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史｜紙在宋代成都的十變五化

蜀箋紙什麼時候出現

古法造紙

□林趕秋（作家、青年學者） 馬千笑/手繪

造紙與印刷術是我國古代的偉大發明，是我們祖先為世界文明作出的偉大貢獻。宋代的成都是我國造紙業的中心地區，也是印刷業的中心地區，還是全世界紙幣的發源地——

成都早在唐代，造紙業就已經聞名天下，是全國著名的造紙中心。當時成都所產的黃、白麻紙，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官方用紙。李肇《翰林志》記載，唐朝公文限用蜀產黃麻紙和白麻紙書寫，並須按不同的用途分別使用，不得相混。《新唐書·藝文志》載，當時政府每月要給掌管圖書、秘書工作的集賢書院學士“蜀郡紙五千番”用於抄錄書籍，五千番就是五千張，僅集賢書院一個機構一月就有如此之多的消耗量，還不算皇帝詔令和官府文書用紙，可見當時對成都麻紙需求量之大。李約瑟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5卷第1分冊《紙和印刷》第32章明確指出：“四川從唐代起就是造紙中心。”

宋代成都所產紙張價效比相當高

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從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的崗位上被宋孝宗召還，五月二十九日由成都合江亭起錨，取水路東下，沿岷江，穿三峽，於十月抵達臨安（今浙江杭州）。他在都江堰看見過伏龍觀的牆壁上有孫太古畫的李冰父子像，筆法超妙，氣格清逸，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深刻印象。

孫太古即孫知微，眉州彭山（今眉山市彭山區）人，字太古，又字思邈。對的，正是藥王孫思邈的“思邈”。或許就是為了避免名稱上的混淆，宋人大都叫他孫太古或孫處士。他畫藝雖精，卻恥為畫師，官府一旦訪求他，便遁跡而逃。最後逃到青城山，見白侯壩趙村水重竹深，特別適合取法自然以助其畫興，就非常滿意地隱居了下來。

在范成大之前，還有另一位成都知府也是孫知微的“粉絲”。宋太宗淳化年間，張詠出知益州，聽聞了孫的大名，便下重禮邀請，結果也沒能如願，因為根本就找不到孫的蹤跡。一次，聽說孫知微正在成都壽寧閣上畫壁畫，張詠不帶侍從立馬徒步前往，可沒等他走攏，孫就扔下筆溜掉了。從此，張詠再也沒有機會拜會孫知微了。一直到卸任還朝，張詠途經劍閣時，路邊突然出現一個村童，獻上了孫知微的兩幅《蜀江出山圖》。剛要打聽孫的下落，那個村童已飄然遠去。終其一生，張詠都將孫畫珍之若至寶。

在宋代的成都，孫知微的壁畫倒有不少，但流傳出來的紙本畫作卻稀少而珍貴。比張詠年少的、孫的眉州老鄉石昌言也有幸收藏了一幅《縛虎圖》，將它與懷素的書法作品等四件稀罕物一同視為鎮宅之寶，梅聖俞、司馬光等名家均歎為觀止，紛紛寫詩讚美，豔羨之情溢於言表。比如，司馬光《和梅聖俞詠昌言五物·縛虎圖》詩云：

孫生非畫師，趣尚頗奇偉。

為人少諧合，不肯畜妻子。

時時入深山，信足動百里。

蕭然坐盤石，盡日曾不起。

精心忽有得，縱筆何恢詭。

永珍皆自然，神工相表裡。

流傳落人間，萬金易寸紙。

君家縛虎圖，用意尤精緻。

雖雲鎖紐牢，觀者猶披靡。

昔聞劉綱妻，制虎如犬豕。

系之床腳間，垂頭受鞭箠。

孫生儻未見，畫此亦何理。

明知非世人，羽化實不死。

願君佗日歸，置之成都市。

必有乘槎人，庶幾能辨此。

最後四句，用嚴君平辨認支機石的典故。支機石，即宋祁《成都》一詩所謂“雲藏海客星間石”，宋時在嚴真觀中，傳為西漢張騫誤入天河偶遇織女，織女以支機石相贈，令回成都問嚴君平便知原委。司馬光言下之意：孫知微的《縛虎圖》不僅萬金難換，簡直就跟那支機石一樣非世間之物。

