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詳解黎陽、平陽之戰

中央之國的形成<三國曆史篇> ［第37回］

作者：溫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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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回 袁紹遺禍

一手好牌打得稀爛，內憂外患的局面讓袁紹自此一病不起。建安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元202年6月28日，討董諸侯中碩果僅存的袁本初，與他那個和他爭了一輩子的兄弟袁術一樣，發病吐血而亡。成王敗寇，由於缺乏歷史記錄，後人甚至不知道這兩位亂世諸侯亡故時的年齡。

袁術和袁紹死了，不代表汝南袁氏就此退出政治舞臺。對於這個東漢末年最顯赫的官宦世家，有“四世三公”和“四世五公”兩種說法。所謂“四世”指的是四代，“三公”則指的是朝廷之上最為尊顯的三個官職。具體是哪三公，說法不一。有定性司馬、司空、司徒的，也有定性太師、太傅、太保的。王允的王司徒、董卓的董太師，都是三公之位。“四世三公”，指的是袁家連著四代都出了位列三公的人；而“四世五公”的說法，指的則是四代出了五個位列三公的人。​

不管怎麼形容這個顯赫家族，它的遺產都還沒有那麼快消亡，亦不是繫於袁紹一身，還是有不少人跟這個家族的利益捆綁在一塊。另一個讓袁家沒有一潰千里的情況，是袁紹這個人雖然比較猜忌，但對百姓還是很寬厚的，袁紹死後河北百姓都很悲痛，足以證明袁家的統治是有基礎的。

當日袁譚趕跑了孔融，按道理說孔融在青州的人望是很不錯。結果當地官民對袁家得了青州卻都是持歡迎態度。青州之地從黃巾之亂起就處在大亂狀態。地方上對有袁家來一統青州事務，都抱著良好的期待。

有此民意基礎，袁家如果好好經營河北，跟曹操未必不能維持劃河而治的局面。然而袁家終還是敗了，這失敗的種子不是官渡之戰時種下的，而是早在建安二年就已經埋下了隱患。那年三月，懾於袁紹的威脅，曹操將原本留給自己的大將軍之位，及總督四州的權力以朝廷的名義給了袁紹。在滅了公孫瓚後，袁紹算是把統治四州的權力落實。問題不在於袁紹什麼時候真正擁有四州，而在於這些權力是怎麼分配的。具體來說是誰做這四州的刺史，技術上看袁紹只能做冀州之主，必須把另外三個刺史交付給其他人。

這看起來並不是一個問題，袁紹的兒子們比袁術的後人有出息。除了前面多次出鏡，以青州都督之位拿下青州的長子袁譚以外，還有次子袁熙、三子袁尚，以及外甥高幹都很是有些才幹。為此袁紹將青州刺史給了袁譚、幽州刺史給了袁熙，幷州刺史給了高幹。單單忽略了三子袁尚。

這看起來很是有些奇怪，高幹出身於陳留高氏，在東漢也是望族，論門第和能力是不錯，但怎麼也不至於排在袁尚前頭。這是不是意味著袁紹不喜歡袁尚呢？恰恰相反，袁紹非常喜歡袁尚，以至於喜歡得想把他選作繼承人。袁紹沒有稱帝，在東漢的政治框架下選繼承人的話，把冀州和大將軍之位留給誰，就意味著誰是繼承人。所以袁紹沒有在生前給袁尚一個州，實際是把冀州留給他。

喜歡的理由可以有很多條，這個小兒子受父親喜歡的核心原因是長得帥。不管什麼時代，長得好的人總是沾光。即便是曹操這樣的梟雄，也是這種觀點。《世說新語》裡說他有次接見南匈奴使者，怕自己長得不好看，不足以鎮住這些外番，就讓長得帥的崔季圭冒充自己，自己站在這邊假裝帶刀侍衛。使者出門後，曹操特意派人打探使者的印象如何。結果匈奴人說魏王是長得挺風雅的，但他邊上那個侍衛才是真的英雄。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曹操就只好送匈奴使者歸西，免得壞了自己的名聲。

由此看來，對於帝王諸侯來說，面子不光是自己的也是國家的。只是單純把這個面子，理解成長相俊美就過於偏頗了。然而袁紹在這個問題上真正犯的錯誤，並不是以貌取人也不是偏愛小兒子，而是遲遲不確定繼承人。立長還是立賢，在帝王之家一直是個讓人頭疼的問題。從技術上來說，立眾多繼承人中的最賢者，應該是最利於家族傳承發展的。就像動物間用自然法則競爭交配權一樣。

