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丨傅德盛：淺析柳宗元山水散文《永州八記》審美能動性的形成及其表現

林峰/攝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淺析柳宗元山水散文《永州八記》審美能動性的形成及其表現

傅德盛

摘要：

柳宗元的山水散文《永州八記》，很好地實踐了他提出的“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審美主張。在他的生長環境裡和對山水世界的描畫中，其審美能動性不斷形成和發展，明顯地表現在對自然美的擇取、創造和人格化上，並實現了對自然的全面主宰和控制，凸現出了審美主體對審美客體強勢的審美能動性特徵。

關鍵詞：

山水散文；柳宗元；永州八記；審美；能動性；形成；表現

柳宗元在《馬退山茅亭記》一文中，提出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審美觀念。其美學意義是：美並非自生的，美依託客觀事物，而需要人去發覺；不同的人對同一種美，又有不同的感受。《永州八記》正是這一美學思想的成功實踐和最好的註腳。柳宗元作為審美主體，表現出了“因人而彰”的強勢主觀能動性，即實現了對審美客體——永州山水的全面主宰和控制。

審美能動性，是審美主體對客體世界的積極反應和反作用的性質和特徵。它包括審美的選擇、感受、想象、判斷、理解等審美感知的能動性，情感的體驗、擴張、移置的能動性，以及審美評價的能動性和改造物件、創造審美意象、藝術形象的能動性等等。本文試圖從《永州八記》著筆，探討柳宗元山水散文審美能動性的形成和表現特徵。

一、審美能動性的形成

審美能動性是人的實踐能動性、認識能動性的特殊形態。是在社會實踐、審美實踐和認識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柳宗元審美能動性的形成和發展，有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家世變故的影響。柳宗元，生於唐代宗大曆八年（公元773年），也就是“安史之亂”平定後的第十個年頭。在南北朝時期，柳宗元的祖先——河東柳氏家族，是我國北方一支勢力很強計程車族，接連幾代人在朝廷封候拜相，社會上的聲望和地位很高。但隨著歷史的演進，到唐朝武則天時期，柳氏家族的勢力一落千丈。透過一百多年，到柳宗元時，境況今非昔比了，淪落到“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但仍是官宦人家，在社會上還有一定的聲望和地位。

曾經是豪門望族的河東柳氏衰落以後，就柳宗元個人而言，則意味著家族對他個人的前途，已經幫不了多少忙，今後非要靠自己去努力奮鬥不可。這種隨著社會不斷演變的家族興衰史，在柳宗元的成長過程中，烙上了經久印記，柳宗元經常絮絮陳說河東柳氏以往那段顯赫的歷史，決心奮發有為，以能光耀門庭，真正對得起柳氏先人。更希冀著“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理想實現。這也為他思想意識裡的主觀能動性的形成，打了基礎。然而，柳宗元生長在“安史之亂”以後動盪不安的時代，他最關心的是國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運，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因此，一生走的路，是與士族利益和士族觀念背道而馳的。

柳宗元出身於官僚世家。其父柳鎮，為人正直。一生為仕途奔波，大多是做參軍、縣令之類的地方小官。任職期間為國為民勞心勞力，為柳宗元樹立了積極入世的學習典範。其母盧氏，對柳宗元進行了啟蒙教育，母親深明大義、捨己為人的高潔品格，也為柳宗元主觀上立下為國為民的理想產生了積極影響。