萬金易寸紙，是紙因畫貴。事實上，宋代成都所產紙張的價效比還是相對高的，換言之，是較為便宜的。

范成大在成都只用蜀紙辦公

蜀紙，又稱川箋、蜀箋。“蜀箋體重，一夫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貴川箋，蓋以其遠，號難致。然徽紙、池紙、竹紙在蜀，蜀人愛其輕細，客販至成都，每番視川箋價幾三倍。範公在鎮二年，止用蜀紙，省公帑費甚多。且怪蜀諸司及州縣緘牘必用徽、池紙，範公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此以價大小言也。”這是元朝進士、成都人費著《蜀箋譜》裡的記載。

蜀紙為何重呢？《蜀箋譜》這樣解釋：“《易》以西南為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為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也。”五行家把地理方位跟八卦相掛鉤，蜀在西南方，西南於八卦屬坤位，所以成都又稱“坤維”，例如范成大《水調歌頭》詞：“萬里籌邊處，形勝壓坤維。”坤代表大地，故有重厚之性。成都既為坤維，所以出產的紙也比其他地方的重厚。

重厚之外，宋代蜀紙還有堅白之性。蘇東坡認為：“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勝常，以漚麻楮，作箋紙，堅白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揚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謂與蜀水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為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工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又說：“川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浣花溪水含鐵量低，懸浮物少，硬度不高，抄出的紙張細薄堅韌、潔白光滑。其他地方仿造蜀紙，因水質不如浣花溪好，所造紙張的質量始終不佳。

唐宋時期，今安徽的長江以南地區劃分為三個州，即宣州、歙州和池州。三州均為唐宋兩朝重要的紙產地，造紙業極為發達。當時，歙紙的產量最高，名氣在全國同行業中也位居榜首，宣紙、池紙則次之。即便如此，透過王安石《次韻酬微之贈池紙並詩》一詩可知，池紙也是會“方船穩載獻天子”，首先要供給皇家選用的。徽紙即歙紙，竹紙乃浙江產的越紙。

外界寶貝蜀紙，是因為蜀道難而遠，蜀紙又重，運輸不易，難以大量獲得，所以物以稀為貴。所以，當陸游的好友、四川總領查元章從成都送來蜀箋千張，王十朋會非常感動，並作《查元章自成都走書至江陵並貺蜀箋附子》一詩回報說：

芝蘭道山舊，邂逅夔江邊。

會合止半載，別離又經年。

君猶滯使軺，我忽移霅川。

東歸不及見，西望心悠然。

尺書走健卒，追上江陵船。

慇勤贈遠意，藥百紙以千。

我老苦多病，得藥年可延。

靜思苦口味，奚止沉痾痊。

但非造樓手，誤辱文房箋。

待將君詩文，傳寫千萬篇。

而徽紙、池紙、竹紙比蜀紙輕，頗受成都人尤其是各級政府部門歡迎，商家見有利可圖，便販至成都，每張以高出蜀紙將近三倍的價格出售。范成大到成都上任後，見蜀中諸司及州縣辦公緘牘必用徽紙、池紙書寫，大大增加了財政開支，便帶頭使用體重而價低的蜀紙。當了兩年成都知府，他就用了兩年蜀紙，僅此一項，就節約了不少公費。

