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論王倫之死

我們讀《水滸傳》，一般都會記得在宋江之前，梁山泊的領袖是晁蓋，但一般也都容易忘了在晁蓋之前，梁山泊的領袖是王倫。

《水滸傳》之所以被命名為“水滸”，正是因為故事發生在原本屬於王倫的這八百里水泊梁山。“水滸”的原意是水濱，第一指的是故事的發生地點梁山泊，第二指的是故事發生的環境，水滸群雄所處的位置是古人所謂的“江湖”。

“江湖”這個詞古已有之，莊子說：“與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但江湖最主要的意思則是與“廟堂”相對。

范仲淹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江湖是對立於傳統的廟堂即體制之外的。所以一部《水滸》，從王進開篇，將英雄逐出廟堂去，當然是處在江湖之上了。

廟堂強調“禮”，“禮”是等級的意思，務必森嚴；江湖強調“義”，“義”的本義是適宜，需要用感情來衡量，所以必須權衡。換句話說，廟堂是有秩序的，江湖則是無序的。

但在現實社會中，廟堂的秩序常常被一些權貴打破，失去應有的公平，而江湖則在無序中用“弱肉強食”的辦法維持了一種原始的公平，這可能就是社會的一種辯證法。

王倫這個人，原本是個不第的秀才，因為在體制內活不下去，所以棄文從武，跟杜遷一道上了梁山。北宋一向有重文輕武的習氣。

對於王倫來說，棄文習武已經是一種墮落，而後落草為寇更是辱沒了祖宗，稍後楊志和宋江寧可在體制裡受辱也不願輕易上山落草便是明證。

王倫的一生，節節敗退，從退出體制到安於江湖，很像是我們今天最普通的就業者。對於王倫們而言，離開科舉—官僚體系，來到江湖，只不過是對原有體系和原有評價系統的逃避。

在江湖棲身，對於王倫們而言，第一個理念是安定，不惹官司，不引官軍上山，第二是安全，就是保證自己的統治和安全。為自己而活而沒有更大的理想也是一種人生態度，在這個江湖裡，王倫生存下來，還想這樣生存下去，本身並沒有太大的錯誤。

但他無疑忘了，江湖的法便是叢林法則，便是弱肉強食——只要在江湖這個食物鏈系統中，就要扮演吃和被吃的角色。除非他的山寨像裴宣的飲馬川或者鮑旭的枯樹山一樣可有可無，但他所在的梁山偏偏又是個“方圓八百餘里”、能夠讓英雄豪傑大展身手的地方。

這就像三國時期的劉表，以“座談客”的材料，不思進取的精神偏偏守衛一個兵家必爭之地的荊州，那就只能吸引群狼至此，最終死在英雄豪傑們的手裡。所以王倫並不是死在了他自身的錯誤上，而是死在了他所佔據的土地過於優越——這就是他最真實的死因。

反觀林沖給他的一些罪名其實並不成立，林沖對晁蓋一行人評價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準”，金聖嘆評點道：“犯此八字者，賊也做不成”，心術不定就是沒有準確的主意，語言不準就是沒有準確的態度。

前者對山寨的前途沒有規劃，後者對山寨的管理沒有標準。換句話說，王倫想偏安、想將梁山維持在小規模，這就會同林沖“江湖馳譽望”的“大志”產生衝突。

如果林沖不殺掉王倫，就相當於親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至於林沖當面罵王倫“笑裡藏刀、言清行濁”，只不過是道德評價，《水滸傳》裡沒有對王倫“藏刀”、“行濁”的任何描繪，我們從之前的情節中最多不過看到王倫只是“嫉賢妒能”，不肯收納林沖，要驅除晁蓋一夥罷了。

最可笑是林沖評價王倫“落第窮儒，胸中又沒文學”，金聖嘆諷刺道：“即不落第又奈何？即有文學又奈何？”

我們設想，即使王倫登了科、做了官，如果要做好官，像裴宣一樣公正，最終也不免落草為寇，如果要做贓官，最好做到高俅，一樣是林沖的仇人。至於做山寨之主，並不需要登科，也不需要文學，只是需要發展的眼光和前進的魄力，這是王倫和林沖、吳用等人矛盾的癥結所在。

只可惜王倫臨死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沒有看出晁蓋等人不是看重他的名望，而是看重他的土地。看重名望，王倫有主動權在手，當然可以驅趕晁蓋一行，但看重土地就必須做好保家領土的準備，王倫沒有這個準備，所以踏上了一條死路。

