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澤•薩拉馬戈：師傅與徒弟

田人是什麼意思

文 / 若澤•薩拉馬戈（葡萄牙）

作品中的人物如何成了師傅，而作者則成了他們的學徒？我有生以來認識的最有智慧的人既不會讀書也不會寫字。凌晨四點，當新的一天即將降臨法國大地時，他便從地鋪上爬起來，走到田間，開始照看豬兒吃草，這六頭豬的繁殖力很強，是他們夫婦倆的生活來源。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住在裡巴特茹省的阿濟尼亞加村。他們正是靠著這微薄的收入維持生計，也就是把斷奶後的小豬崽賣給鄉鄰而已。他們一個叫熱羅尼烏·梅爾里尼奧，一個叫若塞法·凱希尼亞，兩人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冬天，深夜的寒徹使室內鍋子裡的水達到結冰點時，他們就去豬圈把那些孱弱的小豬娃抱到自己的床上。在粗糙的毛毯下面，他們的體溫把凍僵了的小豬娃救活，將它們從死神的手中救了過來。我的外祖父母心地都很善良，但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出於什麼同情心，他們想的只是如何維持自己的一日三餐，就如同人們延續自己的生命那樣再自然不過了，從未想過需要之外的東西。

許多次我幫著外祖父熱羅尼烏幹些養豬的活兒；許多次我在屋邊的菜地裡挖土；我還許多次劈柴；許多次去村裡的井臺上轉動轆轤，然後把水挑回家；許多次，也是在天剛矇矇亮的時候，我和外祖父偷偷避開護田人，扛著耙，拿著繩索和麻袋，去揀拾麥收之後的殘穗短株，那時候，鬆軟的麥秸稈正好用來讓豬做窩。有的時候，在炎熱的夏夜，吃過晚飯之後，外祖父會對我說：“若澤，今晚咱祖孫倆就在無花果樹下過夜吧。”我們家另外還有兩株無花果樹，但是，外祖父說的這一棵，當然是因為它樹冠最大，樹齡最長，不知是哪年哪月栽下的，對於我們全家來說才是無花果樹。它或多或少都有些象徵的意味。只是在許多年以後，我才體會到“無花果樹”這個詞的博大精深。靜謐的夜晚，在無花果樹高高的枝椏間，有一顆星星映入我的眼簾，然後它又慢慢地躲到一片樹葉後面，同時又把我凝視的目光吸引到另一個方向。在空曠的蒼穹裡，我看見銀河靜靜地流淌。我們村裡的人仍然管這條乳白色的玉帶叫“通向聖地亞哥之路”。

由於睡得晚，夜晚總是充滿了我外祖父翻來覆去地講述的那些故事：什麼傳說啦、幽靈啦、恐怖的人事啦、奇聞軼事啦、古老的死亡啦、用石頭和棍棒進行的混戰啦、我們祖宗的教誨啦，記憶中持續不衰的謠傳總是讓我睡不著，但同時也會輕輕地讓我進入夢鄉。我從來就不知道，當意識到我已經酣然入睡時，他是否默默無語？或者是否還在繼續說話，為的是不讓我在他講述過程中他故意安排的長時間停頓裡提出的那個固定不變的問題“那後來呢”，留下一半不予回答？或許是為他自己重複那些故事，為的是不會把它們忘掉？或者為的是用新的細節來豐富它們？在那個年紀，不用說，正如我們在某一段時間裡都要做的那樣，我把我的外祖父熱羅尼烏想象成了世界上一切知識的主宰。天剛放亮我被鳥兒喚醒時，他人已不在，趕著豬到田野上去了，聽憑我在屋裡繼續酣睡。然後我總會起床，疊好粗糙的毛毯，光著腳丫——直到十四歲時，我總是光著腳板在村子裡走來走去，——頭髮裡還有麥秸稈，從院子內耕種過的一邊走到另一邊。豬圈就挨著房屋。我的外祖母在我外祖父之前就已經起床前前後後忙開了。她把一大碗泡著好些片面包的咖啡放到我跟前，然後問我睡得好不好。如果我告訴她我聽了外祖父講的那些故事而做的一些噩夢，她總會安慰我說：“甭大驚小怪的，夢裡的事情沒有一樣是靠得住的。”