問題在於，人類社會相比動物世界要複雜的多，這個“賢”的標準並不統一，更多是個主觀認定。相比之下，“長子”的標準是最容易認定的。正因為如此，“立長”成為了家國天下的中央之國，傳承文明的主要標準。這就好像高考雖然一直被人所詬病，一直有應以綜合素質取材的聲音。只是綜合素質的標準太過複雜，以分取材反倒最為公平。

廢長立幼終究是不合常規，袁紹因此遲遲沒有做決定，只說要給每個孩子一個州，是要考察諸子是否賢德。有廢長立幼的想法，本身就會讓下面人出現分裂。更悲劇的是，直至袁紹死時也沒有作出明確決定，更沒有做好預防兄弟鬩牆的措施。袁紹死時，以郭圖為代表的大多數人還是覺得立長最合規矩，也最能保持穩定；審配、逢紀等人則因為平時與袁譚不和，就順著袁紹一直以來的心思，把袁尚推上了冀州牧和大將軍的位置。

袁譚不被部分人看好，倒也是有原因的。這位袁家的長子入主青州時，雖然因家族背景得到了青州官民的擁戴，但富了不知道幾代的袁譚為人有點公子哥的派頭，不夠接地氣。在審配、逢紀看來就是過於驕奢。在青州之時，由於賞罰不公、用人不當，士人都不願意歸附。百姓也從最開始的滿懷期望變得失望，開始逃入山林。袁譚又因此縱兵追捕百姓，以至於進一步激化矛盾。

不管驕奢的袁譚和貌美的袁尚誰更適合當繼承人，現實情況都是河北袁紹的舊部們被分割成了兩派。建安七年五月，聽聞父親去世趕緊回來想繼位的袁譚，見未能如願便順勢駐軍於黎陽，並自己給自己封了個車騎將軍。漢時軍職裡面最高的是大將軍，次一級為驃騎將軍，當年衛青和霍去病曾分別領此二職，車騎將軍則排名第三。從袁譚給自己安的這個頭銜來說，算是暫時隱忍了袁尚做繼承人這事。

袁譚吞下這口氣的直接原因是曹操。“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建安七年正月，曹操先是回了一趟老家譙縣。曹操此行並不僅僅是為了回鄉，更是為了謀劃將目前置於其統治之下的：兗、徐、豫、司四州有機融合在一起。要做到這點，最重要的是打通交通線，尤其是可以大規模調運軍隊和糧草的水運線。中央帝國已經執行的數百年，所以曹操並不用白手起家重新設計，而是在因戰亂而缺乏維護的線路中，選擇一條優先疏浚即可。

這條被選定的主交通線是“睢陽渠”，又稱睢水，屬於淮河左岸支流。其源頭在浚儀（開封市），經睢陽（河南省商丘市）、相縣（安徽省淮北市）等城邑，最終在下相（安徽省宿遷市）注入泗水。整條線路橫貫徐、豫、兗三州，加上在浚儀與之直線相連的汴渠，更可連通河南、河內。

睢水早在公元前四世紀中，魏國修建鴻溝運河時就已與黃河、濟水在時稱大梁的浚儀連通。後來隋朝的修南北大運河，開封至商丘這段睢水仍然被溝通黃、淮的通濟渠所用。曹操這個時間點做這項工作，顯然不只是為了通暢自己領地的交通線，而是為接下來對河北的戰爭做準備。

做完這一切後，借袁紹病亡之機，曹操領軍再次進駐官渡。古語云“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正準備禍起蕭牆的袁譚、袁尚兩兄弟也只能暫時放下恩怨，共同對敵。這也是為什麼，駐軍黎陽的袁譚沒有去硬奪大將軍之位。只是這口氣實在難平，袁尚當時派了逢紀帶著兵前去相助，袁譚以兵少為由要求增兵，結果審配和袁尚商議下來的結果是不給，這位袁門長子一怒之下就殺了逢紀。

建安七年九月，曹操領軍由白馬津渡河進攻黎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到三年時間攻守之勢便這般轉換了。在曹操的圍攻之下，袁譚向身在鄴城的袁尚發出了求救信。袁尚並非不知道黎陽是冀州的門戶，此前不增兵無非是擔心這袁譚藉機壯大自己。這次戰火真的燒了過來，袁尚當即留下審配守鄴城，親自領軍前去求援。

野戰一直是曹軍的強項，袁家兩兄弟合兵之後，幾次出城作戰曹操都以失敗而告終。這種情況下，二人選擇了退保黎陽，結營以固守。對手不肯出戰，這邊就難以速戰，戰爭就此進入相持狀態。沒過多久曹操便暫時退兵回到黃河南岸。沒有繼續打下去的直接原因，並不是糧草不濟，而是劉備那邊又搞出事情。已經投了劉表的這位劉豫州，又一次跑到豫州來覬覦許都，需要把資源調配到南線。