其次，是“入世”思想的薰陶。唐朝，儒學備受推崇，儒家思想仍為社會的主流思想，以儒家文化為主流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重主體自覺，強調“大我之為”，積極入世，堅信透過自身的努力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觀念在個人身上往往是以主體意識的能動性呈現出來的。柳宗元雖然生活在佛教和道教進入歷史上鼎盛時期的唐代，出現了儒、佛、道三教合流的趨勢，但他仍是以儒家思想為主流思想。柳宗元在《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一文中說：“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可見，柳宗元明明是儒生，卻又自稱“好佛”，但他強調的是“以儒繞佛”。柳宗元又在《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中說：“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這裡的“先聖之道”指的就是孔子之道的儒家思想，始終把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看作是化解矛盾的關鍵所在。這種主觀上的能動性深深地影響了柳宗元，所以他積極入世，高唱“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的詩句，即使夢想多次破滅，只要還有一絲希望，仍然要透過自身來拯救蒼生，“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柳宗元21歲中進士，26歲考取了吏部的博學宏詞科，打通了走向政界的道路，開始了長安朝官的生涯。此後幾年，官運亨通，到了33歲時，就升任了禮部員外郎，官階從六品上。可以說，在同齡人中，很少可與之相比的，因此，在朝廷內外十分引人注目。一方面，他不畏艱險，敢於進取，有一股一往無前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鋒芒畢露，天真樂觀，看待世事往往流於簡單化。這個時期的柳宗元，不只在仕途上一帆風順，在文壇上的名聲也是越來越大。與之能比的，只有韓愈。文名大了，但柳宗元就不甘心做一個文章家，不想透過寫文章，去為自己謀取地位和榮譽。為國家建功立業的願望，遠遠大於寫作要求。這種高度重視事功實踐的現象，在柳宗元積極入世的思想裡，大放異彩，由此也鑄就了他一輩子都在踐行的仁政民本思想。

永貞元年，唐順宗李誦接位，王叔文主持政務，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得到重用。他們大張旗鼓地推行新政。不過五六個月，新政一件又一件，給長期腐敗朝政界帶來了一股新鮮的氣息和美好希望。然而，新政很快受到了困難的阻力，宦官、官僚和藩鎮三方面的反對勢力，為了共同利益，很快結集起來，在宮廷中公開亮出擁立皇太子李純的旗幟。八月，唐順宗被迫退位，李純接位做了皇帝，這便是唐憲宗。緊接著，王叔文被貶，“永貞革新”夭折。柳宗元、劉禹錫等8人被貶，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八司馬”事件。

從居“廟堂之高”，到“處江湖之遠”，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從此，“入世”無望，開始了在永州十年的閒官生活。文人在仕途遭遇挫折、打擊卻又痛苦無告時，為力求心理的平衡和精神上的解脫，只好求諸於寄情山水，重新找回心靈的歸宿。柳宗元很自然地走上了這條路。他鑽研佛學，“求其道，積三十年”，得出的結論卻是“不與孔子異道”。在這裡，我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他骨子裡令人痛徹心扉的入世情懷。“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是他的座右銘。可見其儒家的“入世”思想是其生命之魂。正因為如此，他生命素質裡呈現出的強烈的主觀能動性意識，則必然折射在他的山水遊記中。

再次，是個性特質的釋放。如果將柳宗元被貶前後，作為其個性特質的不同釋放期來看，那麼，前期表現出的是春風得意、奮鬥不輟，而後期則為“抱拙終身”、堅定執著特質。“永貞革新”的失敗是他人生苦旅的起點。“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由於永州環境惡劣，居無定所，尤其是“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的生命荒廢感的折磨，使他遍體鱗傷，痛不欲生。面對被邊緣化而碌碌無為的這種人生低谷期，柳宗元實在難以承受。於是，他便在山水世界裡，尋找平衡，刷足存在；在抗爭中，充分調動自己的審美能動性、審視眼前的山山水水，並依循主體的審美意識，改造大自然，能動地創造出自己心中的美，讓自然的美“因人而彰”。

柳宗元繼承併發揚了屈原“惟道是從”、堅持自我理想的執著精神，並把它“融貫在血液中，閃耀在性格里”。這種相通於屈原精神的執著，與其說是凝固的偏執，還不如道是不屈不撓韌性的支援。柳宗元有詩句雲：“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正是說的他不會甘於平庸，安於現狀的。他堅信總會有“為世所用”“行於時”的那一天。

柳宗元一腔熱血融入官場，期盼著實現普濟蒼生的高遠理想。“永貞革新”夭折後，理想落空，意志卻仍然堅定，其生命意識的主體意識和主觀能動性，卻無時不在閃耀著光芒。

他“無忘生人之患”。他信奉仁政民本，到永州以後進一步走向民間，與勞動人民真正接近起來，從中汲取生活的力量和思想的營養。他登山臨水、發憤著書，寫下了一篇篇優秀作品。這也標誌著他從追求事功轉向了從事著作。但他骨子裡的那股堅定執著，不會轉向；看待事物的審美價值標準，也不會轉向，特別是直面美的那番情懷和審美主體的能動性，卻始終活躍著、創造著。