那時我想，儘管我的外祖母也是一個聰慧的人，但是她不可能達到我外祖父的聰明程度。外祖父躺在無花果樹下，有他的外孫若澤在一旁作陪，能夠僅僅用幾個字眼就讓整個宇宙運動起來。只是在許多年以後，當我的外祖父已經離開這個世界，而我也長大成人之時，我才最終意識到，原來我的外祖母歸根到底也相信夢。因為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當她在自己獨自生活的茅屋門口坐上一宿，凝視著頭頂上最大和最小的星星時，為什麼會說出“這世界是如此的美麗，我不得不死去又是如此遺憾”這樣的話？她沒說她害怕死去，而只是說去死是一件憾事，好像她那由沒有間斷的勞作所組成的人生，幾乎就在最後的時刻，獲得了最高的、同時也是最後的訣別時的天恩眷顧，顯露出慰藉之美。說這番話的時候，她正坐在房門旁——這所房子就像世界上其他我想象不到的東西一樣，因為在這所房子裡住著能夠跟小豬崽睡覺的人，就好像小豬崽是他們的親生孩子，居住著僅僅因為這世界很美麗而為作別生命感到難過的人；而且就是這個熱羅尼烏，我的外祖父，一個牧豬倌兼講故事者，感到死神即將來臨，要把他帶去，於是就去跟院子裡的三棵無花果樹訣別：他一棵一棵地擁抱它們，還哭了起來，因為他明白，自己再也見不到它們了。

許多年以後，當我第一次寫到我的外祖父熱羅尼烏和我的外祖母若塞法（我還沒有告訴大家，據許多認識她的人講，她年輕時美貌非凡）時，我終於意識到：我正在把他們這樣的普通人轉變成文學人物：這，或許正是我不曾忘記他們的方式，即用從來就會改變記憶的鉛筆把他們的臉一次又一次地畫出來，就好像是在不穩定的記憶地圖上創造人們決定在那裡度過一生的鄉村的超自然的非現實性一樣，為死氣沉沉、範圍狹窄的日常工作的單調乏味狀況塗上色彩，使它鮮亮起來。這與心靈的態度如出一轍：當心靈喚起一位特定的柏柏爾人外祖父的迷人而又神秘的形象之後，它總會引導我大致用如下的語言來描繪一幀陳舊的照片（它如今差不多有“八十歲了”）：從照片上可以看出：我的父母親“都站著，那麼美麗，那麼年輕；面對著攝影師，他們臉上流露出嚴肅而莊重的神情，也許是面對照相機、當鏡頭即將捕捉到他們再也不會有的形象的一剎那所產生的恐懼，因為接下來的一天必將是無可改變的另一天……母親的右肘正靠著一根高大的柱子，下意識地挨著身體的右手裡拿著一朵鮮花；父親用手臂繞著母親的背，他長滿老繭的手在母親的肩上露出來，像是翅膀。他們都站在一塊有枝形圖案的地毯上，羞答答的。構成這幅畫面的假造背景的那塊畫布，顯示出新古典主義建築的冗贅與不和諧。”我是這樣結尾的：“我講述這些故事的那一天必定會到來，這些事情沒有哪一樣我不知道。有一位柏柏爾人外祖父來自北非，另一外祖父是一個牧豬倌，還有一位漂亮無比的外祖母，表情嚴肅而又英俊美麗的父母親，照片上的一朵鮮花——我還能希望什麼別的家譜呢？我又能倚靠什麼比無花果樹更好的樹呢？”

