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文化在漢代的興起，在今天看來，能看到哪些有價值的內容？

兩漢政府多修建各類祠堂或“詔令立祠”，民間亦盛行立祠之風。這一現象的出現固然與漢代的經濟、政治密不可分，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應訴諸當時的思想文化，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

首先，祠堂的興起與人們的生死觀休慼相關。

這主要體現在兩本地人民對生命的理解和對死亡的認知上。因為看中生命的價值，本地人民希望將自己的光輝成就呈現給世人，於任官之地或墓旁修建祠堂供人瞻仰祭祀，乃彰顯功德的最佳形式。

所以，不唯子孫或受益之人為逝者建祠以傳播其嘉言懿行，祠主生前也喜“盛飾祠室”，對此毫不忌諱，反視為無上榮耀。可以說，祠堂在當時人眼中，既是身份的象徵，又是榮譽的代名詞，更是對祠主生命價值的肯定。人死為鬼，鬼者歸也。鬼觀念濫觴於新石器時代出現的埋葬習俗戰國時，“人們往往以自己對現實生活的理解來塑造鬼的世界和鬼的形象，認為鬼也有衣食住行之事，也有七情六慾”。兩漢之際，該思想依舊盛行有學者據此指出：“傳統的靈魂不滅觀念在漢代有了較大發展，人死為鬼及鬼能影響生人禍福的觀念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足見在漢代人的思想中，鬼神與人事密切相連，它們既能降禍，又能賜福，要想鬼神賜福人間，唯一的辦法就是投其所好、討其歡心。修建祠堂“使魂靈有所依庇”，不僅是生者對死者緬懷之情的外在表現形式，同時也蘊含著較為功利的目的，希望祠堂的主人庇佑生者。

其次，厚葬的社會風俗對祠堂的興建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既然兩本地人民認為靈魂不滅，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終結，而只是生命形態的改變，他們就應盡一切可能給予死者最好的物質條件。在這一社會心理的牽引下，兩漢盛行厚葬之風。無論是對墓地的選址、棺槨材質，還是隨葬品都極為講究。

再次，儒學的發展牽動著祠堂的命脈。

作為儒家孝文化、宗族文化乃至綱常倫理的物質載體，祠堂的興盛直接受儒學的影響。儒家雖慎言鬼神，對於喪葬祭祀卻極為推崇。總之，兩漢文化整體上強調人生價值、關注死後世界、崇尚厚葬、信奉儒學等特點，影響著祠堂的發展。

從規模上看，上層人士之祠堂大多壯麗宏偉。

石祠的畫像更是豐富精美，說明我國繪畫藝術到了漢代已達到很高水平。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兩本地人民多碑盡財力以營造祠堂。東海人為於公修整生祠，於公竟要求擴大祠堂閭門規模，“另容駟馬”。順帝時，外戚梁商“新營祠室，費工億計”瀏。有些祠堂周圍還育有樹木並專設守祠之人，如《李孟初神祠碑》載益州刺史李孟初卒於官後，吏民“復祠下桓宇樹木”及“守祠吏民”。若祠主地位尊崇或政績卓著，修葺者還會在祠堂旁立碑刻石以表萬世，如桂陽太守許荊卒後，當地人為他“立廟樹碑”畫。《倉頡廟碑》亦云左馮翊吏民集資為倉頡“立祠刊石”畫。

祠堂元素的多樣化從側面反映出建造祠堂耗財費力，非一般家庭所能承擔，所以於宗族祠堂內行祭祀之禮的習俗僅流行於上層社會和官宦家庭，“庶民百姓和低階官吏墓前的小祠堂雖名為祠堂，但起不到大型陵墓上的祠堂的作用，它們被立於墓前，僅僅是一種象徵意義。這是貧富差距在漢代喪葬禮俗方面的表現。

綜論之，兩漢祠堂上承春秋戰國時祖先崇拜和鬼神信仰的餘脈，下啟後世祭祀場所和祭祀風俗的新路徑，按祭祀物件來講，大致可分為三類：宗族祠堂、神靈祠堂和顯宦名哲祠堂。它們多以木結構和石結構為主，規模宏偉、建制輝煌。漢代祠堂興起於西漢初年，武帝朝開始流行，到東漢初期達到頂峰，一直持續至漢末。祠堂廣泛分佈於全國各地，其中以今山東地區最為集中。

兩漢文化整體上強調人生價值、關注死後世界、崇尚厚葬、信奉儒學等特點，推動了祠堂的發展。在本地人民眼中，祠堂不僅是祭祀的載體，更是宗教信仰的化身，是地位身份的象徵，是官意民心的表達。祠堂的作用包括祭祀祈福、紀念緬懷和昭德勸來等三個方面，它們在團結宗族、穩定人心、維護統治等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但大肆營建祠堂糜財累民，亦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對漢代祠堂及相關問題的探析，不僅有助於發掘其歷史價值，亦對全面認識兩漢社會文化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