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青崖和尚之前的臥佛寺住持，還受乾隆召見瞻仰雍正梓宮

一座古剎的興盛，得益於高僧的大德。

坐落於北京西山核心區的千年古剎臥佛寺歷來是皇家寺院，它的修繕多由皇帝欽點，費用多出自帑銀。因為臥佛寺的歷史太過久遠，加之《臥佛寺志》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散佚，所以我們只能透過現存的史料和古碑，瞭解到臥佛寺在清代時的一些情況。

提及臥佛寺的住持，大家都會想到清乾隆時期的青崖和尚，因為“大清京都普覺青崖元日禪師塔銘並序”這通碑，如今就矗立在曹雪芹紀念館後面的碑林裡。但對青崖和尚之前的超盛禪師，卻鮮有人知。

清人湯大奎撰《炙硯瑣談》超盛禪師略傳雲：“釋超盛，吾邑人，姓莊氏，通參厚存搢之孫，儀部省堂清度之從子。少年不遇，披剃為緇。嘗誦唐人‘春眠不覺曉’一絕，遂悟禪理。”但凡高僧，早在俗世時已有異相。超盛本名深奕，字甸山，號如川，江蘇武進人，俗姓莊，生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年少的超盛因一次墜車被救，對人生有了新的感悟，意識到人的生死如同夢幻，遂放下塵世享樂，決絕地登西山出家了。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首《春曉》出自唐代詩人孟浩然之手。詩人用白描的手法描繪了春天的夜晚，人們一直酣睡至清晨，幾聲鳥鳴在矇矓的睡意中漫散，而這一夜春睡，不知道又有多少花兒在風雨中隕落了。這首詩短小雋永，意境優美，抒發了詩人內心的深厚春意，而超盛竟然從這首詩中領悟到大千世界的禪理。

超盛的佛學造詣和為人品行受到了雍正帝的嘉許，雍正帝頒賜他無閡永覺禪師的封號、專敕及銀印。要知道，獲過雍正帝賜“銀印”殊榮的只有三人，即妙正真人（道士）婁近垣、文覺禪師元信以及無閡永覺禪師超盛，這象徵著雍正帝對三人學問素養的賞識與認同。

超盛與雍正帝的交往時間並不長，僅有三年，但他得到的肯定最多。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初四（陽曆6月18日），和碩怡親王愛新覺羅·胤祥病逝，胤祥生前叮囑“舍宅為寺”。寺建成後，雍正帝賜名“賢良”，以表彰胤祥對大清作出的貢獻，超盛被雍正帝欽點為賢良寺住持。

雍正八年這一年，臥佛寺在小怡親王愛新覺羅·弘曉的主持下進行大修，在修繕基本完成時，雍正帝令超盛由賢良寺轉臥佛寺主持法席。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三十九歲的超盛因敕命與超善、超鼎一起成為行森（行森，清代禪僧，為清初名僧玉林通琇的弟子）的法嗣，經常在圓明園服侍。超盛戒律精深、洞徹釋典，得到了雍正帝的重視和召見。

雍正十三年二月（1735年），奉依敕命，超盛回南省視其父。雍正帝讓時任直隸總督的李衛在超盛路過保定時或超盛十月回京後與他相見，意在讓李衛開悟。李衛很聰明，深領聖意，接到皇帝的命令後，剛從通州回到衙署，即令手下準備迎接超盛：“仰見聖主愛惜臣工，無微不至。惟恐愚魯之資，未知心性本原，使人所不易輕見之高僧，得與親近，藉其牖啟，以擴知識，承命之下，感深肺腑。”還沒見到超盛，就把自己的感恩之心向皇帝表明了一下。

而超盛也很有趣，在保定逗留期間，超盛遵照皇命點化李衛，並將情況如實呈奏皇帝：“李衛雖一心誠篤，向上有志，但領會全無半點，恐一時未必能得。”雍正帝硃批：“實可謂一竅也不通，尚在甚遠。雖然，亦不可擇省力處下手也。回程再至保，盡力開示。”

“領會全無半點”的李衛是真愚鈍還是裝不懂，著實令人懷疑，反正有忠心和為皇帝效力的事業心就足夠了。故而雍正帝帶有戲謔地說李衛“一竅不通”，心裡其實是踏實的，他囑咐超盛回程時路過保定，再行開示。

為什麼雍正帝會讓超盛開導自己重用的臣子呢？這就要談到自比“和尚”的雍正帝對佛教的篤信了。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看了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的一份奏摺後，在上邊批了一段與這份奏摺的內容毫不相干的閒話：“京中有一姓劉的道人，久有名的，說他幾百歲，壽不可考。前者怡王見他，此人慣言人之前生，他說怡王前世是個道士。朕大笑說：這是你們前生的緣法，應如是也，但只是為什麼商量來與我和尚出力？王未能答。朕說不是這樣，真佛真仙真聖人，不過是大家來為利益眾生，栽培福田，那（哪）裡在色像上著腳。若是力量差些的，還得去做和尚、當道士，各立門庭方使得。大家大笑一回。閒寫來令你一笑。”

從這段文字的內容和語氣我們可以瞭解到，這是君臣間的歡洽交談，君又將此轉告給其他寵臣，令其分享餘樂。文中的“王”指和碩怡親王胤祥，是宗室中最忠於雍正帝的人。雍正帝將其視為道士，自比和尚，乃是戲言。雍正帝說他們君臣不是真佛真仙真聖人，只是來為眾生栽培福田的，雖然不是真出世，但比一般出家人要高明。世宗善用機鋒，可見他精於佛學。

超盛南行途中，雍正帝還命他及時奏報江南各大寺廟的情況；超盛體弱，雍正帝命心腹蘇州織造海寶奏報超盛的病情，倍加關心。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陽曆10月8日），雍正帝駕崩。與雍正帝接觸的僧人眾多，新繼位的乾隆帝卻只命“見地明通，修持精進，深蒙皇考嘉獎”的超盛、元日（青崖）二人來京，瞻仰梓宮。

臥佛寺於乾隆元年（1736年）修葺一新，乾隆帝敕命青崖主持法席，超盛則返回南方繼續潛心修行。超盛的急流勇退是明智的，也許是他汲取了雍正元年（1723年）大覺寺住持嘉陵和尚的教訓，出家人不能涉世太深；他回憶起《春曉》的詩句，願作已經“覺曉”的“落地的花瓣”。超盛重返山林後繼續清修十年，於乾隆二十二年（1755年）卒，享年六十一歲。

當我們遊覽臥佛寺這座千年古剎，踏在早已遠去的高僧的履跡上時，是否也對生命有了一些新的感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