢侈享樂容易導致統治危機。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的一天，朱元璋退朝回到宮內，太子朱標和其他皇子在身邊侍候。

朱元璋指著宮裡的空地說，這個地方按說應該修建亭館臺榭供大家遊玩，但是，我卻要叫人在這裡開墾出來種植蔬菜。為什麼？我們要體諒老百姓啊，不能“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

朱元璋又由此延伸開來，教育兒子們要保持簡樸的家風：商紂王奢侈享受，不惜人力修建宮室，最終導致民怨沸騰，鬧得個身死國亡。

朱元璋又舉西漢初漢文帝的一個事情為例：漢文帝時，民安國富，漢文帝想在驪山上修建一座露臺。他叫工匠預算一下費用，工匠算下來後說，要花費“百金”。

漢文帝也算了一筆賬：“百金”資產，以民間中等人家來算的話，可以抵得上10戶人家的產業了。修一座高臺，就要破費10家人的產業，太奢侈浪費了！

漢文帝為了不“糜費民財”，果斷地停止了修建露臺的想法。

朱元璋以商紂王和漢文帝的例子告誡兒子們：“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在朱元璋即帝位前的吳王元年（1367），朱元璋帶著朱標去郊祀，同時命令左右陪同朱標“遍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到農民家去體察民情。

面對熟悉的農村，朱元璋思緒萬千，對體驗回來的朱標進行了滔滔不絕的訓誡：

你知道農民的勞動是怎樣的嗎？他們必須四體勤快，耕種五穀，“身不離畎畝，手不釋耒耜”，終年勤勞，得不到休息。

但他們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草蓆子，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是“菜羹糲飯”。因為國家所需的一切，都要從他們那裡拿來，他們只有節衣縮食，才能拿得出來。

所以啊，我要讓你知道，你今後衣食住行都要感念農民的辛苦勞動。“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不要讓老百姓處於飢寒狀態，這才是治國之道。

如果橫加征斂，老百姓會難以忍受賦稅勞役之苦。所以，“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

朱元璋還經常以問答的方式，抽查兒子們的德性修養和知識的掌握情況。

洪武9年（1376），他問兒子們：“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朱標回答說：“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

朱標是個誠實的孩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坦誠自己只懂皮毛，沒有領會到其中的深刻道理。

朱元璋也沒有責備他，結合自身的經驗和體會，耐心地對兒子們進行解釋，讓大家明白他的治國之道和用人之道。

建皇室藏書館，讓皇子們多讀書

為讓孩子們多讀書、讀好書，朱元璋還建起了龐大的皇室藏書館，提供大量的史籍文獻和優越的學習條件。在這一點上，朱元璋可謂深謀遠慮。

至正26年（1366）六月，朱元璋攻克建康（今江蘇南京市），派人“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閱覽”。

兩年後的八月，徵虜大將軍徐達攻入元大都（今北京市）。入城後，徐達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奉朱元璋之命，封存元朝的皇家和中央官府藏書。

十月，朱元璋下詔說：“（元朝）秘書監、國子監、太史院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地理、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集。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赴官送納。”

值得注意的是，詔令中，沒有提及元朝皇家和中央官府藏書。是朱元璋疏漏了嗎？當然不是，是因為皇家和中央官府的藏書，在詔令下達前，已被運到了南京。

元朝皇宮的秘本藏書和民間藏書，被朱元璋收集起來運到南京，在宮廷內建立了皇家藏書體系，其藏書量可謂有史以來中國之最。其藏書範圍，涉及政治、經濟、天文曆法等諸多方面。

朱元璋為什麼這麼喜歡藏書？他沒說，但他兒子朱棣說了。

明朝人黃佐在《翰林記·收藏秘書》中記載，朱棣曾對大臣解縉說：“置書不難，須常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窮也？”

朱元璋的藏書地點有文華殿、文淵殿、大本堂等。這些地方不僅是藏書的地方，也是皇子們讀書修學的地方。

這裡不得不說到大本堂。大本堂也是朱元璋深謀遠慮中的組成部分，因為，在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前，大本堂就修建好並投入使用了。