謝公箋：宋代成都文創產品

蜀箋之中，數薛濤箋最為出名。它雖然創制於唐代，但到了宋代社會，依舊時髦而風行。張元幹《小重山》詞雲：“薛濤箋上楚妃吟。”李彭老《木蘭花慢》詞雲：“夢雲飛遠，有題紅、都在薛濤箋。”張炎《臺城路》詞雲：“薛濤箋上相思字，重開又還重摺。”諸如此類，是明說。方千里《夜遊宮》詞雲：“但依稀，寫柔情，留蜀紙。”周邦彥《塞翁吟》詞雲：“有蜀紙、堪憑寄恨，等今夜、灑血書詞，剪燭親封。”諸如此類，是暗指。司馬光《太博同年葉兄紓以詩及建茶為貺家有蜀箋二軸》詩云：

西來萬里浣花箋，

舒捲雲霞照手鮮。

書笥久藏無可稱，

願投詩客助新編。

這裡的“蜀箋”、“浣花箋”，指代的也都是薛濤箋。

黃庭堅的岳父、成都府路提點刑獄謝景初製作的“謝公箋”，名氣遠遜於薛濤箋。現存的文獻，好像只有《蜀箋譜》一家在說：“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封景初師厚，創箋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為名”“謝公有十色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即十色也。”

唐時，成都已有十色箋，被稱為“十色花箋”或“十樣蠻箋”，著名詩僧齊己（863—937）《謝人惠十色花箋並棋子》一詩可以旁證。謝景初（1020—1084）的十色箋或許只是對前人相同技藝的改進，所以《蜀箋譜》曾推測道：“楊文公億《談苑》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謝公箋出於此乎？”楊億（974—1020）雖是宋人，生活時代卻遠遠早於謝景初，十色花箋或十樣蠻箋也是謝氏出生前就已普及的產品。儘管辛棄疾（1140—1207）的生活年代晚於謝景初，其《賀新郎》詞“十樣蠻箋紋錯綺，粲珠璣、淵擲驚風雨”，指的仍舊不是謝公十色箋。陸游（1125—1210）寫成都的《漢宮春》詞“淋漓醉墨，看龍蛇、飛落蠻箋”亦然，也是說的十樣蠻箋。

儘管如此，謝公箋仍不失為宋代成都的一項文創產品。謝公箋至少有一點和薛濤箋一樣，那就是：“其美在色，不在質料也。”

蜀刻紙書：相當拿得出手的饋贈品

“宋世書稱：刻本始於蜀。”這說法是有考古證據的。1944年成都東門外望江樓附近的唐墓中出土了一份“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內容乃《陀羅尼經咒》，年代約在唐至德二年（757）左右。說明早在八世紀，成都已經流行刻版印刷和紙本印刷品。

兩宋時期，刻板印刷業迎來了一個黃金時代。北宋的首都開封、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陽也相繼成為刻板印刷的重鎮，而四川始終居於全國的中心地位。家刻、坊刻、官刻遍佈全川，統稱“蜀刻”。家刻，一般多指讀書人和藏書家以個人或家庭的名義參與的刻板印書；坊刻即書鋪經營的刻板印書，“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即坊刻。官刻，是官府或官員操辦的刻板印書。

宋代四川刻板印刷業的中心，又非成都莫屬，其中的“龍爪本”尤能享盛譽於世。用堅韌而富有彈性的槐樹的園藝變種“龍爪槐”木料來雕刻書版，以此印刷出來的書籍，謂之“龍爪本”。宋代四川廣都費氏刻本《資治通鑑》便是“龍爪本”的典型代表，版式疏朗，字大如錢，墨香紙潤，是蜀刻裡的精品。

宋代文人與書籍

成都官刻的精品，則可以《開寶藏》為例。《開寶藏》是中國第一部木刻漢文《大藏經》，也是世界上刻印的第一部佛經總集。南宋沙門志磐《佛祖統記》載：宋太祖開寶四年（971），“敕高品張從信往益州雕《大藏經》板”；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成都先奉太祖敕造《大藏經》板成進上”。歷時13年，刻成雕版13萬餘塊。這部工程浩大的《大藏經》，因“奉敕雕造”於開寶年間，又稱《開寶藏》；因刻於成都，又稱《蜀本藏》。其中《佛說阿惟越致遮經》殘卷，今藏北京圖書館，有“大宋開寶六年癸酉歲奉敕雕造陸永”等字樣的題記。這位陸永，應該就是宋代成都眾多“雕匠”中的一員。