二、審美能動性的表現

審美能動性的存在，使人的審美活動有可能從感性認識能動地上升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能動地發展到實踐創造；還有可能超越物件和前人，在認識改造的過程中透過豐富的想象活動、情感活動，創造出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的新穎獨特的審美意象和藝術形象，從而體現人的生命活力、無限創造力和人的本質力量的豐富性。柳宗元作為永州山水的審美主體，在發現和創造美的過程中，體現出了強勢的審美的能動性，使永州山水（審美客體）“因人而彰”，讓“人”在與審美客體世界的相互作用、相互契合中，因“人”而生美；使“人”在能動創造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美。

（一）對山水景物的擇取

《永州八記》是山水文學的瑰寶，在對自然風景的描摹上，遠超魏晉南北朝朝代的山水散文，而更為生動，更具感覺及心靈的衝擊力。在《永州八記》的山水世界裡，柳宗元始終以主人翁的姿態存在，其筆下的山水世界都是經過“我”之意而擇取的，都有“我為之”的痕跡。這突出地表現為他有意識地擇取並精心描繪一些清幽之景，建構荒寒、嶺峭的山水意境，在山水中吟唱自我情懷，釋放自身孤寂、悽愴的心境。

先看《永州八記》的首篇《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餘為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無際，四望如一。”

首先，柳宗元有獨到的審美需求。因為政治失意，被貶謫到永州，“恆惴慄”，宣洩憂懼的強烈驅動使之走向山水間。正是有了這種審美需求，所以才“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不避艱險，“無遠不到”，這就促成了柳宗元對永州山水之美的能動性發現。這裡，我們更要看到的是審美髮現者的態度。你看他：“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表明是工作之餘，這種“遊”沒有功利性，也沒有沉重感，是那樣的從容舒展，蘊含了遊戲和審美的意味。這樣的審美態度，當然左右了審美主體對審美客體的主觀性指向，即這地處僻遠西山的奇山異水。再說，在“過湘江，緣染溪，斫棒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句中，那一“過”、一“緣”、一“斫”、一“焚”，分明證實了柳宗元經過了艱辛的跋山涉水之後，那“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的清幽之景才展現在眼前。所以說，柳宗元定是有意識地選擇了與自我心境相契合的幽麗景象的。又如：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袁家渴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墮小潭。”（《西渠記》）

“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西澗記》）

“無封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小石城山記》）

從上摘文可以看出，柳宗元所追求的清幽之景，在遊記中非常主觀地存在著。這也正是柳宗元對理想的自我追求之路。縱使是“峭險”“狹不可窮”，也沒有撼動柳宗元跋山涉水、尋徑探幽的決心，更沒有模糊地對審美物件能動性的選擇標準：“山水之可取者”乃“幽麗奇處也”。一個“取”字，讓我們直觀地看到了柳宗元強勢的審美主觀能動性。而這種能動性審美意識，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中，更是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悽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

每個人對美的感受都不一樣。黑格爾說：“自然美只是屬於心靈美的那種美的反映，它所反映的是一種不完善的形態，而按照它的實體，這種形態原已包含在心靈裡”。可見，柳宗元在尋求自然美的時候，其包含的心靈裡的形態，是由他本人的處境所決定的。杜夫海納也說：“審美經驗揭示了人與世界深刻和密切的關係”。因此，從上描寫我們可以看出：“四面環合”給人一種封閉而壓抑的“牢籠感”，“環合”這種自囚的行為，是對“為世大戮”的反向抗爭。即使身處牢籠，也要與“竹樹”為伴。

其次，柳宗元好寫“棄地”之景。古往今來，文人愛竹、愛蓮、愛菊、愛梅，而柳宗元卻傾向於那些無人問津、難為人知的深幽小景點。這些往往是被人們的遺忘的角落，是無人賞識的“棄地”。如《鈷鉧潭西小丘記》中的“唐氏棄地”、偶然邂逅的西山，無人問津的石渠等。這都折射出了作者懷才不遇的悽苦命運和對自然美的擇取。