《明實錄》中記載說：“洪武元年十一月戊戌朔辛丑，宴集東宮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書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

大本堂，就是朱元璋給兒子們修建的學堂。

延請四方名儒，做皇子們的老師

既然是學堂，學生身份又特殊，教材不缺，課外書豐富，誰來當老師，就格外重要了。

朱元璋採取的辦法是：“延四方名儒。”具體是怎樣操作的呢？除朱元璋在進入南京後就已招聘了的名儒外，主要方式是派人去天下尋求。

朱元璋派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人，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文原吉等人出發前，朱元璋召集他們訓話說：“人才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如果你們舉薦的人才不能被我所用，反而危害更大，你們要小心謹慎地尋訪啊！

一時之間，來自全國各地滿腹經綸的大儒，紛紛聚集南京，如宋濂、桂彥良、陳南賓、陶凱、魏觀、梁貞、王儀、秦鏞、盧德明、張易、孔克仁、王褘、李希顏等。

這些名師寒來暑往，晝夜輪值，耐心細緻地向皇子們講解四書五經。

朱元璋還以身作則，經常與名儒們進行交流。“時時賜宴賦詩，商榷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

在朱元璋的影響下，他的兒子們大多喜歡讀書，不少人文武雙全。

朱椿更是深受影響，在鳳陽閱武時就與名儒李叔荊、蘇伯衡、來複和尚等往來。就藩成都後，更是聘請名儒方孝孺為世子朱悅燫的老師。

朱元璋延請的名師中，不乏個性鮮明的，比如李希顏。

李希顏，字愚庵，河南郟縣人，《明史》有傳。李希顏品行修養高，博覽群書，知識淵深。

朱元璋建立明朝後，聽說李希顏的大名，親自寫詔書，徵召他進京做兒子們的老師。

李希顏名氣大，脾氣也大。他上課時，手裡拿一把戒尺，哪個皇子上課調皮搗蛋或偷懶，他就要用戒尺打他的腦門。

有的皇子實在調皮，捱打次數多了，腦袋上被打出了痕跡。朱元璋看到後，畢竟是自己的兒子，心疼啊，就想責怪李希顏。

善解人意的馬皇后得知後，勸解朱元璋說，人家李老師以聖人之道教導我們的孩子，你發什麼脾氣呀？

朱元璋覺得馬皇后的話有道理，不但沒責怪李希顏，反而授任李希顏左春坊右贊善的職務，此後也一直很尊敬他、善待他。

敢嚴格對待皇子，無視皇家天威，體罰調皮的皇子，放眼歷朝歷代帝師，恐怕只有李希顏一人了。

老師們教皇子們哪些知識呢？朱元璋修建大本堂的目的，是為培育權力的繼承人，兒子們學什麼，就很重要。

朱元璋從實際出發，講究實用性，要求老師們“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內容包括《四書》《五經》，律令、御製、大誥、六藝，以及往古帝王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等。

大本堂學堂裡，除教師外，還有一批重要的人物：伴讀。在大本堂裡充任伴讀的，一般人沒有資格。

洪武元年二月，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10多人被選中為伴讀。後來，一些開國功臣的子弟也加入其中，如徐達的兒子徐允恭、常遇春的兒子常茂、康茂才的兒子康鐸等。

朱元璋空閒時，也會去大本堂視察。他在《睹春光記》中寫道：“洪武六年，歲在癸丑正月十有二日甲寅，時當巳漏。坐大本堂，閱幼儒習詩書……”

在朱元璋眼裡，正在學習的兒子們中，還沒有朱椿的身影。因為，洪武六年時，朱椿才3歲，還沒到去大本堂學習的年齡。

不過，幾年後，朱椿就出現在了大本堂。教導他的老師中，就包括被朱元璋讚譽為“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