差不多是三十年以前，我寫下了這些話，除了重新建構和記錄這些賦予我生命、同我的存在接近的人的生命中的瞬間外，沒有別的目的。我想，對於知道我來自何方，我是由什麼材料組成的，而且知道我是一點點長大的人來說，沒有別的東西還需要解釋。但是，終究是我錯了；生物學並不決定一切，而且，說到遺傳學，它能延續如此長的歷程，其道路一定非常神秘……我的家譜關係樹（諸位將會原諒我用這種方式為之命名的假定，因為它在其豐富的樹液中變得如此之少）不光是缺少因為時間和生命先後相繼的遭遇而導致從主幹中膨脹出來的那些枝椏中的某些枝椏，而且也缺少某個可以幫助使它的根穿透到地下最深層的人，缺少某個能驗證其果實的一致性和味道的人，缺少某個能鞏固其頂端使其成為打這兒經過的鳥兒的庇護所或者巢窩支撐物——的人。當我用文學的顏料來描繪我的父母親和我的外祖父母，把他們從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轉變成文學人物，轉變成我人生中新的、方式別具一格的建築者時，我完全不曾意識到，我正是在追蹤著那條小徑，正是經由這條小徑，我隨後總會虛構出來的那些人物將會建造並帶給我這些材料和工具，最後，我將用這些材料和工具，更理想或更糟糕地、以充足的和不充足的狀態，用有益和無益的方式，在全部稀缺但也是充裕的狀態下，使我成為如今的我認可的這個人——那些人物的創造者，但同時也是他們的創造物。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一個字母接著一個字母、一個詞接著一個詞、一頁連著一頁、一本書連著一本書地，我一直在連續不斷地在這個人身上灌輸這種觀念：我就是我創造的那些人物；我相信，離開了他們，我就會不是今天的我；離開了他們，我的藝術生涯很可能就不能比一篇不準確的速寫更為成功；沒有了他們，我的期望就像其他許多的期望一樣仍然只是一個期望；沒有了他們，某個人也許可能存在，但是最終不可能取得成功。

現在，我能清楚地看出誰是我生命中的師傅，誰是那些極為集中地教給我生活的艱苦勞動的人。此時此刻，我的小說和劇本中那些在我眼前前進的許許多多的人物，即那些用墨水和紙張構成的男人和女人，那些我正引導著的、我相信作為作者的我根據我的一閃之念選擇的人，對於作為作者的我的意志百依百順。他們就像鉸接著的木偶一樣，其動作行為對我所起的作用，不會比我用來使他們活動的繩子所給予他們的負擔和張力更多。在所有那些師傅中，無庸置疑，第一位是一個二流的肖像畫家，我僅僅稱之為H，即一個我覺得可以合情合理地稱之為雙重模仿（既是對他自身的模仿，但是在某種方式上說，也是對作者自身的模仿）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此故事的題目是《繪畫和書法指南》。H是教我不帶憤怒或沮喪、擯棄我的侷限、用樸素的誠信去接受和觀察的人，因為我既不能也沒有熱望敢於逾越我所耕種過的土地去冒險，我所擁有的全部剩餘物就是往下、在地底下挖掘，朝著根部——既是世界的也是我的根部挖掘的可能性，如果我能獲允這一極端野心的話。當然，去評價所做的努力的結果之可取之處，不是我的責任。但是，如今我認為，顯而易見的是，打那以後的我的全部作品，都遵循了這一原則和這一目的。

接著走來的是阿連特茹地區的男男女女，即與我的外祖父熱羅尼烏和我的外祖母若塞法所隸屬的那塊土地上被譴責的人有著一樣兄弟情誼的淳樸的農民。為了工資和只應被稱之為惡毒的工作環境，為了得到聊勝於無的生活——我們自詡為有教養的、文明的人樂意稱作——根據不同的場合——寶貴的、神聖的，或者崇高的生活，他們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我所認識的普通老百姓，被同為國家和地主的幫兇和受益者的教會給欺騙了；人民永遠被警察監視著，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淪為虛偽的正義之武斷的無辜受害者。從世紀之初到一九七四年“春季革命”推翻獨裁國家，彼得魏澤這個農民之家三代人貫穿這部題為《從地上崛起》的小說的始終。正是由於這些從地上崛起的男人和女人——首先他們是真實的人，其次才是虛構的文學人物——我學會了如何才能有耐心，學會了如何充分相信時間，相信那為了建構和重新摧毀我們而同時建構和摧毀我們的時間。我惟一不敢確定是否愉快地吸收了的事情是，那些艱辛經歷是否轉化成了那些男人和女人身上的美德，即對生活之自然而然的簡樸態度。然而，在二十多年之後，我所學到的、保留在我腦海中的教訓仍然在我的記憶之庫中完好無損地儲存著；它就像是我心靈中的一種持續不斷的召喚，我每天都能感覺到它的存在。我不曾丟失，最起碼尚未丟失這種希望——從生活在阿連特茹地區一望無際的草原上的、那些具有值得我學習的崇高品德的榜樣身上吸收更多的優點。時間將會證明這一點。