王倫之死最大的贏家是吳用，晁蓋雖然做了梁山的領袖，但他是個耿直的漢子，並沒有對梁山有充分的規劃，所以統治權稍後被宋江—吳用集團篡奪。

吳用雖然從山寨建立之時就身居能夠參與決策的元老，但他能顧照顧權力卻不能駕馭權力，所以後來緊密地團結在宋江周圍，不管領導人如何變遷，始終位於山寨的二號人物，直至自己死去，成了梁山中最大的贏家。

而林沖雖然成功陪著晁蓋、吳用發動政變（火併），但只是被人利用的棋子（吳用說：“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他的志向在政變成功之後依然落空，不但晁蓋沒有發展梁山的計劃，就算是宋江和吳用也沒有發展梁山的勢力，一個很重要的例證是梁山在打下祝家莊、曾頭市等地都沒有在當地駐兵，在洗劫了周圍的人民以後，頭領們還是駐紮在梁山上的。

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王倫之死是《水滸》的奇冤！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分析，就連王倫“嫉賢妒能”這一條也很可疑，誠然，他拒絕林沖是因為“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著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

但這只是他對自己決策權的擔心，而所謂嫉賢妒能應該是對比自己強的人進行迫害，王倫並沒有做到這種地步。他試圖收留楊志，為的就是讓兩者彼此挾制，維護自己的權力平衡，這是古今很多君主的共同手段，如果一概用“嫉賢妒能”來論斷，未免過於膚淺了。

王倫之所以不收林沖、不容晁蓋，是因為林沖的刺配和晁蓋的確實犯了王法，分別得罪了當朝的太尉和太師，面對強大的對手和不可度其深淺的所謂“朋友”，王倫的選擇是基於人性最真實的選擇。

並不算強大的梁山，只憑新來的一個或一夥看起來中用的人，與當朝太尉、太師抗衡，顯然是天方夜譚。

何況王倫作為一個山寨的主人，只是想求得一點權力之外的自由，這自由是逃來的，不是爭來的。不理會而不是對抗，這就是王倫的心態。

宋江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也是同一個道理。只不過宋江多利用、多出賣了幾個豪傑，王倫不敢也不忍心而已。

發展無心、突圍無力、自保無助，王倫在江湖中的處境和林沖在官場中的處境驚人的相似。王倫錯，錯就錯在他以一個偏安之才高居在了一個必爭之地，有誰不知道四面環水的梁山泊正是英雄的用武所在。

於是，晁蓋要搶，林沖要殺，王倫和他的水泊梁山只能成為令人垂涎、任人宰割的羔羊。

而且王倫是迷途的羔羊，最終葬在了一個劫人家舍的流氓的刀下——被流氓陷害而最終成了流氓的也是林沖的悲劇。事實上，在梁山上的林沖算不算得英雄還可以商榷，但他沾染了流氓的習性，並由著這習性做了幾件流氓的事則是不爭的事實。

火併王倫這一場戲不過是他流氓習性的一次集中爆發。死賴到山上不走，又用武力篡了人家的位子，這裡一個英雄的標準實在差得太遠。

相比之下，倒顯得王倫更有些英雄氣概。還原到那樣的時代，生逢末世，世道雖然壞了，但還沒有亂。

官吏們橫行不法，但是像林沖娘子一樣善良的百姓還認為這個時代是“清平世界”，所以沒有幾分魄力和決絕良民是不敢主動落草的。

張青和孫二孃只能去開黑店，蕭讓和金大堅只憑一門技術去為人寫字和刻章，他們都稱得上好漢，所以邁出了落草這一步的王倫顯然更有資格稱為“好漢”。

在梁山泊勢力強大之後，主動來投靠梁山的人也不算少，但是真正讀過聖賢書而且有些見地的，恐怕只是寥寥無幾。

而且王倫之所以看起來“胸無大志”，也許只是一時的策略。《易經》說“潛龍勿用”，落草為寇不一定就是不再打紅旗，就是在微弱之時不張揚、不顯露，隱蔽三年，一飛沖天，看起來消極的人未必不是隱忍，未必不能成大事。以王倫落草的堅決和他試圖調和林沖和楊志的手腕，也許他缺的不是志氣，只是運氣、機會與時間而已。

正所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王倫的悲劇，是他喪失了可以做的更好的機會，林沖“去心窩裡只一刀”，可能的未來便永不再來。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