（二）對自然景緻的創造

在審美能動性的形成和發展中，其核心就是人的能動創造性。《永州八記》中，柳宗元把自然景物都描寫得自然天成，但也不乏對自然景緻的改造。自然山水良莠不齊，人的能動性、創造性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抑醜揚美。因此，“擇惡而取美”同樣是柳宗元的一個文學審美觀。“取”並非僅侷限於選擇，有“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的用意。此“取”已有改造之意了。作者不僅善於發現符合自我審美，傾向的山水世界，而且還積極地改造窮山惡水，創造出符合自我審美品味的山水意境。如：

“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始得西山宴遊記》）

榛莽茅茷，本身不美又妨礙欣賞美，故要斫之焚之，為欣賞山水，開闢路徑。

“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鈷鉧潭記》）

臺以高而雄，檻為長而悠，泉因高而有勢。美的景物經過強化後，其特徵更加鮮明突出。

如果是以強化美的景物本身的話，那麼在鈷鉧潭西小丘則是刪醜顯美：

“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鈷鉧潭西小丘記》）

由於嘉禾、美竹、奇石雜陳於穢草、惡木之中，美景被遮蔽，所以需要芟除雜草，突出美景。但在石渠卻要：

“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釃而盈。”（《石渠記》）

這裡既強化了美景，又剷除了醜物。所以，我們以為柳宗元對西山、小丘、小潭、石渠如此般改造，為的是在構建創造出符合“我”之意的景象，確認自我在人世間的價值，寄寓他渴望改變自我生存狀態與“除殘而佑仁”的美好情懷。然而，也許正是因為這種自然自我化的強勢的審美能動性特徵，才決定了柳宗元的悽楚消解是短暫而易逝的。因為他未能真正地與山水“萬化冥合”、和諧共生。

其實，這種審美能動性的表現更為突顯的，是在他的《愚溪詩序》中。作者不厭其煩地以15種“愚”貫穿全篇——愚溪、愚泉、愚溝、愚池、愚堂、愚亭、愚島等。這種命冉溪為“愚溪”和將丘、泉、溝、池、堂、亭、島等皆以“愚”冠名，就已經宣示“我”成為了溪的主人，主人可以隨時決定溪的命運。因此，可以說愚溪只不過是審美主體本質力量的物件化，是“我”強烈的審美能動性特徵的感性顯現。

（三）對自然描摹的人格化

在柳宗元看來，美可理解為“人的本質力量的感性顯現。”自然裡的美不會自己表現和再現，因為有了作為審美主體人的介入，有了情感體驗，才會具有審美價值。柳宗元強調的是審美關係中作為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對客體外物的受動性。在對自然的描摹中，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動態美，不是純客觀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賦予永州山水以血肉靈魂。可以說，永州山水之美正是柳宗元人格美的寫照。他把自身的人格特質投射給自然物，使自然人格化。

那麼，柳宗元的人格特質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呢？這與他的成長環境和歷經的遭遇分不開的。

在“永貞革新”之前，受家庭和父母的影響，柳宗元骨子裡是春風得意、奮鬥不止的。他26歲，就做上了朝廷官員，也深得朝廷的青睞；33歲他躊躇滿志，幹得風生水起。柳宗元和他的朋友，一心想為振興國家貢獻自己的才力。其思想是“心乎生民而已”“為吏者，人役也”的民本思想。所以在“永貞革新”推動新政中，柳宗元與劉禹錫等受到唐順宗李誦和王叔文的重用，成為行動最為積極者之一。

在“永貞革新”失敗後，柳宗元等人被貶，發生了“八司馬”事件。由此，柳宗元開始永州十年的被貶生活。此時，我們說柳宗元骨子裡的人格特質仍沒改變，只是感到懷才不遇，沒有了施展理想和抱負的舞臺。此時，柳宗元無疑更為執著堅定。但他的心境是憂鬱清冷的。為此，他一旦認準了要做的事情，就決不會輕易回頭。因為他堅信透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現狀、主宰和控制一切。可見，柳宗元生命元素裡呈現的還是一種強勢主觀能動意識。當這“入世”的能動意識不能在朝堂中施展時，柳宗元就在永州的自然世界中找到了自我能動性審美意識的載體。他竭力賦予永州山水以人格特質，正如王國維所說：“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山水是“我”情緒的外化。如《鈷鉧潭西小丘記》：