我能從一個生活在十六世紀的葡萄牙人那裡學到什麼別的教訓呢？他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創造了韻詩與光榮、船的殘骸與民族的覺醒。他是一個絕對的詩歌天才，是我們文學中最偉大的人物（不管它給這個自稱為“非凡的卡蒙斯”的費爾南多·佩索亞帶來了多大的不幸）。路易斯·瓦斯·德·卡蒙斯在他純粹的人性，例如一個作者敲開每一個出版者的門，尋找願意出版他書的人之時表現出的那種高傲的謙卑，因而遭到不同血統和種族的愚昧無知者的鄙視，遭到國王和他的耀武揚威的隨從們帶著藐視的冷漠，以及這個世界一貫接納詩人、有遠見卓識者和笨伯們的造訪時所使用的冷嘲熱諷——中所能給予我的最樸實的教訓外，沒有什麼教訓適合於我，沒有什麼教訓值得我學習。每一個作家在其一生中，至少一次或者將不得不成為路易斯·德·卡蒙斯，即使他未曾寫過Sobolos Rios這首詩。在貴族、廷臣和來自異端裁判所的審判員中，在往昔的愛情和提前到來的老年幻滅中，在寫作的痛苦與已經完成寫作的欣喜之間，正是這位一貧如洗地從印度——為了發財致富，許多人遠涉重洋前往那裡——返回的病人，正是這名瞎了一隻眼、靈魂備受衝擊計程車兵，正是這位厄運的引誘者——他再也不能使那些置身王室宮廷的淑女們的心兒驛動，我在一部名叫《我該如何處置這本書呢？》的戲中正是把他搬上了舞臺！這齣戲的結尾重複了另一個問題，一個惟一真正重要的問題，一個如果曾經有過充分的答案而將為我們永不知道的問題，“你將怎麼處置這本書呢？”他的腋下夾著一部傳世之作而被這個世界不公平地拒絕了，這也是一種高傲的謙卑！它正是一種高傲的謙卑，也是一種固執——要設法瞭解我們今天在寫的這些書明天將會有什麼樣的目的，儘管有人給我們，或者我們自己給予自己以令人寬慰的種種理由，但我們立即就會懷疑它們將是否能延續很長一段時間（究竟有多長呢？）。沒有誰比聽任別人矇騙他的人更好矇騙的了。

接下來是一個在戰爭中失去了左手的男人，和一名帶著能看見別人面板下面東西的神秘力量而降臨到這個世界的女子。他的名字是巴爾塔薩爾·馬特烏斯，綽號叫“七個太陽”；她則叫布里蒙達，而且後來也有了一個諢名叫“七個月亮”，因為書中寫到，凡有太陽出現的地方，那裡也必得有月亮，只有這二者聯合起來和諧並存，另一方才能透過愛而使這個地球宜於居住。來的還有一位名叫巴爾託洛梅烏的耶穌會的牧師。他發明了一種能夠升入太空的機械。除了人的意志，人們說它無所不能的那個意志，那個不能、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怎樣，或者直到今天也不想成為具有單純仁愛、或更為單純敬意的太陽和月亮的意志，它不需要別的東西作飛行燃料。這三個來自十八世紀的葡萄牙傻瓜，在迷信和異端裁判所的烈火肆虐的時間和國度裡，在一個虛榮而妄自尊大的王國建起了一座修道院、一座宮殿和一個令外面的世界感到晾奇的大教堂的地方，如果那個世界，在一種極不可能的意義上說，具有足夠多的像布里蒙達那樣的眼睛——可以看見隱藏的東西的眼睛，來觀察這個葡萄牙的話……還有成千上萬的一群人走了過來。他們雙手骯髒不堪，長滿老繭，在年復一年、一塊石頭接一塊石頭地運送了不可變動的修道院院牆之後，在運送了巨大的王宮的房屋、圓柱和長方柱、通風的鐘樓之後，在把大教堂的穹頂懸掛在空蕩蕩的空中之後，拖著精疲力竭，疲憊不堪的身子走來了。我們所聽到的聲音發自多米尼哥·斯卡拉的撥絃琴之上，而他並不知道他是應該笑還是哭。這就是《修道院紀事》一書的故事，多虧很久以前、在他外祖父母熱羅尼烏和若塞法時代教給他的那些東西，這個學徒作者才好不容易在其中寫下並非沒有詩意的類似的話：“在女人們的閒談之外，使這個世界保持在其軌道之中的，是夢想。但也是夢想用衛星覆蓋了世界的上空，為什麼太空是人們想象中輝煌壯麗的景觀，道理就在這裡，除非人的頭腦是惟一的太空。”事實如此。

