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樹一幟的《天發神讖碑》

天發神讖碑是什麼書體

書法藝術貴在創新，中華幾千年的書法史，實質上就是一部“創新——成熟——僵化——再創新”的辯證發展史。歷代書家為了推陳出新，獨闢蹊徑，摸索出許多創新的路子。其中卓有成效的門徑之一，就是用一種書體的筆法去寫另一種書體。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說分》中講：“凡書貴有新意妙動。以方作秦分，以圓作漢分，以章程作草，筆筆皆留；以飛理作楷，筆筆皆舞，未有不工者也。”也正是此意。這與遺傳學的“雜交”、“雜種優勢”如出一轍，足證各種學科之間，自有其共通之處。

《天發神讖碑》就是用書法上的“雜交”而取得輝煌成就的典型。

《天發神讖碑》全碑

《天發神讖碑》又名《天璽紀功頌》，刻立於三國吳天璽元年（276）七月。其刻石原由，歷來諸說分歧，歸納起來，共有四事：

一、天冊元年（275），吳郡掘地得銀璽，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二、天璽元年，於臨平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有皇帝字。

三、八月，鄱陽言陽曆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雲“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

四、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端。

此四事均載於《三國志·吳書·孫皓傳》。但與碑文所記內容都不相符，且三、四兩事晚於立碑之時。根據現有資料，我們無法斷定究竟是哪一件或幾件事直接導致立碑。不過，這四事皆屬符瑞，吳末帝孫皓荒淫無道，貪衡暴虐，而又極端迷信，其在位十六年中，竟因符瑞而八次改元。所以，《天璽碑》因天降符瑞而刻立，來“褒讚靈德，以答休祥”這一點當無疑議。

據張勃《吳錄》雲，《天發神讖碑》初立於巖山，唯無確據。宋元祐六年轉至金陵漕臺後圃，後又移到江寧縣學，至嘉慶年間不幸毀於大火。該碑原拓甚少，故宮存有宋拓本，摹刻者以林署生“黃泥牆本”為善。關於該碑的書者，碑文銜名處恰好殘缺，文獻又無記載，故而眾說紛紜，或說為皇象，或說是蘇建，但卻均屬推測，並無確鑿證據。

此碑初看，怪誕離奇，非隸非篆，全無法紀可言。細讀再三，則又覺矩度森嚴，亦隸亦篆，隱有“似曾相識”之感。碑字結構用篆，無作為隸書特徵的波磔；筆法用隸，雖曳腳垂尾，也帶方筆。其書字形方整，既不似篆之圓長，也不像隸之扁平。豎畫起筆作釘頭，下多懸針，如“中”、“神”等字。

最有韻味者，如“一”、“上”、“下”、“天”等字的橫畫，其鋒尖入紙後，便向左下出鋒，垂芒如利刃，然後再回鋒至原處向右徐行，直至收鋒護尾，這頃刻之間，兩度取勢運筆，大有兵家“再接再厲”之意，而提按頓挫，尖圓疾徐的有機結合卻又有道家“相反相成”之妙。1974年甘肅甘谷出土的東漢隸書竹簡中，也有相似的筆畫。

從橫畫起筆的垂芒，豎畫的懸針與曳腳來看，只覺整個佈局好似一幅絕妙的戰陣圖；圖中之見刀槍密佈，劍戟林立，雙刃重重，形制各異，有直有彎，或大或小，險勁犀利，鋒芒畢露，威武雄壯，氣勢磅礴。

《天發神讖碑》在南北朝晉宋之時已斷裂為三，故俗稱《三段碑》。上段二十一行，中段十九行，下段十行，共二百十二字，半字十二。因後人曾鑿改謀作他用，故其體制亦已不可詳考。

古今論書者對《天發神讖碑》都給予極高的評價。被稱為“書家酷吏”的黃伯恩於《東觀餘論》中稱其“字勢雄偉”。汪砢玉《珊瑚網》稱：“跳跋平硬，盡去棋算鬥環之累。”王澍《竹雲題跋》稱：“書法銛厲奇崛，於秦漢外別樹一體……如龍蠖蟄起，盤屈騰踔，一一縱橫自然。”楊守敬《學書邇言》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馬宗霍《書林藻鑑》稱：“勢險而居寬，鋒廉而韻厚，……此則東部諸石，猶當遜其瑰偉，即此偏師，足以陵轢上國。”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雲：“奇偉驚世，筆力偉健冠古今。”可說是推崇備至的了。

雖說如此，但唱反調的也不乏其人。如郭宗昌《金石史》詆《天發神讖碑》為“牛腹書”，為“牛鬼蛇神”。其理由是“不尚古昔”，按他的意思，祀天之碑，同彝器，“所謂彝器者，如彝常之必不可紊，作如是器，必作如是款，絲髮罔逾”。這種泥古不化，墨守成規，容不得半點創新的觀點，不太可取。他還拉了趙明誠來壯聲勢，說：“趙明誠以為‘妖’，其知音哉。”其實趙明誠《金石錄》講的是碑文的“妖”，並非指其書法。

從淵源來說，《天發神讖碑》無直接師承，雖康有為稱其“轉折方圓”似《新嘉量銘》，曳腳似《北海相景君銘》，然僅為一斑，並非全豹。目前我們還未發現其直接師承的物證。所以《天發神讖碑》兼取篆、隸之長，自創體格，獨樹一幟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

從後繼者方面來看，《天發神讖碑》門戶單薄，嗣音稀少，幾成絕響。與王氏父子，虞歐褚薛，顏、趙、董相比，幾有天壤之別，即與《曹全》、《張遷》諸碑相較，也相去遠甚。雖說褚遂良、金農、鄧石如、阮元、齊白石等也曾仿習《天發神讖碑》，但僅只是受其影響而已，並非直接繼承者。直至清朝徐三庚，徐三庚終其一生都在學習此碑，其書法篆刻都是主要脫胎於此碑，也可以說徐三庚是臨習《天發神讖碑》的集大成者。

究其後嗣匱乏的根本原因則在於“立法過峻，取則太高”。篆書字形，繁於隸書，隸書用筆，難於篆書，

《天發神讖碑》筆法取隸，字形用篆，棄其簡易，獨取繁難，再加裝飾筆畫，足使學書者望峰卻步，不敢高攀。

王澍《竹雲題跋》雲：“比之江鰩、蝤蚌，信為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發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可不知也。”誠為知言。

此碑的刻立時間，晚於魏正始（240-248）《三體石經》近三十年，而比“兼撮眾法，備成一家”的王羲之的降世卻要早三十年。這幾十年在書法藝術史上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篆法大備於秦，隸則臻極於漢，《正始石經》的刻立，標誌著篆、隸黃金時代的結束，而真行草三體尚未成熟，於是諸體並行不悖，形成書法史上的百花齊放、爭妍鬥豔的繁榮局面。

至書聖王羲之出，楷書定於一尊，書法史上的“春秋戰國”方告結束。

《天發神讖碑》雖不是籠罩萬世的日月，眾星所歸的北極，但譬之為驚世駭俗，橫掃天際，侵凌日月，壓倒眾星的彗星，自可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