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遼身率八百勇士，衝入十萬吳軍，他是怎麼活著出來的

張遼八百破十萬是真的嗎

張遼、樂進、李典鎮守合肥之際，孫權率領十萬大軍來攻。《三國志·張遼傳》中記載：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執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孫）權麾下。……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

大意是說，張遼帶著八百勇士，衝入十萬吳軍之中，反覆衝殺，還能活著出來。結果出來之後，還有手下兄弟落在敵陣之中，張遼又衝入敵陣，救出這些將士。張遼威震合肥這件事，在歷史上傳得很奇，也在多處記載中都有印證。例如在《三國志·文帝紀》中記載道：六年，帝（曹丕）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此外，《資治通鑑》、《三國遺事》、《三國志辯誤》、裴松之注《三國志》等典籍，記載大略相似。因而這件事情不但是歷史事實，而且細節也大約如此。

但若細細一想，還是難免讓人驚訝，八百勇士和十萬大軍之反差，實在太大。所謂十萬大軍，《三國志·武帝紀》載：是時袁紹既並公孫瓚，兼四州之地，眾十餘萬，將進軍攻許。……八月，紹連營稍前，東西數十里。官渡之戰時，袁紹就有十萬大軍，這十萬人的營寨，東西就有幾十里長。古代的一般城市，邊長不過兩到四里，合肥在當時也並非一座大城，這意味著，如果吳軍用十萬大軍圍住合肥，至少可以圍十圈，如果大軍展開，那站在合肥城上，肯定望不著頭。在這種情況下，張遼率領八百騎兵衝入吳軍之中，似乎已經不是勇猛，而是飛蛾撲火。其實這裡，有一個重要的語言學問題。

語言是資訊和內容的重要載體，非常重要，但語言也是一把雙刃劍，其中最大弊端，就是

標籤化。

標籤化是人們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為了方便和節省精力起見，用主觀為客觀設定的一系列簡化的符號。例如，當人們說這是一本書，就是一種標籤化的表述。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叫書的東西，這是人們發明的詞彙。這裡所指的一本書，是指由白紙黑字組成的那個東西。如果一幅油畫中畫著一本書，人們也會對它標籤化，但這時候人們指的其實也不是一本書，而是畫筆下的顏色組合方式。標籤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能大大簡化人類的思考成本；但另一方面，它很容易扭曲客觀。

張遼威震合肥之戰，就是一個典型的語言學和標籤化問題。在張遼率領八百人，衝入孫權十萬大軍這句主觀判斷中，有一個事實被嚴重扭曲了：張遼並不是帶著八百人同時和十萬人作戰，而是和他交戰的那一極少數敵人作戰，為了突出張遼的勇敢和戰功，曹操、曹丕、陳壽、司馬光等人，都刻意忽略了這個事實層面，而用八百和十萬的強烈反差，突出張遼。

吳軍連營幾十裡，並且古代紮營並不是簡單地將將所有部隊一字排開，大多數時候，一支大軍都是由好幾支部隊組成的，這些部隊也不是全部聚集在一處，相互之間往往有一段距離。比如劉備伐吳之時，就是如此。章武二年春二月，劉備率軍數萬人討伐東吳，這數萬人並不是聚集在一起行軍紮營的：

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駐營，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鹹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

馬良通五谿，五谿在今天懷化一帶，距離劉備主力有相當一段距離；黃權督江北，和劉備主力部隊隔著長江。孫權十萬大軍，道理也是一樣。

因而，當時的情況有可能是這樣：孫權號稱十萬大軍，但自己親率中軍肯定沒有十萬人。這支部隊跟隨孫權，駐紮在合肥城下。其餘部隊，有的正在趕赴戰場，有的駐紮在合肥以南東吳地界的其它城鎮之中，還有的與孫權相隔一段距離駐紮，總之，這十萬人絕無可能擠在一起。接著，張遼率領八百人出戰，這八百人是平旦出戰，平旦是清晨五點左右，這時候吳軍應該起床不久，至少不可能已經整裝待命在那裡等著張遼，因此張遼的進攻，還有突襲的成分。最後，張遼雖然衝入吳軍，但他面對的不可能是孫權麾下的所有部隊，如果真是突襲，那他可能只需要面對少數巡邏部隊和駐防部隊，這些部隊如果沒有將領指揮，被擊潰其實並不算難。

其實當時這類因為語言標籤化而扭曲現實的例子很多，比如曹仁。《三國志·曹仁傳》載：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眾少，遂為所圍。……仁遂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出城……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試問，曹仁只帶著幾十個騎兵衝入敵軍，如果敵軍全部注意力都在曹仁身上，無論他武藝多麼高強，如何可能走脫？即便不能近身與他交手，成百上千支箭齊射，他也走不了。由此可以見得，凡是這類描述，其重點往往不在於完全反映客觀事實，而在於突出人物的優良品質，比如勇猛、頑強、仗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