在里斯本的一所技校讀書時，這位少年就已經知道了一些關於詩歌的訓誡，他是在教科書裡學到這些教訓的，他當時正在為充其量是一個技工的勞作生活而做著手藝上的準備。公共圖書館的漫長夜晚裡，他也擁有優秀的詩歌老師——隨心所欲地從目錄中找書來讀，沒人指導，沒有人給他建議，然而，他以一個富有創造性的水手般的驚奇虛構著他所發現的每一處地方。但是，只是在那所工業學校的圖書館裡，《裡卡多·雷斯辭世的那一年》這部作品才開始動筆。有一天，這位年輕的技工（那時他快滿十七歲了）偶然發現了一本題為《阿臺娜》的雜誌，裡面有署了那個名字的詩，因為他對自己國家的文學制圖法所知甚為可憐，所以自然而然地就認為確實有那麼一個名叫裡卡多·雷斯的葡萄牙語詩人。然而，很快他就發現這位詩人其實是一位名叫費爾南多·諾蓋·拉佩索亞的人用自己頭腦裡想象出來的。除此之外，根本就不存在的詩人的名字署在自己的作品上，他把他們稱之為“同拼法異音異義字”——一個在那時候的詞典中不存在的詞，這也正是這位文學學徒如此難以明瞭其含義的原因。他背下了裡卡多·雷斯的許多首詩歌（如：為了成為偉大的人／惟一的人／事無鉅細／你都應全力以赴）；然而，儘管他是那樣年輕，又那樣無知，但他不能接受：一個超越自己之上的頭腦真的能毫無憐憫地想象出“對世界的景象感到滿意的人是智者”那樣殘酷的詩行。後來，很久以後，這位學徒已經是頭髮灰白，而且比自己先前更加聰明瞭，斗膽寫了一部小說來向這位頌歌詩人展示一九三六年的某些世界景象，在這部小說中，他讓詩人外出生活了幾天：期間納粹軍隊佔領了萊茵河流域，佛朗哥發動了反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戰爭，薩拉查創立了法西斯主義者組成的國民自衛隊。他是這樣告訴那位詩人的：“這就是世界的景象，我那具有寧靜的痛苦和優雅的懷疑主義的詩人；既然作壁上觀是你的智慧，那麼你就盡情地享樂吧！你睜開眼睛看看吧！”

《裡卡多·雷斯辭世的那一年》以充滿憂鬱的話結尾了：“在這裡，大海已經到了盡頭，陸地則在熱切地等候著。”因此，葡萄牙將不再有新的發現，它的未來，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未來，是註定了的無休無止的等待，只有往常的命運歌、一模一樣的陳舊的懷念，甚至還要略略多一些。於是，這名學徒想象還會有一種使船回到水中的辦法：例如，透過移動陸地把它放到大海里去。作為因歐洲的歷史性藐視而產生的葡萄牙人的集體性怨恨的一枚間接的果實，我後來寫了小說《石筏》，把整個伊比利亞半島同歐洲大陸分割開來，使它變形為一個巨大的、漂浮的島嶼，既沒有槳，沒有水手，也沒有推進器，按照向南的方向自己移動，“一堆石頭和大片的陸地，上面覆蓋著城市、村莊、河流、樹林、工廠和灌木林，適宜於耕種的土地，連同耕地上的人們和動物”，在一條通往新的烏托邦的航線上航行著：半島上的民族同來自大西洋彼岸的民族的文化碰撞，違背了——我的策略走到了那麼遠——由美洲的美國在那個地方推行的令人窒息的規矩。雙倍的烏托邦想象力將會把這部小說視為更加沒有偏見的，同時也是更為有人情味的隱喻：即，歐洲，它的全部，都應該向南移動以幫助平衡這個世界，作為對它以前和如今的殖民剝削的補償——這就是說，歐洲是最後的道德參照物。當半島在大海中乘風破浪前進時，《石筏》中的人物——兩男三女和一條狗，正在馬不停蹄地做著環半島旅行。這個世界正在改變。他們知道，他們必須在自己身上發現他們想要成為的那種新人（更別提那條狗了，它跟其他的狗不一樣）。這將能夠滿足他們的需要。