曹操這次回軍倒沒有再親征，而是派出了夏侯惇、于禁、李典前往迎擊。劉備在撤退過程中，還指揮了著名的“博望坡之戰”。是的，你沒有看錯，博望坡之戰不是諸葛亮策劃的，而是劉備自己指揮的。這個時候我們的臥龍先生還是隆中耕讀呢。至於事個事件的過程是什麼，等交待完河北的事情後會有詳細解讀。

劉備這次想襲取許都，是看到曹操在河北與袁氏兄弟鏖戰，算是一次自發的策應行動，失敗之後再未做此嘗試。而袁尚那邊為了緩解主戰場壓力，自己也在河東開闢了第二戰場。後稱“司州”的司隸校尉部有三輔、三河加上弘農共七個郡級行政區。對應關中的三輔有鍾繇和關中諸將坐鎮，河南、河內、弘農屬於曹操的直接輻射區，最為薄弱的就是這個位於山西南部的河東郡。

負責在河東開闢第二戰場的，是袁紹的外甥幷州刺史高幹。幷州的核心地理單元為：太原盆地、大同盆地以及上黨高原，與河東郡所對應的臨汾、運城兩大盆地，合稱山西五大地理單元。如果不是兩京的存在，需要在長安、洛陽周邊分割出部分直隸板塊的話，河東本來就應該是幷州的一部分。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高幹要是想擴充地盤的話，也一定是瞄準河東。

另一個讓高幹有動力向河東擴張的原因，是因為幷州在東漢後期的直接統治區域已經大大縮小。不僅原屬幷州，對應前、後套平原的雲中、五原、朔方等郡被鮮卑所據，對應大同、太原兩盆地的雁門、太原等郡，亦為內遷的南匈奴部所侵，特別是在白波之亂圍攻太原城之後。真正還算是置於朝廷官員管轄之下的，只有當年爆發過長平之戰的上黨一地。這種情況下，拿下河東無論對高幹個人，還是整個袁氏集團都有著重要意義。

與高幹一同西入河東的，除了袁尚任命的河東太守郭援之外，還有南匈奴單于欒提呼廚泉。之前獻帝東歸時，曾有南匈奴右賢王去卑前往相助，就是這位單于派去的。更早一點的時候，曾與白波軍為亂河東，後來又到河北攪和袁紹、曹操戰爭中的於夫羅，是欒提呼廚泉的哥哥。

兄死弟及是草原民族的習慣，於夫羅在公元195年死後，南匈奴單于之位就給了欒提呼廚泉。從上述事件可以看出，已經內遷到太原郡的南匈奴，一直對南下滲透河東抱有濃厚的興趣，所以這次與高幹聯手再入河東並不讓人意外。

河東是鍾繇的轄區，值得一提的是，袁尚任命的那位河東太守郭援不是旁人，正是鍾繇的外甥。特意用此人去河東，不說是想說服鍾繇倒戈，最起碼也是認定對方會投鼠忌器。這種想法註定是徒勞的，鍾繇並不會因為站在對面的是自己外甥就有所顧忌。河東告急，作為司隸校尉的他當即領著本部兵馬前往救援。然而鍾繇雖然以朝廷詔命和制衡之術穩定住了關中，但手中並沒有多少兵馬，整個關中的軍力始終是掌握在那些以馬騰為代表的新老涼州軍閥手中。

袁尚和高幹想著拿河東，自然會提前去試探馬騰他們的態度。而這些軍閥們的態度和官渡之戰時本質是一樣的，保持著事實上的中立態度。一邊答應跟袁尚結盟，一邊也不出兵相助。不過能讓涼州軍閥們保持中立，高幹這邊就已經有優勢了。很快就拿下了曾經做過晉國都城的絳邑（山西省曲沃與翼城兩縣交界處）等諸多城邑。在這個過程中，絳邑縣令賈逵為避免百姓受難而開城投降，但本人卻拒不為郭援所用，還險些被殺。後來賈逵亦成為曹魏重臣，為曹氏天下立了不少功勳。

絳邑位於汾河右岸支流澮河之側。發源於上黨高地的澮河與汾河下游直線相連，由上黨進入關中最直接的路線便是沿澮河、汾河而下，然後過由“禹門渡”過河。由於黃河在禹門渡處流出狹窄的晉峽大峽谷，因此禹門渡處的黃河很窄。風陵渡並非黃河在這一帶唯一的易渡之處。除它以外還有位於潼關對岸，黃河拐彎處的風陵渡，對接三門峽谷的茅津渡。這三個古渡被並稱為“黃河三渡”。為了給鍾繇爭取時間，賈逵在被迫投降之前，派人通知郡守趕緊控制距禹門渡最近的皮氏城（山西省河津市），依託地形阻滯袁軍，避免渡口被袁軍奪取。

