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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至震撼的響堂山石窟:遺忘於滏河岸邊的國寶

由愛好字型發表于旅遊2021-12-08

簡介▲ 北響堂山石窟北區第九窟大佛洞中心方柱正面龕主尊造像東魏北齊▲ 北響堂山石窟北區第九窟大佛洞中心方柱正面龕主尊造像東魏北齊▲ 北響堂山石窟北區第九窟大佛洞中心方柱側面龕主尊造像東魏北齊▲ 北響堂山石窟南區第三窟刻經洞正壁主尊造像北

南響堂寺石窟誰開鑿的

緣圓敦煌

美至震撼的響堂山石窟

遺忘於滏河岸邊的國寶

▲ 北響堂山石窟影像

中國的四大石窟“敦煌-莫高窟”、“大同-雲岡石窟”、“洛陽-龍門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已聞名遐邇，而集整整一個朝代的精髓，代表皇家意志將佛教石窟藝術與帝王形象及陵寢相結合的中國第五大石窟--響堂山石窟則不為人所知曉，湮沒在歷史的長河和現代的塵埃中。

響堂山石窟又稱響堂寺石窟，坐落在河北省最南端的邯鄲市峰峰礦區，屬全國首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響堂山石窟分南響堂山、北響堂山兩處，相距約15公里。兩山均屬太行山支脈，南響堂山原名滏山，北響堂山原名鼓山。東魏、北齊時期，皇家貴族分別在山上建鑿了南北兩座寺院，初名為滏山石窟寺和鼓山石窟寺。明代以後統稱為響堂寺，近代則習稱為響堂山石窟。

響堂山石窟最初開鑿於北齊時代(公元500-577年)。隨後的隋、唐、宋、元、明各代均有增鑿。尚有石窟16座，4000多尊雕像，石窟均營鑿在山清水秀、環境優美的鼓山最優質的石巖中。因石窟群在山腰，人們談笑、拂袖、走動均能發出鏗鏘響亮的回聲，傳名響堂山石窟。

東魏、北齊定都於鄴(今河北臨漳)，並於晉陽(今山西太原)為其陪都，以高歡、高澄、高洋父子三人為主的皇室貴族經常往來於二都之間，而響堂山是其必經之路。據現存於北響堂常樂寺的金正隆四年(1159年)《鼓山常樂寺重修三世佛殿記》碑記載:“文宣(高洋)常自鄴都至晉陽，往來山下……於此山腹，見數百聖僧行道，遂開三石室，刻諸尊像，因建此寺……”。三石室即指今北響堂山石窟的大佛洞(新編第9窟)、釋迦洞(新編第4窟)、刻經洞(新編第3窟)，可見響堂山石窟是由東魏、北齊皇室營建的一座皇家寺廟。

響堂山石窟現存大小石窟三十餘座，造像4300餘尊，其中北響堂山石窟(鼓山石窟)現有編號窟龕22座，南響堂山石窟(滏山石窟)現有編號窟龕9座(處)。石窟始鑿於東魏末年，主體工程完成於北齊時期，其後隋、唐、宋、元、明、清及至民國均有不同規模的雕飾和粉修。

▲ 南響堂山石窟外景

▲ 南響堂山石窟磚塔宋代

▲ 北響堂山石窟磚塔宋代

▲ 北響堂山石窟山下常樂寺遺址

我國北朝時期的石窟刻經，多分佈在河北和山東。響堂山石窟刻經是內容較為豐富、儲存較為完整的一部分。其書體多為隸書，基本上體現了北齊以寫經體隸書為主要書體的特色。

由於佛教的傳入，統治階級競相修寺開鑿造像刻經以求功德，至北齊則開鑿刻經之風愈盛。書法做為佛教傳播的載體，隨著佛教的發展，故刻經書體多為隸書併成北齊一代書風。佛教始翻譯經文的書體是當時成熟的隸書，自然便由寫經的形式而產生了刻經的形式，從而和佛像一樣成為被人崇拜的經典。故唐邕：“開七寶之函，訪蓮華之書，命銀鉤之跡，一音所說盡勒名山……”。書法是具有兩重性的，即實用價值和藝術價值。一種字型的早期階段，其實用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後期其藝術性則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早期的隸書，是以民間作為實用書體而出現的，後來，隨著它的發展，尤其是漢末以來書法作為一門欣賞藝術逐漸被社會承認以後，它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便發生了變化。南北朝時期的隸書正是以藝術主要面目出現的。它的範圍，多是在上層社會的一些文人手中，他們既有傳統的紮實功夫，又有深厚的文化修養。他們在傳統的基礎上受新事物的影響，吸收新的東西。刻經書便是他們以漢隸的書法體勢為基，兼以吸收南北兩書派的楷書體勢營養，而形成了具有北齊特色的隸書寫經體。