宗室教育事務，由王府官員負責

親王們各自就藩後，隨著時間的推移，親王的子孫後代多了起來。如何對這些宗室成員進行教育呢？

不用擔心，朱元璋早就想好了。

為把自己的治國理念和家風世世代代傳承下去，朱元璋想到了立言修書的辦法。

他把古代著名的孝行和自己艱難起家的經過，製成畫冊印刷，送到已就藩的親王們那裡，供他們及其後世子孫閱讀。

後世的皇帝也多以《皇明祖訓》《大誥》等書，賜給親王們，教育他們要安定守法，一起保衛大明江山。

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洪武14年（1381）七月，朱元璋說：“分封諸王，擇賢以輔之，勢雖有小大而事體則一，故輔臣良則政清而民樂，輔臣奸則事煩而民困。苟有致君之志者，何古人之不可及也。”

在各大王府中設定的官僚體系，就是朱元璋設想好的宗室教育體系。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調整與反覆，後世皇帝根據實際情況又做了一些調整，各大王府擁有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教育體制。

王府紀善所紀善、儀所典儀、伴讀、教授等官員，主要負責王府宗室的教學事宜。

教授一職設定得比較早，洪武3年（1370）八月，朱元璋就下詔，在各大王府中設定教授一名，品級為正八品。

朱元璋對王府負責教導的官員職責有明確規定：“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充其行義，陳忠孝以啟其良心，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

總之一句話，就是：“導王以正道。”讓親王們走上他所期待的正道，這就是教育的成功。

對此，朱元璋的兒子朱棣感觸特別深，體會特別切。

永樂10年（1412），朱棣選派國子監司業趙亨道、董子莊出任趙王府長史。

為什麼朱棣要把這麼重要的兩個儒臣任命為趙王府的長史呢？說起來，還真是無奈。

趙王是朱棣與徐皇后所生的第三子朱高燧，這孩子從小嬌生慣養，仗著深得父母的寵愛，“多行不法。”

如果只是欺壓下人、折損花花草草什麼的，在朱棣看來，都不是事兒，隨他去。但這熊孩子長大後，不僅不明白事理，反而暗中與二哥漢王朱高煦合謀，想把大哥、太子朱高熾的位子給奪了。

為達到這個目的，他“時時譖太子”。譖，是說別人的壞話、誣陷、中傷的意思。太子是未來的皇帝，怎麼可能被人無中生有地說壞話？

永樂7年（1409），朱棣知道朱高燧乾的“不法事”後，大怒。朱棣認為，朱高燧之所以這樣，都是因為其王府長史沒有履行本職職責：“長史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若王有過，則詰長史。”

所以，朱棣把趙王府長史顧晟誅殺，又準備剝奪朱高燧的冠服以示懲罰。宅心仁厚的朱高熾出面為三弟求情，朱棣這才免去對朱高燧的懲罰。

朱棣選來選去，把趙亨道、董子莊選為趙王府長史，並語重心長地對二人說：“朕子趙王，年少多愆禮度。今簡爾等為長史，宜悉心輔導，論以美德；使博究經史，以知古先聖賢之行事，及修身齊家之道；屏邪佞，親忠良，隨事規誨，勿歸於正，以承藩輔之重。”

趙、董二人到趙王府就任後，朱高燧的舉止稍微有些改變和收斂。

總而言之，明朝各任皇帝對宗藩成員教育的期許是：諸王有淵博的學問，懂得忠孝禮儀，德行優良。

至於教育的具體內容，沒有明確規定，可以隨意授課，不外乎是經史知識、涵養德行之類。

但正因為沒有對教育作出具體的科目，也沒有明確的考評準則檢驗宗室子弟接受學識的能力，加上王府官員素質不斷下降，宗室人口膨脹導致學生多、老師少，教育質量大打折扣。

宗室犯罪突出，是教育出了問題

到明朝中後期，宗室違法犯罪等問題越來越突出。這些犯罪問題型別多樣，如謀叛、亂倫敗度、偷竊、窩盜、搶劫、侵奪商賈、擅出城廓、致死人命、赴京妄奏、開辦賭場等。

即使是以賢名著稱的蜀藩，也同樣出現不和諧的現象，如朱椿的二兒子華陽郡王朱悅爠及其後人的所作所為。

各地宗室出現這麼多問題，不僅藩府本身，就連朝廷君臣，也都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追溯其根源，大家認為，是宗室教育出了大問題。