鍾繇雖然用爭取到的時間，及時抵達汾河前線，但高幹、郭援自上黨而來，匈奴人自太原而來，兵力單薄的他只能應對一邊。進入河東之後的鐘繇選擇了應對北線戰場，與匈奴人對峙於河東郡北部的平陽（山西省臨汾市金殿鎮）。等到郭援這邊進入汾河平原，鍾繇就會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

這種情況下，最穩妥的做法是撤回關中，鍾繇部下將領的意見亦是如此。好在皮氏城還在手上，回撤之路並沒有斷絕。問題是，馬騰和涼州諸將現在是保持中立態度，但如果就這樣被嚇得退回關中，不僅會讓河東百姓失望，更可能會讓關中諸將真的有膽反叛。

有鑑於此，鍾繇還是決定在平陽城下堅持，同時派出使者向馬騰曉以利害，說服他派軍前來相助。其實這件事情從戰事初起時就在做了，鍾繇先後派出了新豐縣令張既、扶風太守傅幹兩位使者去勸說馬騰。

馬騰和關中諸將的擔心是曹操得了天下後，反手就會對關中下手。說到底，他們和劉表的想法是一樣，最好袁、曹兩家劃河而治，這樣才能保住自己的一方天地。當日袁強曹弱不助袁，現下曹強袁弱不助曹，都是這個原因。只是袁紹都擋不住曹操，他這幾個後人能不能維持住劃河而治的局面，所有人心裡又都是打個問號的。

要是這個時候不出手相助，客觀上視同於反叛朝廷，將來別人可以開脫，作為涼州軍閥的代表，馬騰肯定是難辭其咎。思慮再三，馬騰還是決定出兵萬餘，救援在平陽城下的鐘繇，算是徹底把寶押在了曹操這邊。領軍出征的不是旁人，正是在馬超。

平陽在汾河的左岸，馬超軍至前線時，郭援已經領軍北上至汾河的右岸。本來這樣一個關鍵第三方加入戰場，郭援最起碼應該緩一緩，觀察一下形勢變化。然而作為他的舅舅，鍾繇實在是太瞭解他這個外甥了。在鍾繇看來，這個外甥剛愎自用，必定還是會主動渡河紮營，遂令全軍做好了半渡而擊的準備。

事情果然如此，郭援在半渡之時被鍾繇和馬超聯軍攻擊亂了陣腳，郭援本人亦被馬超部將龐德所斬。龐德斬郭援的時候，不知道這是鍾繇的外甥，見到首級後鍾繇放聲大哭，把龐德嚇得趕緊謝罪。好在鍾繇哭是因為私情，龐德斬之是因為公義，自是不會怪罪後者。

郭援被斬後，匈奴人旋即歸降。在河東攻城略地的高幹，亦退回上黨。不過河北主戰場不分出勝負的話，高幹這邊始終對河東乃至關中是個威脅。轉過年去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空氣中又瀰漫著荷爾蒙的氣息。建安八年二月，曹操和他的軍隊再次渡河前來圍攻黎陽。在城下的對戰中，兄弟倆依然落敗，堅持了兩個月最終決定棄守黎陽，北退至距之百里的大本營鄴城。

從黎陽後撤是個正確的選擇。這種情況彷彿是官渡之戰前，曹操主動從延津退至官渡。鄴城是整個河北的地緣政治中心，論城防的堅固程度及糧草的儲備情況，比之官渡有過之而無不及。只要袁軍堅守，曹操很難在短期之內攻破。由於遠離黃河渡口，時日一長被袁軍截抄糧道，未必不會重現烏巢一幕。

兵臨鄴城的曹操需要思考下一步怎麼行動，大多數人的意見還是應該乘勢一舉拿下鄴城，解決河北問題。郭嘉的意見則是應該退兵。袁氏二子不和已經是人所盡知。如果你攻的急了，為了共同的利益二人必定會先一致對外。要是沒有外部壓力，內部就會生亂。索性暫時不管，把注意力放在荊州方向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定可一舉而定。

時逢五月，正是麥熟之時，曹操便下令收割了鄴城周邊的麥子充作軍糧，然後依郭嘉之計回師許都，留下部將賈信駐守黎陽城。從被曹操收了糧這點來說，也看得出袁尚、袁譚二人在謀略上有所欠缺，否則再怎麼也要在黎陽多堅守幾天再撤，讓這些珍貴的糧食不至於落在曹操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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