響堂山石窟刻經書法，最大的特點是以楷法寫隸間以篆意，用筆方圓兼顧，無較大起伏。撇捺的重按之筆意含蘊籍，筆勢穩健極少開張，其書貌瘦不顯枯，肥不豐腴，顯然是楷隸篆相融合的精神實質。

▲ 北響堂山石窟北區第九窟大佛洞中心方柱正面龕主尊造像東魏北齊

▲ 北響堂山石窟北區第九窟大佛洞中心方柱側面龕主尊造像東魏北齊

▲ 北響堂山石窟南區第三窟刻經洞正壁主尊造像北齊（頭部為後補）

▲ 北響堂山石窟南區第三窟刻經洞窟門兩側佛龕及其題記

唐代

▲ 北響堂山石窟南區第三窟刻經洞窟門兩側佛龕及其題記

唐代

▲ 北響堂山石窟南區第三窟刻經洞窟門兩側佛龕及其題記（區域性）唐代

▲ 北響堂山石窟中區第四窟釋迦洞中心方柱龕內菩薩像北齊

▲ 南響堂山第七窟千佛洞區域性北齊

▲ 南響堂山石窟第一窟內造像唐代

▲ 北響堂山石窟南區第三窟刻經洞外側北壁《唐邕寫經碑》區域性北齊

▲ 南響堂山石窟第一窟內造像唐代

響堂山石窟刻經的氣韻和體勢，看上去和山東四山摩崖石刻及泰山經石峪《金剛經》極為相近。四山刻經及泰山《金剛經》，有紀年者為北齊武平元年至六年，早期書學界都疑為是唐邕所書，但經考證，已斷為周僧安道壹所書無疑。但響堂山和山東四山刻石出於異手，然而並不難窺出其氣韻和體勢的宗源關係同出一轍。只是四山石刻較為開張俊逸，響堂山石刻較為工雅中和。四山石刻古樸，響堂山石刻靈秀。四山石刻多為圓筆，響堂山石刻用筆則方圓兼備。唐邕和安道壹是同一時代人，且安道壹也曾入仕，後出家為僧，正如前文所述，他們都屬於上層社會的一些具有紮實傳統功夫、又有深厚的文化修養的文人。受當時美學思潮的影響，使他們的作品中透出一股超然灑脫的氣韻，這或許是他們對中國藝術“得意忘像”的心得昇華，表現對書法美的闡釋則是“理隱而意深”。

響堂山石窟的刻經中多有一些不常見的俗字，其中“萬”、“無”等字，這些字與現行通用的簡化字相同。山東泰山經石峪的《金剛經》等也有相同特點。這對於研究我國書體的歷史演變和書法藝術成就，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

響堂山石窟刻經和其造像一樣，刀法洗練清熟，給刻經錦上增彩，給人一種讀之忘歸、欲走不能的意境。響堂山石窟的刻經及其書法藝術，無論對研究佛教史、佛經刊刻史、書法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清人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一書中說：“南北朝之碑，無體不備。唐人名家皆從此出，得其本也”，體現出了北碑的魅力。康有為又進一步為學書之人開列出了近二百種可供臨習參考的佳碑，在康有為開列的碑目中，其中就有響堂山石窟的碑品五處之多（《唐邕寫經碑》北齊、《鼓山石經》北齊、《石窟寺重修佛經石像碑》隋開皇十三年、《李君巧造像》隋大業七年、《王輝兒造像》等）。楊守敬在《平碑記》中稱《唐邕寫經碑》謂：“書法豐破，與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相似。”《集古求真》則稱《唐邕寫經碑》雲：“書兼隸筆，然圓腴遒厚，實導唐賢先路。”此碑結字平穩，不尚奇險，字雖豐映，卻沒有所謂的“火氣”。可見，響堂山石窟北朝刻經的書法藝術自古以來便備受學人的推崇。也當屬我國古代名碑之列，也是研究中國書法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響堂山石窟的刻經對研究中國佛教史、佛經刊刻史、書法史以及對古代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諸多領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文章使用時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