怎麼辦？改革唄。怎麼改？大家說。

嘉靖9年（1530），豐林王朱臺瀚上奏朝廷，呼籲建立教育宗室成員的學堂，即宗學，並提出了構想。

朱臺瀚建議：親王、郡王都在一個城市的，可建一個學堂；親王、郡王在不同城市又隔得遠的，可分開建學堂；宗室子弟年滿8歲，沒有受封的，進入學堂讀書，3年一次進行考試；學習優異者，上報朝廷給予獎勵。

朱臺瀚的奏章，是目前所見最早討論設立宗學的文獻，其對宗學的建議，首開明朝宗學教育教學制度設計之先河。

朱臺瀚要求設定宗學及宗學教育教學應制度化的原則，得到不少人的認同。但在具體細節上，大家又有不同的看法。

嘉靖42年（1563），南陵王朱睦楧提交了對設立宗學的構想：

一個王府設一所宗學，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的兒子中，年滿10歲的，都要進入宗學接受教育；老師從王府教授、國子監監生中選拔；選派一名科道官管理宗學，對宗學學生嚴加考試，學業優等者，予以獎勵。

第二年，武岡王朱顯槐在朱臺瀚、朱睦楧的基礎上，提出了更為全面的構想：

凡是有王府的地方，就要找一塊空地，修建宗學學堂，學堂要修得高大雄壯，“以聳觀德。”

推舉宗室成員中品行高潔、學問淵博的為宗正或宗表，具體負責管理宗學。其他事宜，由當地官員委派一個提學官負責。

親王、郡王以下，年滿10歲的宗室子弟，必須進入宗學讀書。具體學些什麼？可以參照“舉業”科目。

在老師的選擇上，還是以王府教授為主，如果老師不足，則選王府紀善等。

提學官每3年對宗生進行考核，“文義通徹者”才能畢業，才能享受全額歲祿。

宗生中，如果有不聽教誨、怙惡不悛的，一經查實，輕則進行斥責，嚴重的，上奏朝廷給予黜革。

朱顯槐的建議，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認可。

嘉靖44年（1565）二月，禮部受命會同各府部、科道，博採眾議，議定處置王府事宜67條，這就是著名的嘉靖《宗藩條例》。

《宗藩條例》中，有對宗學的條款規定，完全採納了朱顯槐的建議。明朝宗學教育教學制度正式形成，但宗學並沒有真正建立。

明三彩琉璃婢女捧食盒傭（昭王陵出土文物）。明蜀王陵博物館供圖

宗學制度形成，蜀王府建立宗學

隆慶3年（1569），山西的晉府、沈府及慶成、永和、安寧、隰川、陽曲、西河、交城、靈丘、山陰、襄垣、懷仁等親王府、郡王府，率先建立了宗學。隆慶4年（1570），周、趙、唐、崇王府也建起宗學。