“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餘憐而售之。……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

當作者在遊鈷鉧潭西小丘，得知“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時，同病相憐之感油然而生，那被棄置的小丘就如貶謫在永州而終不見用的自己。於是“憐而售之”，並對其進行一番修整。這不正是柳宗元被朝廷邊緣化的自我觀照嗎？一個“憐”字，真誠地表達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傷，體現了他期待為人所解，才為世所用的矢志不渝的信念及不屈的執著品格。此外，“若剖大甕側立千尺”的黃溪、“顛委勢峻”的鈷鉧潭、“悽神寒骨”的小石潭等，都寄予了作者深深的感情。其每一篇山水遊記都滲透著一種孤芳自賞，高傲冷清的氣質，那一處處悽清幽靜，悠然獨立的景物描寫，也鮮明地勾勒出了柳宗元的獨立人格形象。

又如：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如得西山宴遊記》）

“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鈷鉧潭西小丘記》）

從以上所列的二則文句中看：“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為類”寫到的是作者不同流合汙和堅持自我貞潔的高尚品格；“負土而出”不甘沉淪的“爭為奇狀”則是柳宗元“有美不自閉，安能守孤根”審美觀的最好詮釋。石頭“突怒偃蹇”是頑強生命意志的體現。“衝然角列而上者”，則突出了他自我生命的巨大力量。

柳宗元所描摹的永州山水，都是人間勝景：水清、石奇、泉冽、山秀、木嘉、竹美、草香。這些景物與屈原《離騷》中的“香草”“美人”不謀而合，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徵，也是作者自身高潔、清泠、執著的人格寫照。所以說，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尤其是在《永州八記》中，我們不能不感到作為審美主體的作者，對審美客體強勢的能動性特點。柳宗元筆下的自然景色是人化的自然，是審美能動性力量的感性呈現。“一切景語皆情語”，柳宗元不是為描繪山水而描繪山水，而是把自身的遭遇、性格、情緒融合到山水中去，讓山水人格化、自我化。

三、結語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的審美理念，在《永州八記》中的成功實踐，是柳宗元山水散文創新的靈魂，也是《永州八記》流傳千古的奧秘根源。永州幽麗的山水因為遇見了柳宗元才被發現、發掘，展現了永恆的迷人之美。

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在繼承六朝山水遊記的同時，注入了更多的作家能動性審美意識，是此類文學的頂峰之作。其山水遊記的成就集中體現在被貶永州期間的文字裡，《永州八記》則是其間的精品。這八篇遊記奠定了柳宗元在中國文學史，尤其是中國山水文學史上不朽的地位。

柳宗元也曾試圖在山水中幻想“與萬化冥合，”但其人生苦難太過深重，對自我濟世的理想太過執著，最後始終沒有真正地實現與山水和諧共生。於他而言，“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不“在乎山水之間也”。他只在乎那個“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理想的實現。所以，他描寫的自然必定是其全部心事的具像，透過這些具像，我們感受到的是他作為審美主體，對自然審美客體的強勢主觀能動性。

柳宗元是一邊哭泣，一邊尋路的人，他的一生是苦難深重的一生。永州山水觸引了他濃濃的悲情，也給他以巨大的慰藉。因此，他沒有消極地承受命運的審判，而是借文學與世抗爭。在山水中，他寄予真情；於景緻中，他凸顯人格。柳宗元與山水的關係是一種作為審美主體的“我”對作為審美客體的“自然”的主宰和控制。在《永州八記》中，無論是在對山水景物的擇取，對自然景緻的創造，還是對自然描摹的人格化等方面，我們都能感受到柳宗元在山水世界中審美能動性的形成軌跡和表現特徵。

主要參考文獻

專著類

1、劉光裕、楊慧文：《柳宗元傳》2020年8月版

2、高建新：《山水風景審美》2005版

3、易健：《審美學導論》1989年版

論文類

1、王峰：《柳宗元<永州八記>審靈心理透視》

2、劉堂春：《論<永州八記>的山水美學思想》

3、尹晶晶：《<永州八記>審美藝術新探》

4、張妙麗：《從<永州八記>管窺柳宗元山水遊記散文的藝術特徵》

5、嚴蓉：《論審美意識的能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