接下來，這個學徒回憶起他人生中的遙遠的過去，那時，他的工作是一名校對員，如果說在《石筏》中他修改了未來，那麼，現在創作一部名為《里斯本圍城史》的小說來修改過去，也許不是一件壞事。在這部小說中，一名校對員檢查著一部同名但的確是一部真實的歷史書的書，厭倦了去注意“歷史”是如何越來越不能讓人感到驚奇，決定用“是”代替“非”，這樣就顛覆了“歷史真實”的權威性。校對員雷蒙多·席爾瓦是一個天真率直、平平庸庸的人，他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他相信所有的事物都有其看得見的方面和看不見的方面。因此，我們要想方設法看到事物的兩面，否則我們對事物的任何一方面都將一無所知。他就此跟歷史學家展開了這樣的談話：

我必須提醒你，校對員是嚴肅而認真的人，在文學與生活中的體驗相當豐富。你別忘了，我的書涉及的是歷史。不過，既然我無意指出別的矛盾，那麼，尊敬的先生，依我之愚見，我認為所有不是文學的東西就是生活；歷史，尤其是歷史，也無心要去冒犯誰；而繪畫，呃，繪畫只不過是用畫筆製作出來的文學，我相信你不曾忘記，人類在知道如何寫作以前很久就開始了繪畫。你是否熟悉“如果你沒有獵狗，就帶上一隻貓去打獵”這句諺語？換句話說，不能寫作的人就去繪圖或作畫，好像他是個孩子似的。換言之，你打算告訴我的，就是文學在其誕生以前就已經存在了。是的，先生，就像人類一樣，在某種方式上說，在他誕生以前就存在著了。我突然想到，你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職業，你本應該是一名哲學家，或者一位歷史學家，你具有這些學術規則所需要的天資和稟賦，像我就缺少這方面的訓練。先生，一個沒受過訓練的簡單之人能獲得什麼呢？僅僅是由於幸運，由於我的基因正常，我才得以降臨人世，但是，我的基因未經雕琢，然後，除了小學之外沒有受過教育，你能說你自己是受過教育的人，你是自己的努力的產物，這沒有什麼可以羞恥的：過去的社會就以它的自修成材者為榮，後來社會有了進步，讓過去的那一套都壽終正寢了；眼下這些自學者不被人認可，只有那些寫娛樂消遣詩和小說的人才被賦予頭銜繼續充當自學成材者，這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幸事，但是，至於我呢？我得承認，我從來就沒有文學創作的才能。當一名哲學家吧，老兄！你具有強烈的幽默感，先生，你還有一種獨特的諷刺天資。我自問，你曾經是怎樣把自己獻身於歷史的？它是這樣一門嚴肅而深奧的科學。對於真實的生活，我是抱諷刺態度的，然而，文學，不錯，而不是任何別的東西，就是真實的生活。但是，當歷史還不能被稱之為歷史的時候，它是真實的生活。所以，先生，你相信歷史是真實的生活；當然，我也相信，我的意思是說，歷史是真實的生活。毋庸置疑，要是得利特爾不存在，我們將會成為什麼東西呢？校對員長長地嘆息道。