“宋時蜀刻甲天下”，蜀刻紙書一度是相當拿得出手的饋贈品。宋代七大刻書家之一的陳起就曾將一套蜀刻《史記》送給大詩人後村居士劉克莊，並作《史記送後村劉秘監兼致欲見之悰》一詩云：

昏聵嗟耳目，管絃堂上調。

世事每相背，秋月虛良宵。

涓吉擬登龍，疾雨驚風飄。

禰刺不得前，東睇心旌遙。

近履傳康強，變體筆更饒。

風響雖時接，未若親聞韶。

憶昔西湖濱，別語請教條。

囑以馬遷史，文貴細字雕。

名言猶在耳，堤柳凡幾凋。

茲焉得蜀刻，持贈踐久要。

會晤知何時，霽色審來朝。

交子：紙的商業價值的最大化

世界上第一批紙幣，也是在宋時的成都印刷的，而且用的是成都的楮紙。春末夏初，剝取楮樹皮製成的紙張，謂之楮紙。所以，宋人常將紙幣稱作“楮幣”或“楮券”。例如，方回《憶我》詩云：“朝廷易楮幣，百姓駢嘆籲”；華嶽《述懷》詩云：“楮券不堪供虜幣，沙籌那解足軍糧。”

薛田《成都書事百韻詩》雲：“文翁室暗封苔蘚，葛亮祠荒享豆籩。貨出軍儲推賑濟，轉行交子頌輕便。”交子，就是這些楮紙幣的正式名稱。交子的出現，在世界經濟史、印刷史、美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

偉大的交子

成都有一條“交子街”，跟薛田一樣，都跟交子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今山西永濟）人，北宋時的經濟學家，為交子的成功轉型、順利發行作出過蜀人不該忘卻的貢獻。他才是真正的“交子之父”，而非張詠。

當時，“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於是，十六戶富民成立了“交子鋪戶”，制楮為券，聯合發行了私交子，以便貿易。換《宋史》的話說，即：“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出現不法之徒偽造交子並進行詐偽活動，引發了信用危機。時任知益州的薛田便上奏朝廷，建議國家設立專門的紙幣管理機構，由政府印發交子。幾經周折後，到了天聖元年（1023），宋仁宗終於接受了薛田的建議，在成都設定了我國第一處官辦交子務“益州交子務”，此時的知益州已換成了寇瑊。次年二月二十日，即公元1024年4月1日，政府終於發行了正式的紙幣——官交子，這比1661年瑞典斯德哥爾摩銀行發行的西方最早帶有現代鈔票性質的紙幣早了六百多年。

福州詩僧釋慧空（1096—1158）有《送僧三首》，其中一詩云：

蜀川老覺家潼川，懷中交子是鐵錢。

三年聽講大慈寺，執卷問之不識字。

三年參禪大隋山，蓋龜劫火猶顢頇。

瞿塘忽放鐵船下，不問灩澦堆如馬。

逆風使過荊湖南，焦荔林中來放憨。

同風莫倚閩與蜀，飲水更須防蠱毒。

這懷中的交子應該就是官交子。

“大觀元年五月，改交子務為錢引務。”設“監官一員，元豐元年增一員；掌典十人，貼書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鑄匠二人，雜役一十二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後慮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始特置官一員蒞之，移寓城西淨眾寺。紹熙五年，始創抄紙場於寺之旁，譴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雜役三十人。”可見，宋時印製紙幣的楮紙由朝廷派來的京官監製，抄紙工人也全都納入政府編制，抄紙場規模不小，僅位於成都城西淨眾寺一處的員工就近百人之眾，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宋代成都金融市場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