隨著各地王府宗學的建立，宗學制度的缺陷和問題逐漸顯現出來。

萬曆4年（1576），河南撫按孟重等人上疏12條建議，對宗學進行調整和充實，得到批准並推行。

萬曆18年（1590），禮部又對宗學出現的問題進行補充規定，加入《宗藩要例》中。到這時，宗學制度才最後確立。

第二年，蜀王府也建立了宗學，功勞歸於蜀端王朱宣圻。

在朱宣圻的過問下，蜀王府宗學選任溫良練達的德陽郡王府輔國中尉朱宣堣為管理宗學的宗正，博雅孝友的汶川郡王府奉國將軍朱承炎為宗副，兩人協理負責宗學事務。

朱宣圻將此上奏朝廷，四川撫按也按程式上報。禮部據此向萬曆帝彙報，萬曆帝同意，批准蜀藩設立宗學。

由此，蜀王府宗學正式執行。關於蜀王府宗學的執行情況，相關史料沒有過多記載。不過，根據蜀藩的宗室人口情況，蜀王府宗學的執行應該是中規中矩。

完善的宗學制度，包括教育教學設施及輔助設施的規模和佈局、主管官員的選拔及職責、科目的設定、教師的選用與考核、宗生的管理與考試等諸多內容，繁雜而詳細。

相比其他學校，根據當時宗室成員貧富差距懸殊的實際情況，宗學呈現出其獨特之處：採用“一校兩制”的辦學模式，即對貧困宗生和非貧困宗生分流教育。

對家境良好的宗生，其教育特色是“專重德行”，文化知識放在第二位。

為什麼要對非貧困宗生如此要求？因為非貧困宗生衣食無憂，成天無所事事，很容易滋生犯罪行為。

所以，就要培養他們的道德，讓他們按《皇明祖訓》等祖宗經典文獻自覺規範行為，不要做出危害國家政治、社會穩定的事情來。

為此，教學上和考核上都做了配套規定。

非貧困宗生學習的科目為《皇明祖訓》《孝順事實》《為善陰騭》等典籍，《四書》《五經》《通鑑》等只是“相兼誦讀”。

《皇明祖訓》是朱元璋為鞏固政權，對子孫後代的告誡“語錄”；《孝順事實》是明成祖朱棣叫人編纂的古今孝順之事的書籍，讓子孫後代學習後，明白什麼叫“百善孝為先”；《為善陰騭》也是朱棣讓人輯錄的165個有道德的慈善人士的傳記，希望子孫後代能擁有一顆慈善的心。

考核上，在他們向朝廷請封后，每年由提學官進行考試，只要能記誦《皇明祖訓》《孝順事實》等，年滿5年，就可畢業，並全額支付歲祿。考核不及格，就扣發歲祿。

對貧困宗生，在不放鬆道德教化的前提下，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從制度上進行資助，讓他們擁有一技之長賴以謀生，是宗學的主要任務。

宗學設定“助學金”，對那些品性端正、生活儉約的貧困宗生，由宗正核查，給地方政府打報告，獲得批准後，用宗學的公用錢糧給予資助，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能潛心求學。

那些雖然貧窮，但喜好奢侈的宗生，是沒有資格得到資助的。即使得到了資助，如果出現這類行為，也要取消其資格。

教學上，宗學對貧困宗生開設醫學職業課程。貧困宗生中，有願意學醫的，由王府良醫所選派王府醫生為老師，教授《難經》《素問》等醫書。讓貧困宗生掌握醫學技能，畢業後能行醫養活自己，不給國家增添負擔。

宗學對宗生的考核極為嚴格。為有效地檢查學習情況，宗學舉行頻繁的考試，分月試、季試、歲試。考得好的，進行獎勵；考得差的，給予懲罰。

講究道德至上，宗學教育有效果

宗學制度實施後，總共有16個親王府和14個郡王府設定了宗學。

事實證明，宗學的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增強了宗室成員的道德素養，犯罪率大大降低，緩解了因宗室問題導致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張明富教授在《論明代宗學的教育教學制度》一文中，根據《明實錄類纂》一書的記載，對正統到崇禎各朝宗室犯罪情節嚴重的案件及年發案率做了統計。

正統朝發案兩起，景泰朝9起，天順朝6起，成化朝16起，弘治朝17起，正德朝21起，嘉靖朝70起，隆慶朝29起，萬曆朝71起，天啟朝6起，崇禎朝一起。

以上資料顯示，從正統朝開始，宗室案件不斷上升，到嘉靖、隆慶、萬曆時期達到頂峰，然後驟然下降。

從案發率來看，最高的是隆慶朝，4。83%；嘉靖朝雖然案發70起，但案發率只有1。56%；萬曆朝有71起，但案發率已降到1。48%，比嘉靖朝低，說明宗室犯罪已出現下降趨勢。

所以，宗學的逐步設立，以道德至上的宗學教育的實施，其作用和效果還是非常明顯的。

只是，宗學的設定和實施太晚了，起到的作用比較有限，難以挽救大明王朝滑向深淵，各地宗室也跟著一起走向萬劫不復，在明末戰亂中慘被荼毒。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黃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