毫無必要在此加上這麼一句，這個學徒從雷蒙多·席爾瓦學到了懷疑這個關於時間的訓誡。這則訓誡是關於時間的。

不過，也許正是這一對懷疑的學習，才使得他完成了《耶穌基督眼中的福音書》的寫作。確實，而且他正是這麼說的，這個標題是一個在視覺上產生的幻覺的結果，然而要問它是不是那一直就在為這部新的小說準備誕生背景的校對員的寧靜典範，是很公平的。這一次問題不在於從《聖經·新約》背後尋找對比，而是闡釋其表層的含義，就像尋找一幅畫的表層含義一樣，用微弱的光亮來提升其浮雕效果、它的交叉蹤跡，以及沮喪的陰影。這好像是第一次，這個被熱心人物包圍起來的文學學徒正是這樣來閱讀對無辜者進行大屠殺描寫的。儘管他讀過了，但是他弄不明白。他不明白，一種得等上三十年來傾聽其創立者宣佈它第一句話的宗教，為什麼已經有了殉教者？他不明白，這個惟一能做得到的人為什麼膽敢不拯救伯利恆兒童的性？他不明白，約瑟在帶領全家從埃及歸來之後，為什麼竟然缺乏甚至是最起碼的責任感、同情心、罪過感，或者甚至最低的好奇感？為了拯救耶穌的生命，伯利恆的兒童就得去死，這在辯護中甚至是不容爭辯的。對所有人事和神事都負有責任的最起碼常識就是要提醒我們注意：上帝決不願意把聖子耶穌基督派到人間，尤其是帶著救贖人類罪孽的使命，而讓一個兩歲的、名叫哈羅得計程車兵將他斬首。在這位學徒帶著對偉大戲劇應得的莊重欽敬而寫下的那部《福音書》裡，約瑟必將意識到其罪過，必將把懊悔當作對自己的罪孽的懲罰，而且必將會不做任何反抗地給處死，就好像是為了了結他同這個世界的債務的最後留存的一件事情。因此，這個學徒的《福書》不是一個關於被賜福的人和與上帝同在天堂的聖徒的更加有啟發意義的傳說，而是關於少數幾個人的故事：他們遭到一種強力的折磨，與之搏鬥卻不能打敗它。耶穌將繼承乃父曾經帶著它們走村串巷的那些醜聞，他也必將會繼承那些永遠也不會放過他的、關於責任與罪過的悲劇意識，甚至當他在十字架的頂端提高聲音說“人們，原諒他吧，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做下了什麼”時，這責任與罪過也不會放過他，這當然是指把他送到那兒的上帝。但是，如果在那最後的痛苦中他依然記得，也許是指那真正用血與肉使他生而成人的、他的真正的父親。正如大家所能看到的，當這位學徒在其異端的《福音書》裡寫耶穌與經師之間的神殿對話的最後幾句話“罪過是一條狼：它在吞噬了幼崽的父親之後，又把幼崽吃掉；你提到的那條狼已經吞下了我的父親，那麼很快就會輪到你。你該做什麼呢？你是否被吞噬過？你不僅將被吞掉，而且還將被吐出來”時，他已經做了一次長長的旅行。

要是查裡曼大帝不曾在德國北部建立起一座修道院，要是那座修道院不是明斯特的起點，要是明斯特城不曾希望用一臺關於新教再洗禮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的可怖的十六世紀戰爭的歌劇來慶祝其第一百二十個週年紀念日，這個學徒就不會寫出他的劇本《以上帝的名義》。其次，這個學徒不得不在其微弱的理智之光的幫助下，去洞察宗教信仰的隱藏迷宮，這些信仰如此容易地讓人們去殺戮或者被殺。再次，他所看到的是關於不容異說的極其醜陋的面具，這種不容異說玷辱了兩個教派都宣稱要捍衛它的這一事業：因為問題不在於這是一場以兩個有敵意的神的名義進行的戰爭，而是以同一個神的名義發動的戰爭。由於他們的宗教信仰使他們喪失了判斷力，明斯特的再洗禮教徒和天主教徒不可能明白所有證據中最明顯的證據：在最後的審判日，當兩個教派走上前來，接受因其在人世的行為而應得的懲罰時，上帝——如果他的決定是由像人的邏輯一樣的任何事情支配的話——將不得不把他們全部接納到天堂裡去，因為最簡單的理由是，他們全都信仰他。發生在明斯特的可怕的大屠殺告訴這位學徒，宗教，儘管它們全都許諾，卻從來不曾被用來促使人們和解，而且最荒誕不經的就是聖戰，想一想，上帝不能——即使他想——對自己宣戰。

盲目。這個學徒想，“我們都是盲目的”。於是他坐下來，寫下了《盲目》來提醒那些可能讀到它的人：當我們使人生蒙受羞恥時就濫用理智；人的尊嚴每天都遭到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強權人物的侮辱；普遍的謊言已經取代了多數真理；當人類喪失了對他的同類應有的尊敬時，他也就喪失掉了自尊。然後，似乎是為了祛除因理性的迷失而引發的怪物，這個學徒開始創作所有故事中最簡單的：一個人在尋找另一個人。因為他意識到，生活從人身上索取的東西，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這本書名叫《所有的名字》。儘管沒有寫下，但是我們所有人的名字，生者的和死者的名字，全部都在那兒。

請允許我稍做總結。在此朗讀這幾頁講演辭的這個聲音希望它是我筆下人物的聯合聲音的回聲，如果是這樣的話，我的聲音是比不過他們的聲音的。倘若今天我在此所做的講演對於你們來說是微不足道的，我懇請諸位原諒，對於我而言則是全部。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於斯德哥爾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